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布提·马纳梅拉，翻译/鲸生】

在南非国家政府学院近期举办的研讨会上，来自中国的顶尖政治思想家、意识形态框架构建者之一的张维为教授，发表了一场既有启发性又充满思想冲击力的演讲。这场演讲既不是为了开出政策处方，也不是提供发展蓝图，而是一份关于挑战自我的宣言：呼吁我们停止“外包”对发展问题的想象力，超越现成的范式，并严肃地面对困扰全球南方国家（包括南非）的治理危机。

张教授阐释了他定义的“中国模式”核心特征，这包括：

一个注重实现发展的国家体制，避免陷入派系政治的短期循环；

一个超越局部利益，作为体现国家团结的整体性力量的执政党；

一个强调业绩与才能，而非选举作秀的领导选拔制度；

一种追求实际绩效而非形式表演的民主形态；

以及最重要的，一种立足于改善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治理路线。

他特别提醒我们：中国取得的成就既不靠口号宣传，也不靠简单模仿，而是源于四大要素——政策连贯性、规划体系、国家纪律，以及建立一个有能力让数亿人摆脱贫困的国家的坚定承诺。但最关键的是，张教授告诫道：“请勿照搬我国模式，要走出你们自己的道路。”

张维为教授为南非政府高级官员作专题报告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

这种谦逊的姿态不仅打消了听众的疑虑，更是发人深省。在危机时刻，人们往往本能地寻求一套现成方案，试图移植他国看似成功的经验，却奢望其在本国奏效。

但更深层的启示在于：主权无法通过模仿来构建，必须根植于本国的历史脉络、现实语境以及人民的生活经验。

正如张教授所介绍，一个拥有强大能力的国家并非是对所谓威权主义的夸张式描述。它指的是一个具有规划能力、前瞻性的适应能力与一致性的执行机制的国家。这是一个不被民粹主义周期、大企业利益或国际压力所挟持，以长远的发展眼光为指导的国家。中国通过五年规划与十年规划等政治文化、数字基础设施的铺开建设以及有针对性的消除贫困运动所取得的成就，并不仅仅是依靠来自市场的力量。它源于一个清醒的决定，把治理作为实现国家发展与提升的战略性工具。

对于我们南非人来说，这应该是十分熟悉的事情，至少在理论上如此。在南非的民主化进程中，我们也曾有过理解长期规划的价值的时刻，《国家发展计划》就是一个例子。但挑战永远出在执行层面。太多时候，我们的规划因为机构层面的不稳定、政策的不一致或腐蚀性的内斗而付诸东流。如果我们要实质性地向前迈进，就必须先问自己：我们是否是一个能够坚守立场、承受冲击并以持续且合乎道德的方式落实优先发展目标的国家？

张教授的思考也引导我们探究国家绩效背后的政治哲学。他将中国描述为“文明型国家”，强调其根植于绵延千年的文化传承、治理体系和哲学思想的统一性。在南非，我们很少使用这类表述，但或许我们应该改变。因为曼德拉、姆贝基、坦博、西苏鲁等领袖的遗产，如同乌班图（Ubuntu）的精神传统、关于抗争的历史记忆与宪政诉求，都不仅仅是一个政治符号。它们共同构成了一项深层事业：基于本土的历史，建设有能力、有担当、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与中国相似，我们的国家也是从抗争中诞生；与中国相似，我们也试图改造一个分裂的社会。但不同之处在于：我们往往低估了制度的纵深建设、干部培养体系和意识形态明晰化的重要性。

南非前总统、反种族隔离运动领袖曼德拉

张教授对西方自由民主模式——特别是其过度依赖仪式化选举——的批评同样具有现实意义。在包括南非在内的许多全球南方国家，我们拥有自由与公正的选举、强大的媒体与宪法保障的权利。但依然面临困境：政策执行失效、经济排斥加剧、社会分裂深化。张教授将前者称为“程序民主”，并呼吁我们转而思考“实质民主”，即以民众生活改善的程度、儿童能否获得温饱与教育、家家户户是否享有电力与希望等具体指标作为合法性的衡量标准。

这是一个我们必须直面的尖锐问题：当民主被简化为五年一次的投票行为时，完全可能与贫困、不公、绝望长期并存。除非我们将民主重新定义为政治参与、追求正义与尊严，否则其公信力将持续流失——尤其是在南非的年轻人心目中。

在此背景下，张教授提出的“绩效合法性”概念——即政府通过施政实效获得权威——提供了有价值的思维挑战。我们无需在民主价值与有能力的国家间二选一，但必须意识到：政治合法性不能仅凭民族解放斗争的历史来维系。它需要通过三个维度持续更新：实际行动、政策兑现以及社会契约的重建。

张教授提出的模式核心在于优先强调民生。从教育、医疗到社会保障与基础设施，国家存在的根本目的是服务人民。这不仅仅是一种技术官僚的主张——更是一个道德命题。如果一个政府无法保障儿童获得温饱、接受教育与追求梦想，其合法性将沦为空洞的说辞。

在南非，我们需要拿出抗击疫情的紧迫感来应对贫困问题，而非提供竞选式的空洞承诺。我们必须恢复公共教育的公信力、加大对基础服务的投入、重构国家机器的职能——使其从“守门人”转变成“赋能者”。

张教授还论及全球治理的维度：在一个多极化加速形成的世界里，旧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已无法反映当今的经济与政治现实。贸易战、债务危机、数字殖民——这些议题早已突破地域限制，成为系统性挑战。全球南方国家若要捍卫自身利益，必须形成统一阵营集体行动，而非各自为战。

南非目前担任二十国集团（G20）轮值主席国，这正是引领该阵营的契机——不仅要发出我们的声音，更要推动建立以团结、平等、可持续为核心的新型全球经济发展框架。具体路径包括：探索去美元化替代方案、倡导公平的数字转型、深化新兴经济体合作——其目的并非攫取资源，而是追求共同发展。

与张教授的对话成果，既非教条也非僵化理论，而是激发我们做出不一样的思考——并采取更具紧迫感和目标性的行动。我们面临的选择并非是要变得“中国化”或是维系西方的模式，而是在于：是否继续依靠碎片化的制度与舶来框架在危机中蹒跚，还是启动建设具有南非特色的国家体制，既能汲取全球智慧，又深深根植于本土，这项工作尽管艰难，却是必要的。

这个国家体制必须具备四大特质：道德高尚、能力卓越、包容各方、毫不妥协地支持穷人。它需要优先强调长远规划、应对一个陷入多重危机的世界，通过兑现承诺来更新民主的意义。所有的努力必须始终体现南非的价值体系、历史经验与发展愿景。

张教授给我们带来的启示不在于彰显中国的伟大，而是证明：当一个民族决心亲手创造（而非被动继承）未来时，将迸发何等的能量。此时此刻聆听这番提醒，可谓恰逢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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