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天津日报
说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问题,离不开服饰上的手工艺。静下心来仔细思考,尤其是结合这数十年来服饰手工艺的传承与创新,还是发现有多个值得细细探究的问题。
服饰手工艺如何传承?时代发展了,女孩儿们还会从小接受“女红”教育吗?说起中华民族传统,古代是“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的农耕社会生产秩序,这在班固《汉书》中有所记述。因而,与服饰相关的手工艺是女孩儿从一出生就接触到的。《诗经·小雅·斯干》里写道:“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这就是说,男子一生下来,给他玩相当于玉制“圭”的一半,即礼器“璋”;而女子一生下来,给她玩陶质的纺锤(纺轮),手工纺纱织布的意识深深刻在血脉中。
《礼记·内则》中记载:“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听从,执麻枲,治丝茧,织纴组紃,学女事以共(供)衣服”,然后,“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这体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而在一些民族地区,也是女孩儿从小就要做自己的嫁衣,到出嫁时穿戴好展示给亲友,并与姐妹们比个高低。所谓高低,不正是手工艺水平吗?如此看来,我们今天的“非遗”已没有这个基础。那么,怎么办呢?趁着还有一些20世纪中叶出生的人掌握这些技艺,请他们开办培训班、举办“非遗”传承人评选等都是办法,但最利于推开的形式是“文创”。
“文创”已被提倡多年,虽说一部分积极意义是促消费,但更有价值的还是借此继承发扬中华传统技艺。问题又来了,“文创”讲究的是传播传统形象风格和中华文化元素,做得再好再精,也少有个人的“情之所寄”。而充满个人情思的手工艺品,哪怕是手绣的鞋垫,如今还会有女子送给情郎吗?遍布绣坊的拼镶艺术,还有长辈为儿孙做百家衣时的特定祝福吗?“文创”是艺术创作,但不同于艺术界人士创制一件作品去参展。“文创”更多是成批量生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创”产品基本属于商品,所以,尽管“文创”的个体创意或许有些差异,但并未融入太深的个人情感。
“非遗”还牵涉一部分内容是如何切实地挽救古老手工艺。这是目前来看最为急迫的,假如把这一代有传统技艺的人错过了,也许不久后,就连疙瘩袢儿都没有人再会打了。有些“非遗”项目的实施让我们特别感动。比如1972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曲裾素纱襌(单)衣,衣长160厘米,通袖长195厘米,重量仅有48克,也就是说不足一市两,可这还不是这件衣服所用素纱的真正重量,因为领缘、前襟和袖缘是用平面绢所制。绢的紧密度很强,不像纱那样透明轻飘。那就可以认为,每平方厘米纱的重量是不能以整件衣服的面积去计算的。可是,我们的科技工作者不畏艰难,不停留在表面功夫,用了好几年的时间,打磨出各种可能的方案,培育出多个品种的几代家蚕成虫,一步步尝试,一点点突破,终于破解了古代匠人的织造秘密。2019年,湖南省博物馆联合南京云锦研究所,成功仿制出一件重量约49克的素纱单衣。这种基于科学技术突破性的“非遗”传承是有意义的,说明从一定高度和深度上探索出我们祖先发明的含金量极高的工艺技能,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具体到服装的“非遗”传承,我认为当前主要是织、绣和染三项工艺,从原料到手法都需要传承,特别是缂丝、蜡染、扎染等工艺的挽救和传承迫在眉睫。但服装的“非遗”又不同于民间乐曲、舞蹈乃至乐器和道具的手工艺传承。服装手工艺中的一部分实在是很难再现了,如补袜子,我们小时候家里都有一个针线笸箩,里面装着线轴、针、顶针或做衣服剩余的碎布头儿。如今这种类型的针线包可能家里还有,如钉个扣子会用上。可是谁还会去补袜子呢?相对买一双的性价比来说,实在有些得不偿失。古时“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的情景还会存在吗?如儿女要远行,母亲的惦念和情感寄托如何呈现?恐怕也就限于做点家乡菜让孩子带上罢了。
根据服装“非遗”传承的种种实际情况,不必再追溯那“早到闺房做针线,画鸾描凤刺鸳鸯”(《女儿经》)的勤劳情趣,也不会再有“红绶带,锦香囊。为表花前意,殷勤赠玉郎”(唐·孙光宪《遐方怨·红绶带》)的柔情蜜意。我们最需要做的,是抓紧学会有关服装制作的传统手工艺,原汁原味地保留并传承下去,同时取其中一部分投到文创中去“守正创新”,这样才能既真正做到“非遗”传承,又能迎合当代年轻人的爱好,以便保持服装传统手工艺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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