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惊涛

《风景与画境》伍立杨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这句话蕴含着中国古代哲学中“天人合一”的深邃思想，它不仅细腻阐述了智者与仁者的性格特质，以及其人格美与自然美的对应关联，更重要的是，揭示了文人士大夫与自然那种若即若离的微妙关系，以及借山水自比道德修为的千古情怀。简言之，但凡以文艺修行为志向者，无不对山水满怀热爱。

　　伍立杨身兼作家与画家双重身份，山水于他的文艺生命而言，重要性不言而喻。从深受古典文学的熏陶，到沉浸于山水翰墨之中，再到如今文学与绘画齐头并进的创作格局，他所取得的成就，离不开万水千山的滋养，这正应了那句奇缘天定的话语。

　　伍立杨出生于蜀地最南端，此地山峦连绵起伏，河流纵横交错。这般壮丽的山水景观为伍立杨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提供了丰富的地理启蒙，也深刻地影响了他的性格。在这里伍立杨领略了螺髻山和牦牛山的壮美风光，更在金沙江和安宁河的悠悠流淌中，深切体悟到水性与地域文化的紧密联系。而山水之间高达三千米的落差，让他初次在时空维度上意识到人类的渺小，进而萌生出通过文艺作品超越这种渺小感、探索人类存在意义的哲学思考。

　　十七岁，伍立杨成为中山大学中文系的高才生。与故乡雄浑壮阔的山水意象不同，南粤的山水显得绮丽婉约。在广州城区极目远眺，宁静的珠江与秀丽的白云山显然比会理的山水更显亲和，然而，这种亲近并未让他感到欣喜，反而令他心生失落。而故乡的山水，不仅没有在他的记忆中淡化，反而在这种比较中愈发鲜明，为日后的绘画创作埋下了伏笔。

　　其后，北京的生活经历则为伍立杨填补了对北方山水认知的空白。在北京工作的十多年间，伍立杨频繁登上西山。西山在气象上与南粤的白云山截然不同，“壮丽”与“秀丽”形成鲜明对比。那苍茫劲直的山水景观必定也深深震撼了这位一心向文的作家的心灵。

　　那段时间，伍立杨的足迹遍布各地。他曾穿越巫峡，往返于滇康之间，也曾在江南短暂停留，还涉足岭外之地。这些旅程不仅开阔了他的视野，更让他不断修正心中对山水的印象。最终，为了追寻心中那片宁静的山水，世纪之交，伍立杨追随东坡先生的足迹，在海南安家。大约在这个时期，起源于王维山水画的独特意趣在伍立杨心中逐渐形成，同时，受到钱锺书先生《中国诗与中国画》观念的熏陶，伍立杨综合南北风格的山水画理想也一并确立。

　　此时的伍立杨，实际上已凭借文史兼通的写作在文坛声名远扬。了解到这一事实，我们便能对他早期山水画“综调南北”的理想由衷赞赏。钱锺书先生曾提到，“拘泥着地图、郡县志，太死心眼儿了”。伍立杨既接受过严谨的学术训练，又见识过丰富多样的山水意象，尽管带着会理的乡音，却已积累了足够综合南北风格的资源。因此，他绝不愿被人认为“太死心眼儿”，而是要在地理空间、文艺创作，尤其是山水意境的构建上，融合南北、综合调遣。

　　这种文艺审美的自觉无疑依赖于他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由此可见，诗词和文史修养在书画创作中并非可有可无，而是构成作品气韵的关键要素，其重要性超越了技法本身。倘若将诗词和文史修养从山水画中抽离，作品气质的匮乏将显而易见。在伍立杨的画作中，禅意这一高深的哲理与世俗生活中的烟火气息达到了高度统一。与其说他从唐诗宋词中寻得了绘画创作的灵感，不如说是这些文化的滋养与积淀激发了他借山水画综合南北风格的雄心。在他的作品中，既能看到岭南画派的影响，也能感受到新安画派的神韵，更能察觉到巴蜀画派对他创作的熏陶。

　　然而，若说伍立杨的山水画刻意仿古，却也并不完全准确。观赏《滇康小景》《金沙小景》《江村小景》《川江小景》等以“小景”立意的作品，我们不难发现其中充满了当代趣味。以《青山风暖》为例，其画风古雅，可画面所传达的意境与情感却极具当代特色。山水树木、屋宇舟船，无一不是他在旅途中所见即景的艺术转化。再看题跋，很少采用五言七言诗句，多以符合当代审美的四字题旨，甚至有些画作没有题跋，让人感觉仿佛是一次生动的写生。此外，伍立杨的山水画中鲜见人物身影，空山、空屋、空舟是常见的意象。即便在《深山访友》这样本应突出人物的画作中，人物也隐匿不见。这种处理方式排除了作为画家的“我”以及想象中的古人，从而使观者的“我”产生强烈的代入感，以此实现作品融合古今的目的。

　　2016年，伍立杨告别海南，重返蜀地。对他而言，青城山与岷江那默默润泽蜀地的山水意象，既熟悉又陌生。虽然现在说年老还为时尚早，但前六十年积累的山水缘分在成都得以充分展现，他晚年的山水创作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着实令人期待。

　　明代董其昌曾说：“画家以天地为师，其次以山川为师，其次以古人为师。故有‘不读万卷书，不行万里路，不为画’之语。”伍立杨深刻理解这句话的内涵，并将其郑重抄录于画室，作为自我警醒。他深知，在读书万卷、行万里路之后，他需要在天地与古人之间，与心中构思的山水再结一段将生命与艺术完美融合的奇妙缘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