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孔海丽 北京报道

六年试错，技术理想主义正在试图寻回现实土壤。

北京时间5月8日，OpenAI宣布重大人事调整，话事人塞姆·奥特曼（Sam·Altman）将应用业务的CEO权杖转交给菲吉·西莫（Fidji Simo），他自己则把更多精力投入到研究、算力和安全等核心技术领域。

就在2天之前，OpenAI摇摆许久的公司架构，也终于明朗化，终止之前转向营利性公司的计划，而是引入PBC（公益公司）控制模式，仍由非营利实体掌控核心治理权。

在经历商业化与理想主义的激烈博弈后，这家以“确保AGI造福全人类”为使命的明星AI公司，似乎找到了新的平衡点，愿景得以与商业化并存，回归创业初心。

非营利初心重新觉醒

根据声明，OpenAI原本为应对资金黑洞而设立的营利性有限责任公司（LLC）将转变成PBC，PBC由非营利组织控制，即形成“非营利组织-PBC”的架构，非营利组织保留绝对控制权。

在OpenAI之前，Anthropic、X.ai等其他明星AI公司以及Patagonia等许多目标驱动型公司已经采纳了PBC架构。OpenAI认为，这对他们也很有意义，既避免了完全商业化带来的伦理风险，也能够通过PBC架构兼容股东利益与公共价值。

更长远来看，新架构也可以化解长期困扰OpenAI的三大矛盾。

一是控制权与融资需求的矛盾，新架构下，可以通过PBC发行普通股吸引主权基金、养老基金等长期资本，缓解AGI研发资金短缺的问题。OpenAI提到，非营利组织作为控股股东，其金额由独立财务顾问支持，也将保证AI投入社区，确保AI惠及所有人而不仅仅是少数人。

二是商业化与开源承诺的冲突。当商业化不再是唯一的目标，开源就会变得顺畅，比如保留核心安全模块闭源以控制技术风险，但开放部分模型代码，部分兑现早期开源承诺。

三是资本回报与社会责任的制衡。微软等投资者仍可通过PBC获得收益，但OpenAI本身的利润分配会更重视对非营利性公益事务的支持。

这样的架构，让OpenAI的非营利性基因得到了制度性回归。

2015年，当OpenAI以非营利组织的身份诞生时，创始团队在宣言中写下：“通用人工智能（AGI）必须属于全人类。”这一理想主义的初心，却在随后的技术军备竞赛中遭遇现实重击。

2019年，面对每年数亿美元的研发黑洞，OpenAI不得不探索“有限营利”公司形式，并在商业化道路上狂飙。相继推出的ChatGPT系列大模型，在很长的时间里独领AI风骚。

商业化的成功让OpenAI成为全球估值最高的AI公司，却也让它陷入舆论漩涡——闭源策略、高额API收费、与微软的利益绑定，被批评者贴上“资本傀儡”的标签。

但AI研发需要实打实的海量资金，即便面对批评，OpenAI依然在积极探索营利性结构。2024年，奥特曼曾在公开访谈中承认，公司正在推动向营利性组织架构的转变，以解决资金饥渴。

最新一轮融资信息显示，OpenAI接受由软银集团领投的400亿美元，估值翻至3000亿美元，但前提是，OpenAI需要在年底前完成营利性转型。

如今OpenAI宣布放弃营利化架构，也顺带解决了与软银的投资约定隐患。奥特曼在电话会议上表示，OpenAI正在推进的转型计划不会使软银减少投资。

​​在商业化的试错中，OpenAI找到了养活理想的现实路径​​。此时的它，年化收益已突破16亿美元，微软等投资者可以享受经济收益，但不掌握公司走向。

用一位硅谷分析师的话说，OpenAI终于跟上其他AI公司的脚步，摸索到了理想与商业化的平衡。

技术极客的“自我解放”

架构调整之余，OpenAI再次抛出一枚重磅消息，Meta前高管菲吉·西莫（Fidji Simo）出任应用业务CEO，负责商业化运营，向奥特曼汇报，后者则“退居”技术一线。

这一分工也与OpenAI的初心一脉相承，奥特曼的“技术回归”直指OpenAI的核心矛盾。

过去三年，这位CEO不得不在各种具体事务之间疲于奔命，每一场重磅新品发布都出来站台。2023年的“罢免风波”，曾把管理层之间的分裂摆到台面上来，部分董事会成员担忧，商业化正在稀释OpenAI的技术信仰。

如今，随着菲吉·西莫接过商业化的任务，奥特曼得以将90%的精力投向研究、算力和安全等核心技术领域。

奥特曼强调：“随着我们逐步迈向超级智能，这些领域至关重要。”

但硬币的另一面，也不乏风险。菲吉·西莫在Meta的履历亮眼，她曾担任Facebook主应用产品负责人，并在担任Instacart CEO期间，成功带领公司完成首次公开募股。

不过，OpenAI的商业化场景远比社交广告复杂。企业客户对AI模型的准确性、安全性和合规性要求严苛，而过度追求短期收入可能扭曲技术路线。

奥特曼的“后退”，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来自马斯克的攻击火力。

2024年3月，马斯克以“违背创始承诺”为由起诉OpenAI与奥特曼，指控其沦为“微软的闭源子公司”。

争议的核心在于“开源与闭源”的选择。2015年，马斯克参与起草的OpenAI章程明确要求“技术共享”，如今的OpenAI并未兑现承诺。马斯克也将矛头指向OpenAI及奥特曼对商业利益的追求。

这场诉讼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理想主义的现实困境。尽管奥特曼公开解释过，最早创立OpenAI时，大家并未想到需要耗费如此巨大的资金，商业化是延续公司生命的必要形式。但马斯克确实成功为OpenAI的“背叛者”标签添了砖加了瓦，OpenAI内部关于“理想主义消亡”的质疑，比从前更甚。

奥特曼回归技术主业，加大对AI安全的投入，也是应对这个问题的有效路径。

现实枷锁仍在

即便摆脱了资本束缚，OpenAI的理想主义仍面临挑战。

第一重是资金黑洞。​​尽管年化收入突破16亿美元，但AI研发的成本增速远超预期。GPT-4的训练成本约为1亿美元，而GPT-5至少经历过的两轮训练，每轮成本都已飙升至5亿美元，并且训练结果不如人意。震动AI界的“星际之门”计划，更是预计耗费5000亿美元用在算力上。

第二重是治理危机。​​PBC将拥有一个独立的董事会，由非营利组织任命这些董事。但具体的成员由谁构成，尚未披露。2023年的“罢免风波”即是写照，部分成员坚持“超级对齐”，另一派则坚持“有效加速”。新架构下，这种分歧可能并不会完全消失。

OpenAI的摇摆历程，像是一部理想主义的进化史。从天真非营利组织到商业化独角兽，再回归使命优先的新架构，作为AI先行者，它也曾在治理上头破血流。

不过，理想主义似乎不需要纯粹的悲情叙事，一套融合技术、商业与治理的生存框架，可以找到现实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