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天津日报

　　一年四季皆有花开，而春天最为繁密，所谓“春暖花开”是也。楼下的杏花、桃花、梨花次第绽放，煊煊赫赫，妖妖娆娆。这些花开在树上，气势先就占了上风，人来人往，都仰着脸看。灌木丛中有两株牡丹，却等别的花谢了，兀然盛开。紫色的花朵大如手掌，姹紫可说是“诧紫”了，行人路过莫不诧异，咦？这里咋还有恁好看的牡丹！于是，脚步缓下来，眼神蜜蜂似的在花朵上盘桓。与树花相较，牡丹开在低处，却以大、奇、艳胜。人会扬长避短，花也是。人们仰视树上的花，俯视灌木的花，俯视的同时却也哈下了腰。

　　多年前我去洛阳旅游，正遇上牡丹花开时节，顺便就去了牡丹园游览。不过，那时对花漫不经心，一个男人流连花丛总觉有些矫情，因而，走马观花，匆匆一瞥，留下的印象犹如海滩上的沙塔，被岁月之水冲刷得稀里哗啦。近闻邢台柏乡的汉牡丹已到花期，心念一动，遂和妻子驱车前往。进入园中，只见春色满园、花团锦簇，竟有“似曾相识燕归来”之感，“歘”的一下，洛阳牡丹的景象在脑海里复活，两景叠印一处，时光无缝对接。

　　春天的绿是新绿，水灵灵的娇嫩，流溢着勃郁的生命气息。绿树环绕着畦畦牡丹，仿佛一个个穿军衣的哨兵。朵朵牡丹花在青枝绿叶丛中怒放，在春风里妩媚嫣然，用“姹紫嫣红”形容远不够，还有白的、黄的、绿的、粉的等，真可谓五彩缤纷，绚烂之极。据说，汉牡丹园有九大色系，光红色就有火炼金丹、红霞映日、藏枝红、满江红、卷叶红、曹州红等多种。牡丹花朵硕大丰腴，花瓣层层叠叠稠密，色彩绮丽烂漫，仪态万方，雍容华贵。这天并非双休日，却游人如潮，往来不绝，除了观赏拍照，还有不少人在做直播。

　　柏乡牡丹不如洛阳、菏泽名气大，但“汉牡丹”的标识凸显了它的与众不同。这里有个来历：相传王莽新朝末年，天下大乱，义军蜂起。刘秀在河北被王郎追杀，四处奔逃。一日来到北郝村弥陀寺，只见残垣断壁，竟无处藏身，此时数株牡丹开得正好，与周遭荒芜颓败格格不入，兀自娇艳。刘秀情急之下钻入花丛，牡丹枝叶舒展将其掩盖得密密实实。刘秀逃过一劫，感念牡丹救命之恩，题诗曰：“小王避乱过荒庄，井庙俱无甚凄凉。惟有牡丹花数株，忠心不改向君王。”由此“汉牡丹”得名。对此，民国版《柏乡县志》谓：“此说虽不可深信，然足证其年代久远，况至今犹盛乎？每年谷雨节前后，其花盛开约千余朵，枝粗如椽，花大如盘，颜色不同，有红有白，形状各异，有单有双，浓香四散，数里外犹觉香气袭人。”

　　汉牡丹园专建了一个小院，将七株汉牡丹和五墩芍药用木栏围起来，并加了顶盖。其中有两株牡丹花开正盛，丰盈的花朵密密匝匝，几乎将绿叶覆盖，而那些芍药尚在沉睡，含苞待放。传说牡丹和芍药为一对仙女仙子所幻，故相依相伴，次第开花。有学者研究核检，此处牡丹单朵花复瓣竟达125瓣，委实令人惊叹。而且汉牡丹同株异花，异地不活。据说，当年侵华日军曾企图将其移栽日本，百般侍弄，但均告失败，无不枯亡，人们因此称赞牡丹宁死不屈，有民族气节，在大家心中更是被罩上了神灵的光环。汉牡丹所在之处，曾经是一小学院内，但没有一个孩子攀折损毁，大家视之为神花，都怀有敬畏之心。

　　牡丹之名，大医李时珍这样解释：虽结籽而根上生苗，可无性繁殖，故谓“牡”，其花红故谓“丹”。最初它的名字却叫“鹿韭”“鼠姑”，是不是挺难听的？它原生于深山幽谷间，鲜为人知，以药名载于《神农本草经》，因与芍药相似，故又称为木芍药，俗呼牡丹，老百姓常视作荆棘刨回家当柴火。南朝宋时，谢灵运在文集中言永嘉一带水际竹间多牡丹，北齐的杨子华画牡丹也极佳，牡丹开始慢慢进入人们的视野。牡丹从山野之花摇身一变为国色天香、花中之王，据说是因幸遇了贵人武则天。某日，武则天回山西老家省亲，游览一家寺庙，在众香精舍外的草地上，发现有花奇异，芳香扑鼻，惊问上苑怎么没有这花啊？遂命令移栽至皇家园林。也难怪，唐人段成式说他翻阅隋代《种植法》七十卷，花药中都没有牡丹的名字。还有一个故事也与武则天有关：武则天冬月游后花园，见百花凋零，一派肃杀，心中烦闷，下旨次日百花都必须开喽。次日她再游后花园，果然，百花盛开，争奇斗艳，却唯有牡丹不肯违逆时令曲意逢迎，武则天大怒，遂贬牡丹于洛阳。然牡丹非但没有因此湮灭不彰，反而因不畏权贵、劲骨刚心愈加声名大盛。这故事自然属于民间演绎，不过，花与人一样，貌美只是皮相，须得有内在的气质和风骨才算真正的美。

　　到了唐玄宗时期，牡丹之盛臻于顶峰。据《松窗杂录》载，一日，唐玄宗在花园赏牡丹，问侍臣，谁的牡丹诗写得好？侍臣回答，是李正封，有佳句“国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唐玄宗笑着对身边的妃子说，你去梳妆台前喝一杯紫金盏酒，和李正封的诗就对应上了。由此牡丹就有了“国色天香”的美誉。《松窗杂录》又载，一日，宫中沉香亭前牡丹开得正妍，唐玄宗携杨贵妃月夜游赏，下诏特选来一众最棒的梨园弟子听命，歌手李龟年手捧檀板，准备随乐一展歌喉。唐玄宗说，赏名花，对妃子，焉能用旧乐旧词呢？遂宣旨召来翰林李白，李白的酒劲儿还没全醒，《清平调》三首援笔立就，有名句迭出：“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沉香亭前的牡丹果然非同一般，一枝上开两朵花，朝则深红，午则深碧，暮则深黄，夜则粉白，昼夜之内，香艳各异。

　　唐玄宗缔造了 “开元盛世”，牡丹的雍容华贵与盛唐的富庶繁荣有一种内在的契合，加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牡丹走红势成必然。诗人骚客吟咏牡丹的作品也就如雨后春笋遍地冒尖了，王维、白居易、温庭筠、李商隐等人皆有诗作，其中最有名的当数刘禹锡的《赏牡丹》：“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唐人对牡丹的喜爱甚至到了病态的程度，白居易《买花》诗中云：“家家习为俗，人人迷不悟。”一丛深色的牡丹花，价钱大约相当于十户中等人家一年的税赋。所以有老农偶至花市，只能望花摇头兴叹了。《独异志》载，唐宰相裴度酷爱牡丹，晚年因疾退隐，在永乐里休养，暮春之日抱病游南园，牡丹却未开，他深感遗憾，叹息道，我不见花而死，可悲啊，怅然而返。次日一早，有人报告，园中有一丛牡丹花开了，裴度赶来赏花，三日后薨逝。真可谓牡丹花下死，死而无憾了。

　　至宋，牡丹依然是人们的心头好。李格非在《洛阳名园记》中说，洛阳的花种类甚多，其他花皆称某某花，只单以“花”称牡丹，且凡花园没有不种牡丹的。许多文人喜欢牡丹，如苏轼、范成大、陆游等，尤以欧阳修为甚。欧阳修作《洛阳牡丹记》，被称为我国最早的牡丹专著，记述了牡丹的花品、种类、风俗及栽培技术等。从中可知宋代牡丹的两大极品——姚黄魏紫，被称作花王花后。春天里，洛阳城的人无论贫富贵贱头上大都会插牡丹花，连街上挑担的汉子亦如此。苏轼也曾头插牡丹，熙宁五年（1072），他在杭州吉祥寺赏牡丹，写下了这样的诗句：“人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醉归扶路人应笑，十里珠帘半上钩。”其实这年苏轼还不到四十岁，并不老，他是自嘲且有些难为情了。

　　正所谓“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即便牡丹享有花王之尊，也不可能独霸天下。我在一本书中看到，有人统计，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出现的花木次数，梅高居第一，而牡丹只列第七。中国文化史也可谓一部花史，不同的文人各有所好，如屈原佩兰、陶潜采菊、崔护喜桃、周敦颐爱莲、林逋梅妻、郑燮嗜竹等，使文苑变成了五彩斑斓的花园，并每每赋予其独特的精神内涵。不光是文人，普通人谁不爱花，尤其是不少女人，见了花走不动道，一脸痴迷状。其实，人们赏花从来不单纯是因为花美——色彩绚丽、姿态妖娆和气味芳香，而是潜意识中将其对象化、人格化了，在观赏的同时融入了自己的心理与情感，花是人，人是花，二而一了。

　　从汉牡丹园出来，时值正午，仍有车辆与人流儿鱼贯而入。我不禁想起那个独爱莲的周敦颐所说的“牡丹之爱，宜乎众矣”，果真如此啊。大众喜爱牡丹，是因“牡丹，花之富贵者也”，其艳冠群芳的雍容气度、浓烈馥郁的富贵气象，正暗合了太平盛世民众普遍性的精神寄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