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北京日报客户端

“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这是《史记》记载的“缇萦上书”的开篇。

父亲做官时，“齐中皆称其廉平”，然而，“今坐法当刑”。这十二个字，家与国，情与法，全都点出来了；姿态又够低，铺垫做得足，既是真情流露、一片赤诚，又小心翼翼，力求以情动人。

虽然父坐法当刑，有无冤屈，只在“廉平”处埋伏笔，不再争执，而是退一步，“妾切痛死者不可复生而刑者不可复续，虽欲改过自新，其道莫由，终不可得”。这是全然避开罪之有无的问题，只从承受能力上，讨论刑之轻重，且讨论的不仅是一己、一时的承受，还引申到寻求“改过自新”的机会。

只是这样表明态度，担心还不够，为了表足诚意，上书者必须付出更多。无罪的缇萦，在表露了她的情感、见识后，接下来又表明了她的决心：“妾愿没入为官婢，赎父刑罪，使得自新。”即便罪囚曾经为官“廉平”，如今年迈还将受刑值得同情，但天子与法官也许会想：“那又如何？”“与我何干？”“改过自新”的态度虽正，却也可能引出“照规矩办”的后果。而当一个既服从权威、理解国法，又心疼父亲、为救父不惜代价的小姑娘提出甘愿以身赎父时，上位者也许才会略感惊讶，稍稍动容。别小瞧了这一点垂怜，遇上合适的时机，天子过问的一点小事，落到这一家头上就是宝贵的生机。

缇萦上书，约六十字，纸短情长，言简意深，这背后是怎样的功力？她这样小的年纪，又从何处得来这样的功力？具体而言，既然是上书，这六十个字，需要工工整整写出来，她总得识字吧，是谁给她启蒙？能写出这样一份郑重、重要的文稿，她是怎么开的窍？又怎么改成？写与改，还都不是在悠闲的闺房里，而是在她随父至长安一路跋涉的途中。

关于缇萦上书的构思和写作方式，包含几种可能：第一种是缇萦自己构思自己写，第二种是别人构思缇萦写，第三种是别人构思别人写。从技术上讲，最有难度的应该是第一种，但最难得的也正是这一种。支持缇萦亲自构思和撰稿的证据，虽然没有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但缇萦所上之书，至少得是她亲笔抄写、不假手于他人的。也就是第一种方案完美，第二种方案保底。而由此也可推断缇萦识字。

王子今教授《秦汉文化风景》一书中有一篇《汉代社会识字率推想》也提到了缇萦：“缇萦在长安上书，请别人代书的可能性不大。女子上书，更早有战国时期的史例。”文中还列举了皇室亲族女子、富贵人家女子等，虽都不算是寻常女子，但她们的情况有助于推测当时社会识字者的占比。

对缇萦这个特例，王老师还在《汉代的女童教育》一文中继续分析。缇萦故事构成中国古代刑法史中的重要情节。我们在这里更为注意的，是“少女缇萦”能够“上书”帝王，并且言语得体、文辞感人的事实。如果缇萦完全没有文化，就不会实现“忧心摧折裂，晨风扬激声”的感染力，也不会使汉文帝“恻然感至情”，自然也就不会有废除肉刑的法令……故事不仅体现汉文帝的行政风格，也告知我们汉初女童的文字能力。

至于她上书的内容究竟是否为亲笔写成，王教授是这么论证的。首先，他认为“当然不能完全排除他人代缇萦拟写上书内容的可能”，但他举西汉末年吏民中因王莽不受新野田而前后有487572人上书为例，推断这么多人中应当有相当数量的人是普通百姓，说明“普通百姓上书似乎是汉代政治生活中常见的情形”，也就是说缇萦亲自拟写上书内容并非不可能；其次，他从上书一事“庄重严肃”，出错可能受罚的角度，强调上书者对此事极度重视，并推断缇萦“请人代书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她有能力独立书写，因而有必要亲力亲为。

诚然，小女子上书，成熟老练未必是关键，关键在于一颗能打动人的赤子之心。缇萦所上之书，完成大于完美，实在不必讲究什么遒劲书法，也不必追求什么华丽辞藻——以情动人，胜在挚诚，过于老成周到反倒有画蛇添足之嫌。因此这三种可能性，其实是在求真与求稳之间不断切换重点，不好说孰优孰劣，只能说各有千秋。

既然当时君臣和后世史家都不怀疑缇萦是救父的主力，那么不论过程和细节，有一点是完全可以确信的：说“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怕是全不在理，因为女子临危能“逆袭”，有才乃是大德。

【节选自《木兰无名，缇萦无踪：法律史视野下的女性悲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4年11月】

（作者为沈阳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 张田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