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中国妇女报

　　■ 杉树

　　母亲到底去了哪里呢？

　　此时此刻，还是没有来由的、无法遏制地想起母亲，一如她还在村庄的院落。院前的梧桐树树冠繁盛、叶片硕大，遮挡了日头、细碎了月光，房檐的椽头瓦当里新住了几只麻雀，连同穿堂而过的黑色燕子，叽叽喳喳。那时，粮仓的粮食都是码放得层层叠叠，麻包、化肥袋子总是鼓鼓囊囊装满了麦子、苞谷、黄豆、没压油的菜籽儿，或许还有地里摘回的绿菜、新蒸的馒头吧。那时的母亲，总有使不完的气力，忙不完的活计。灶火的麦草卷起烟雾，铁锅的热气便升腾起来了。

　　母亲离开已经快七年了，如果她还在世，该有66岁了。一想起母亲，我脑海里的思绪总是飘回到她40岁的光景，似乎母亲总是和泥土、和麦草、和村落、和炊烟联系在一起，似乎自己还在尘土飘浮的小路上奔跑，在村落和学校之间的庄稼地里玩耍。我是在怀念童年吗？

　　母亲去世的时候，我们家的粮仓早已空瘪，几袋陈年的粮食缩在角落，箩筐、簸箕之类的农具竹条老朽、破落出好些大大小小的伤疤来，就连粮仓底的红砖也松动了，洋灰面坚持了十多年后开裂成若干块，竹席铺设的顶儿开始谢了，竟然有几株狗尾巴草、茅草生长得欢实，眼看要塌了一样。那时，土地上的麦子、苞谷已成了稀缺之物，成片成片的苹果树和梨树统治了土地，这粮仓没有了用武之地，能不衰落吗？

　　后来，我总是固执地认为，这些都是母亲离世前的征兆，只是我当时并无察觉。但纵然察觉，又能奈何？

　　灶台和柴火也在那个时候退出了乡村生活，蜂窝煤的炉子甚至煤气灶进入了近乎空旷的灶房。那条穿越村庄的公路，当年我只知道它叫西兰公路，从西安通向兰州。多年之后，我知道那条路叫312国道，从上海连到霍尔果斯，上海我是去过的，霍尔果斯也曾遥远张望。

　　在村庄开始栽种苹果树的时候，村庄的年轻人一拨又一拨离开了，去了省城或是更加遥远的南方，上学的不再回来了，就是回来也换了另外的装束，做工的更像是风筝，仅在过年过节时才偶尔归家。越来越多厚重的行囊，走向遥不可及的远方。

　　母亲当然也给责任田里换上了苹果树，株距2米，行距3米，一行与另外一行岔开位置， 为的是通风日照，先是秦冠、红星，最后又嫁接或是更换为红富士，还有雪花梨树。母亲一直和村子里的乡亲们一样，小心侍弄着土地。当果树的枝叶密密匝匝连在一起，园子里没有一丝一缕的野风，母亲为苹果掐尖、疏花、疏果、施肥、上药、除草、驱虫、支架、采摘、修剪、拾掇，原本潇洒的身子慢慢佝偻，直到隐没在果园深处。

　　果树的丰产增收依然没有挡住年轻人的出走，村庄也与我童年的样子不同了。有了电灯， 那些在月光下的小曲儿、老故事和耍把戏慢慢没了踪影；有了电视，那些东头磨盘旁村口槐树下的胡谝闲传没了声响；有了风扇，那些艾草的烟雾草席的冰凉、树杈上细碎的月光和扑闪的星斗也遽然消逝……

　　母亲一直固守着乡村，直到人生的最后时刻，她依然躺在老家的炕上，在那个午后充沛的阳光中。她说原本可以随父亲去襄樊深山密林的军工厂，但终究舍不得关中道上的平坦和滋润，纵然城里有了房子，街道安了新家，她还是在1985年落成的老屋里走到了生命的尽头。那时， 家里早不养猪、不养鸡了，房前屋后的梧桐树已经换过一茬，屋前那棵三丈之高的香椿树莫名死了，新换的柿子树只有浓绿的叶片，还没有结出火红的柿子。院里的月季花刺儿不多，花开严实，朵朵相连、红得惹人，更加映衬出粮仓的落寞。如今想来，乡村的所有变化，似乎都是为了母亲去另外一个世界所做的漫长准备。

　　我是母亲最疼爱的小儿子，我也来源于那里的村落和土地。当我过了30岁，在城里结结实实生活了15年后，突然有一天没来由地欢喜吃一碗长面时，我终于明白，有的东西可以隐藏，却不可能遗忘。当母亲孕育我的时候，泥土的颜色就是我的肤色，田野上肆无忌惮的风或许是我懵懂遐想的开始，还有那沉淀在生命深处的麦草香味，也始终挥之不去。

　　无论我去过多少城市，村落的情感从来不会被抹去，只会随着记忆碎片的日渐模糊缺失而使得某种神秘而神圣的信仰逐步建立起来，这是一种难以言说的精神历程。我既不喜欢我如今生活的城市，似乎也回不到已与自己印象迥异的乡村。可是，我的内心如此清晰地告诉我：总有一天，我会回到母亲拉着我的手走过无边田野的那个时刻，回到开满灿烂迎春花和冒发野草的春天的泥土里……

　　或许，我只是太想念母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