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承载璀璨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而文物普查是文物事业发展的重要基础性工作，更是重大国情国力调查。在四川这片文化的沃土上，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日复一日地迎着朝霞行走在田野里，劈开荒林间的杂草和荆棘，只为找寻散落在广阔大地的珍贵文化遗产。他们，就是去往深山与村落中开展文物普查的工作者。

4月仲春时节，在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以下简称“四普”）的第二阶段进入收尾之际，封面新闻记者来到了“四普”工作的一线，在山林荒野间感受四川“四普人”平凡又充实的一天。于是，在广元剑阁县的苍翠古柏间，在成都市新津区精妙绝伦的壁画侧，在成都市锦江区的明代蜀藩王墓前，他们说起了与新发现不可移动文物相遇时的奇妙经历，谈到普查路上见过的夏日骄阳与冬日寒风。而在这些细碎的时光中，摸清文物家底的责任和信念，在一代又一代文物普查者间流动、传承。

古柏苍苍之间

明清时期的蜀道被看见

“我们现在所在位置叫作断背梁，是蜀道剑阆道南线的重要节点之一。而翠云廊剑阆道徐家陔至文林铺遗址，就是我们此次‘四普’中的重要新发现。”进入4月，四川盆地的气温陡然上升，在烈日的曝晒中，剑阁县的气温一时飙到了30度。但当脚步踏上剑阆道，沿线分布的古柏树遮天蔽日，粗大的树干昭示着它们在此处的悠久历史。现场，剑阁县文管所办公室主任傅玉斌、剑阁县普查队员严江浙与记者一同行走在这条古老的蜀道上，介绍了其意义和价值。

“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千年前，诗仙李白写下《蜀道难》这一千古名篇，让蜀道的险峻闻名于世。在历史的长河中，这条古代穿越秦巴山脉由人工开拓出的宏大道路系统，架起了中国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人文传承与生态延续的长廊，书写了世界古代交通史上的光辉一页。

据悉，在2023年年底，国家文物局将蜀道纳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并结合“四普”统筹配置开展工作。而眼前的这段蜀道剑阆道，正是在2024年开展“蜀道考古”调查工作时发现的古道，并将其纳入了“四普”的新发现中。

“可以说，翠云廊剑阆道徐家陔至文林铺段，非常原真地保留了明清时期行道古柏及土石路面。”当手触摸在古柏斑驳粗糙的枝干上时，傅玉斌说起了这段古道的历史，如今这条古道掩藏在田野间鲜有人问津，但在五百多年前，这里曾熙熙攘攘，来往行人络绎不绝。这条古道连接剑州古城（今剑阁县普安镇）和阆中古城，相较于翠云廊金牛道段，人为干涉较少，尚保存着比较古拙的面貌，对人们了解、深入了解蜀道全貌，提供了更为深厚的材料支撑。

“作为线性遗产，剑阆道的道路全长是比较分散的状态。我们于今年1月份在剑阆道进行了数据采集等工作，发现沿线断续分布一级道路有31.2公里。其中，徐家陔到文林铺这一段长达19.61公里的古道保存较好，其路面较为原始。”严江浙介绍道。这位2024年才毕业于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的“95后”，怀揣着对文物事业的热爱，刚参加工作不久后便迎来人生中的首次文物普查。

从去年到当下，严江浙与参加过“三普”工作的傅玉斌一同，在剑阁这片土地上找寻文物的足迹，一同走访了多个历史遗址，精准记录下文物的形状尺寸、保存现状、地理坐标……严江浙还提到，听参加“三普”的前辈说起，以前做文物普查时，所采取的方法更多的是用眼睛看、用手摸、用笔来记录。可如今在科技水平的不断进步下，数字化手段的大量运用，支撑起“四普”文物数字化信息库的构建。

“虽然普查的手段可能变了，但我从普查前辈那里学到的，是我们对于文物的保护之心和敬畏之心，这两点是不可以改变的。”严江浙这样说道。

用数字化构建档案

“成都标准”下的新津观音寺

川西平原，南河之滨，坐落着一座小而美的古刹——新津观音寺。观音寺创建于南宋淳熙八年（1181年），史载称其有一百零八重殿宇，规模宏伟。历史上，观音寺几经毁损、更修，如今，仅存明代建筑毗卢殿、观音殿及清代的山门、弥勒殿、接引殿等建筑。其中，寺内保存完好的明代佛教十二圆觉壁画，堪与北京法海寺和山西永乐宫壁画媲美。

清晨时分，太阳还未直射到古寺内，在观音殿前的空地上摆放着一张大桌子，新津区的文物普查工作者正俯身趴在桌上，用铅笔细细勾勒出这座古建筑的线图。清风拂过，绘制纸上的铅笔沙沙作响，为古寺更添一份静谧悠然。

“观音寺是我们此次文物普查的一个重点点位，我们通过完整全面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了一套观音寺的数字化文物档案，也会把这一成果用于文物保护利用工作中。”新津区文保中心主任颜斌向记者介绍道，观音寺的数字化采集工作前后持续了近一个月的时间，采用了高清影像图拍摄、三维扫描、全站仪特征点控制、全景摄影等方法，收集到了寺中院落三维点云模型、建筑三维点云模型等数据。

毗卢殿中，还有一幅令人叹为观止的壁画《香山全堂》，这幅壁画与十二圆觉壁画绘制于同年，也就是明成化四年（1468年），但又于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进行了重绘，所以呈现出明显的清代风格。“但是通过数字化的技术手段，我们在清朝的壁画之下，看到一些明朝的内容。”

而据成都市“四普”古建筑业务指导组成员蔡宇琨介绍，如此细致的数据采集，也得益于文物普查“成都标准”的制定。原来，成都市在国家文物局印发的文物普查标准的基础上，提出更细的技术要求，结合实际制定了文物普查登记技术规范，被业界称为“成都标准”。

“譬如我负责的古建筑这一块儿，根据国家文物局的标准，需要建筑的平面示意图，以及表现其周边环境的环境图。但在‘成都标准’里，还规定普查图纸数量不少于20张。观音寺就做了全套的测绘，有各个单体建筑的立面图、剖面图、仰视图等，还做了三维扫描的采集，深度和精细度比普通标准要高出很多。”蔡宇琨说道。

此外，颜斌也感慨道，正因为在文物普查中细心认真的工作态度和作风，新津观音寺才能与新发现相遇。原来，在清末重建的龙祖殿中，有一件明代的石碑，这一石碑正面雕刻着龙神龛像，因增设隔墙，遮挡了背面的碑文，造像碑的后壁并没有引起后人的重视。“经过‘四普’，我们发现了碑后壁的《观音寺福田界至记》碑文，其上追述了观音寺的鼎革迁变 、福田扩张等历史信息，为研究明代佛教发展和佛寺建设提供了新的材料。”

又一明蜀王陵“现身”

陵前首次发现大型建筑

在巴蜀大地上，蜀王的故事自然自带“流量”。明代蜀王，数百年扎根蜀地，子子孙孙相传，延续了十世十三王。如今，在成都平原之上，已有五位明代蜀王的陵墓经过了考古发掘，其中包括僖王陵、昭王陵等。随着“四普”工作的进行，又有一座明代蜀王的陵墓在锦官城中缓缓现身，那就是——端王陵。

在炙热的阳光中，明代蜀端王陵及其陵前建筑遗存就裸露在锦江区柳江街道的一处建设工地上。现场，长期致力于田野考古的研究与发掘，参与了众多重大考古项目的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三队的主任谢涛，向记者介绍了端王陵被发现背后的故事。

原来，早在20世纪90年代，端王陵就已经“现身”且被当时的考古工作者们注意到，只是受科技手段所限，再加上周边的自然环境变化剧烈，所以之后未能寻觅到其的影踪。直至2023年，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对项目所在区域进行了考古勘探，发现了明代蜀端王陵及其陵前建筑遗存。

谢涛谈到，相较于僖王陵、昭王陵等明蜀王陵，端王陵的规模要小很多，但形制是类似的。走入墓中，能看到浮雕为“双凤朝阳”图案，绘有“花草卷云”藻井图案，以及墓室内浮雕为龙的图案。“我们这次考古发掘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发现，就是陵前建筑遗存，这也是在明蜀王陵中的首次发现。”

顺着谢涛的指引，可以看到在拱起的砖石结构的陵墓前的土地上，留下纵横的廊道和巨大的空洞。谢涛表示，虽然陵前建筑的房屋未能保存下来，但是从现场遗存中能够得知，陵前建筑为平面呈长方形的单体建筑，面阔5间，进深1间。同时，建筑前后有廊道，共发现26个柱础，柱础平面呈圆角方形，直径约1.3平方米，由红砂岩长方形条石铺底。

“从这次发掘来看的话，从端王陵的墓葬本体、陵前的建筑等内容，我们基本上能相对完整地把陵园的规模复原出来。”在他看来，明代蜀端王及后妃墓形制清楚，保存完好，陵前发现大型建筑，对研究明代藩王陵园布局和明代建筑形制有重要价值。

从蜀道的古柏苍苍，到近千年古刹的数字采集，以及明蜀端王陵的现身……在四川“四普”的足迹中，还有无数诸如此类的新发现，不断更新蜀地上的文物地图，在荒野中唤醒沉睡的历史。据介绍，截至目前，四川省的“三普”不可移动文物已全部复查完毕，共计65231处，复查率100%。“四普”中调查新发现数量4668处，新发现数量居全国第六。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关于“四普”的故事还在继续谱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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