转自：千龙网

将民企纳入国家核心科研力量中，是未来我国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深层逻辑。

两年一度的两院院士增选工作，已于近日启动。

据报道，在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分别发布的2025年院士增选指南中，除了确定两院此次增选名额各增至最多100名，中国工程院更首次为民营企业科技人才新增专项名额，将8个名额主要用于支持民营科技领军企业候选人。

为此，有舆论认为这是一次破冰之举，代表着两院院士增选正在打破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大型国企的“主场”地位，向民企敞开的大门正越开越大。而院士名额向民企倾斜，也意味着科研资源的再分配，是对民营科技发展实实在在的支持。

更有意义的是，此次专项名额或将成为今后的传统，属于院士评选上的又一项制度性破壁，关系到我国整体科技创新的长远发展。

反映人才评价多元化

简单回顾即知，此前两院也并非没有民企院士，但占比极少。

2019年，阿里云科研负责人王坚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成为民营企业出来的第一位两院院士。此后又经历两轮院士增选，但至今民企院士仍只有5人。

此次民企院士专项名额的设立，也是多年来围绕中国院士制度所展开的一系列变革的一部分。与之前引入港澳台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的变革一脉相承，都反映了国家科技观外延的逐渐扩大和对科技创新的重视，各种多元化人才被逐步囊括到国家最高科研评价体系中来。

需要指出的是，本次8个民企院士名额的出现，实际上是基于两院院士增选办法中的一项“特别”机制——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中有特别推荐机制，中国工程院则有增选特别通道，都是用来加强对新兴和交叉学科以及国家急需科研领域进行特别支持。

据全国工商联2024年统计，民营企业贡献了全国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50%以上的研发投入和研发人员。尤其是在近年来大众瞩目的AI、大模型、机器人、半导体、生物医药、新能源等领域，最大的推动力量几乎都来自民企，大量的科技论文也是出自民企。但在上一届两院院士增选中，甚至没有任何民企候选人入选。

这背后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其中有很多硬指标的因素。比如，民企候选人的科研成果往往会受限于商业保密要求，不太容易成为评审所需的论文指标；再如民企一般不具备院士评选推荐资质，甚至如民企科学家在评职称方面也处于弱势等。

在程序上，这些都看似无问题，却是实际上的不公平。在此情况下，如果不通过专门留出名额的形式进行“倾斜”，并对这些硬指标进行调整，新一届院士选举中，说不定民企又会颗粒无收。

科创体系建设在加速

在我国，体制内科研力量虽强，但在全球化竞争中，当科研与市场前沿结合得越来越紧密，民企科研力量的作用正变得不可替代。可以说，将民企纳入国家核心科研力量中，是未来我国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深层逻辑。

以此而言，院士评选的变革只是其中具有象征意义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建立一个广泛的科研-产业-国家三位一体的科技创新体系，打通科研与企业边界，以实现技术成果到社会生产力的更快速转化。

在这方面，德国施行已久的“弗劳恩霍夫模式”可资借鉴。作为德国最大的应用科学研究网络，该协会成员网络横跨产学研，使科研人员得以自由地在学术机构与企业间流动。在德国国家工程院等荣誉体系中，协会成员也占了相当比例，成为科技创新和应用之间的重要桥梁。

如果放在当下国内的院士评选中，这样的协会，实际上可以充当企业科技人员的第二个“娘家”，为他们提供科研水平上的权威背书。

值得强调的是，对一国而言，科研是个宏大而长线的主题，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都举足轻重，都不可偏废。

一个国家的科技强国之路，既要有基础研究的塔尖，也要有应用转化的地基，关键是必须建立一个所有科学家各负其责，都能从中发挥特长并且感受到足够尊重的国家科研体系。

在这个意义上，院士增选为民企专设名额，两院大门越开越大，对我国加速建设科技创新体系，让民营企业在科技创新中挑大梁，无疑是一个值得期待的良好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