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武”号上的水兵

亿载金城

1918年，池仲祐搜罗自清末创建海军以来五六十年的兴废史料，请严复为其作序。在《海军大事记》弁言中，严复回顾了自己在船政的学习岁月，往事历历在目：

回首前尘，塔影山光，时犹呈现于吾梦寐间也。已而移居马江之后学堂。卒业，旋登建威帆船、扬武轮船为实习，北逾辽渤，东环日本，南暨马来、息叻、吕宋，中间又被檄赴台湾之背旂莱、苏澳，咸与绘图以归，最后乃游英之海军大学。

池仲祐是福建闽侯人，光绪甲午举人，后任北洋政府海军部秘书，1912年被任命为总务处副官，后升任上校文官。他是中国近代海军发展史的记录者，学者马幼垣在《靖海澄疆：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新诠》中称其为“研究中国近代海军史的鼻祖”。池仲祐有此赞誉名副其实，他的著述颇丰，无一不与船政、海军有关，包括《西行日记》《甲午战事记》《海军实纪》《海军大事记》《甲申、甲午海战海军阵亡死难群公事略》《清末海军史料》《北洋舰志》等。

想来，这也是严复缘何欣然同意池仲祐的邀请，为《海军大事记》一书撰写弁言。严复夸赞池仲祐史料搜罗翔实可靠，“自吾国始讲海军以来至于今日，举五六十年中得失兴废，粲然如视掌列眉”。

在这些由光阴凝结而成的文字里，严复提及了一桩自己在船政学堂时期的旧事：“中间又被檄赴台湾之背旂莱、苏澳，咸与绘图以归。”何以赴台绘图会让严复如此难以忘怀？

“扬武”号为福州船政局所建造之第七号舰，1872年4月23日下水，12月完工成军，造价25.4万两银圆，是船政局早年所建军舰最为耗工费料、成本最高的一艘，也是中国第一艘巡洋舰（原称“快船”，后被改称为“巡洋舰”）。“扬武”号成军后，经常担任练习舰载运船政后学堂驾驶班之学生在南北洋做训练航行，并远航至新加坡等地。

早年中国海军的制服基本上参考淮军：头缠布巾，身穿号衣，足登布靴。号衣就是在衣服的胸前与后背缝上圆形的白布，上书所在军舰的舰名。譬如照片中“扬武”水兵的号衣就是写“扬武轮船”。“扬武舰”被称作“扬武轮船”，是因为船政初创之时对于商船与军舰的属性混淆不清，都以“轮船”视之，要求所有的军舰都还要有货舱，兼做商业运输之用，结果两样均无法兼顾。事实上，从“扬武”号开始已经不再设有货舱，纯粹以战舰的需求设计了。想来，当年严复在“扬武”号上也是此番打扮。

1874年，台湾发生牡丹社事件，“扬武”号曾随沈葆桢到台湾驻防。中法战争中，“扬武”号在闽江口海战时担任船政水师舰队之旗舰，被法军“No.46”号杆雷艇击中右舷，驶至岸边搁浅并焚毁。中国著名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也曾在“扬武”号上担任炮手。詹天佑早年为容闳带出去的留美幼童生，福州船政学堂八期毕业。留美幼童生有7人参加了中法马江之役，其中薛有福等4人阵亡。

严复等人乘坐“扬武”号在东台湾测绘的地图资料应是近来学者披露的、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台湾全图》。从同时期相关的史料记载中，我们可以打捞更多严复等船政学子在台湾为国效力的历史细节。

沈葆桢赴台时，马尾船政学堂的法国籍教习日意格（Prosper Marie Giquel）也随同前往。日意格提出在安平兴建西式大炮台（即后来的亿载金城）的建议，并聘请了原在马尾造船厂工作的法国工程师帛尔陀（M. Berthault）及鲁富设计炮台，帛尔陀在设计时则参考了巴黎的外围防御工事。该工程从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九月开始动工，直到清光绪二年（1876年）八月才完工。这座炮台在中法战争和乙未年（1895年）刘永福抗倭时，都曾对敌炮击而发挥了其防御外敌的功能。

《台湾府城并安平海口图》大概完成于1875年，上标示“光绪纪元船政学生魏瀚、郑清濂、林庆升、郑城、陈兆翔、林日章”字样。本图与《台湾府城街道全图》是在日意格和另外一位法国军官指导下完成的，图上并以法文标示出台湾府城、新炮台（亿载金城）等字样。

这两幅图在1893年被收录到于雅乐（Camille Imbault-Huart）《台湾岛之历史与地志》中才广为人知。于雅乐是法国外交官、语言学家和东方学家，1876年至1877年在东言学校就读后，进入外交部（1878年），并被派往上海和北京担任学生翻译。于雅乐收录两图是为了配合说明台湾府的街道风貌和港湾地理特征。舆图的准确性从沈葆桢向朝廷的汇报中可见一斑，“台湾城图一分、安平海门图一分，系前学堂艺生按西法量绘者。其形势、道里尺寸，据西人云均无舛误。谨以致电”。

《台湾岛之历史与地志》一直被认为是以台湾为主题的法文作品中内容最完整、翔实的著作之一，内容的构成反映的是当时的法国汉学界对台湾相关知识的好奇与初步整理，所征引的资料除了有几个世纪以来西文书籍中的记载，也包括中国史家的著作、方志以及19世纪中叶以来长居中国的西洋人的研究资料。

严复等人要执行的任务，远比同窗们在府城周遭要辛苦得多。为彻底打消列强对台湾的觊觎，官方需要掌握台湾后山最新的地理信息，严复等人的测绘工作就是为此服务。

在东台湾从事地图的测绘，除了要应对复杂的天气环境，到了陆地之上还要和当地的少数民族打交道。台湾的少数民族在清代被称为“番”，在前山居住与汉人交集频繁的被称为“熟番”，在后山居住少与汉人往来的被称为“生番”。在后续的“开山抚番”的队伍中，基本上都会有专职测绘的洋教习和船政学员。

严复长子严璩在《侯官严先生年谱》中记载了严复如何与“生番”沟通、交流的细节：

是时随同赴台者，尚有海关税务司英人好博逊（Mr.Hobson）。一日，好博逊昼寝，一“生番”突入所居，台东欧人绝少，“生番”见之，顿起好奇之心，欲行凶焉。适为府君所见，急招一通事带一“熟番”至，向“生番”有言，该“生番”始去。好博逊始免于难。

好博逊从1862年进入中国海关，先后在上海、宁波等地任职，在中国海关任职长达半个世纪。好博逊在1873年11月曾和在台传教士马偕到少数民族聚落中探察，应有一定的相处经验，对事情的措置反倒不如初出茅庐的严复。沈葆桢在写给台湾道夏献纶的公牍中对好博逊的印象颇佳，“好博逊人如明白老成，可托其将开煤铁等矿事宜，切实条陈，责成其为我雇洋师购机器”。严复在此时尚属“无名之辈”，不过循着好博逊的线索，我们可以获取更多严复在台的活动场景。

严复在前述弁言中提及的“旂莱”即“奇莱”，为台湾花东纵谷北端，花莲市的古地名；“苏澳”则在今宜兰县东南。随同前往的还有浙江试用同知李彤恩、同知衔候选知县张斯桂。沈葆桢在奏折中描述海路航行的艰辛，“由苏澳至岐莱，港道艰险异常，轮船既不能通，小艇须候风汛。开通陆路，旷日需时。该道以所部一营，驻扎苏澳，兵力甚单，拟就淡、兰添募士勇两营，有事则当勇，无事则开山。山路既开，即可分移岐莱各处垦荒”，事实也确实如此，“船至花莲港勘视，以浪大难泊，折回新城，用舢舨登岸，是日天气晴明，风亦不恶，而浪击沙岸倒卷而去，小舸几为所沈，幸土人拖之上岸，晚驻古庙，传集居人讯供”。最后，此事完美解决，沈葆桢特向朝廷为好博逊等请求赏赐。

主导此次《台湾全图》绘制的是张斯桂、刘步蟾二人，严复作为船政学堂艺生配合。为配合“开山抚番”，除《台湾全图》之外，他们还绘制了《台湾风俗图》作为《台湾全图》的附图，堪称地理、人文信息兼备，严复也应见证了此图的制作过程，参与到绘制中也不无可能。张斯桂讲求西方实用之学，在1871年被沈葆桢聘为幕僚；刘步蟾，福建侯官人，1867年考入船政学堂后学堂。两人均随沈葆桢赴台处理日本侵台之事。

《台湾全图》采用俯瞰视角，将台湾全岛纳入绘制范围，特别是绘制出了为回应日本人侵略新设立的恒春县，在图上特地标示为“新设恒春县”；有罗经定向，上东下西，呈现台湾全貌。在绘制方法上中西结合，比如山脉采用传统山水画笔法，色调上注重写实，图中的海岸、浅滩则与现代地图相似，并且使用了经纬度、比例尺，说明该图是在使用西方测绘学实测的基础上绘制的。

有学者评价，《台湾全图》是目前已知最早的中国人以近代测绘科学方法绘制的台湾地图，其真实性、全面性、精确性大大超越了以往。这也说明，船政学堂已经具备足够的测绘能力。作为船政学堂艺生的严复则参与并见证了这段历史。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台湾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