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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想好好聊聊一个很重要，但却很少谈起的话题：

“性同意”。

前不久，或许你也注意到了著名的山西大同“订婚强奸案”。

两年前，席某某与被害人经婚介机构介绍后恋爱；几个月后，二人订婚；次日，席某某不顾被害人反抗，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

被害人及其家人报警。

2025年4月，该案二审宣判。法院判定，席某某的行为构成强奸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

自宣判后，舆论场关于“性同意”的争议极其对立和撕裂。

有人认为，两人既已订婚，发生的性行为，就不能叫强奸；还有人担心，法院这么判，是鼓励女性把“强奸罪”当作要挟和敲诈男方的武器。

订婚是一种“性同意”吗？

法律界定“性同意”的标准是怎样的？

亲密关系里的性侵案，维权难度大不大？

为了搞清以上话题，我们采访了长期代理性暴力案件的钟夏露律师。

 ——什么是“性同意”？

 ——性同意，绝不是一次性的。性同意，意味着我们需要持续地去确认对方的意愿。

以下是我们和钟律师的对话。

01. 性侵案，最容易出无罪结果

甄珍：你关注大同的“订婚强奸案”了吗？为什么判决结果会引起这么大的舆论争议？

钟夏露：主要是因为两个当事人是已经订婚、即将结婚的这么一个关系。

在一些人的固有观念里，两个人只要进入亲密关系了，就享有了对对方的所有权和支配权，包括在“性”上，他不太理解每个人对自己的身体都是有自主权的。

我国《刑法》对“强奸罪”的规定是，违背妇女意志，以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强行与妇女发生性关系的行为。从法条来看，只要对方不同意，你就不能侵犯别人的身体边界，否则，就涉嫌犯罪，不管你们是什么关系。

目前舆论场的争议，更像是新旧价值观的交锋，但从好的一方面想，这个案子最起码让更多人了解了“性同意”这回事。

甄珍：你以往接触的案件中，发生在亲密关系里的性侵，被害人维权胜诉的概率大吗？

钟夏露：在性侵案中，要证明被害者是非自愿的，需要一条完整、且能相互印证的证据链。

但在亲密关系里，证据的获得是非常难的，无论是直接证据，还是侧面证据。

因为亲密关系里的“强奸”，很多都是在某一个时刻，被害方是不愿意的。你前几次同意，这一次不同意了。为什么呢？怎么证明？

现实中，很少人会在事前就这个问题进行沟通；事后，也很少有人马上报警，这就导致直接证据的缺乏。

如果是同事或朋友关系，事前，男、女方没什么暧昧关系，突然一下子进入到性关系里，这明显是不符常理的，这也形成了一个侧面证据。

在亲密关系里，这些都很难获得，这也导致被害人胜诉的可能性普遍偏低。

在我经手的类似案件中，只有一个案子是有直接证据的。当时，男方趁女方无意识时，侵犯了她，并拍了视频。女方无意间翻看男方手机时，发现了这些视频，全部转发给了自己，这成了一个非常直接的证据。

甄珍：在一般的性侵案，被害人胜诉的可能性大不大？

钟夏露：我是从2018年起，开始大量代理性侵案的。当时，一些刑事律师就跟我说，强奸案是刑事案中，最容易出无罪结果的案件。

因为要证明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发生过性关系很难。

很多女孩在被性侵后，很少会有保留证据的意识。她因为恐惧，可能只想逃离现场，让自己冷静一下；或出于想让自己干干净净的想法，马上去洗澡。

就像电影《初步举证》里的女主，她是一位成熟的刑事律师，在她被性侵后，她也无法立刻拾起理智，收集证据，甚至还做了一个对自己很不利的行为——把侵害她的男方留在她家里。

她应该把这个男的立刻赶出去，或当场报案，让邻居知道自己被侵害了。

但这些错误示范恰是很多普通女性在被侵犯后的正常反应，你没办法去苛责她。

甄珍：特别是中国根深蒂固的“贞操”观念，女性被性侵后，可能会产生强烈的自我厌恶感和耻感，不敢对外说。

钟夏露：是的。而且绝大多数的性侵案都是发生在熟人之间的。

这种基于信任关系的性侵，被害人可能需要很长时间去消化，才能理得清，原来自己是被操控、被伤害的。

另外，打性侵案最难的一点是，要证明被害人是非自愿的。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法律界对“性同意”的认识，都是倾向于被害人要有暴力反抗的证据。

但有些女孩被性侵时，因为看到对方体型比自己大很多，不敢反抗，但这能说明女性是同意的吗？这是不是违背妇女意志的“强奸”？

02. 没说“NO”，就是同意吗？

甄珍：罗翔曾提到了国内外法律界，关于性侵案中，“不同意”标准的四种立场，从“最大限度反抗标准——合理反抗标准——NO Means NO（不就是不）——Yes means Yes（没同意就是拒绝）”，在具体的工作中，你有感受到这四种立场的衍变吗？

钟夏露：过去，被害人必须要有非常明确的暴力反抗，或有一些伤痕，才能证明自己是非自愿的，这就是“最大限度的反抗标准”。

现在，在主流的判决中，有一个完整、能相互印证的证据链，也能证明受害者是不自愿的。

比如，2022年底，我代理了一个案子，一个在艺术机构学习的艺术生，被她的带教老师——一位40多岁的已婚男性性侵了。

在酒店，这个老师对女学生实施性侵时，她是完全僵掉的，脑袋一片空白，没有当场说“不”。但最后法院也把这位老师判刑了。

因为我们的证据链很完整——在酒店性侵之前，这个老师已经有一些强制猥亵的行为，女学生恰好和好朋友倾诉过“老师很恶心，不知道应该怎么去面对”；

再加上我们发现，这个老师是个累犯，找到了其他受害者的证人证言；

我的当事人在事后做了精神鉴定，是“重度抑郁”，我们接着找了一个心理领域的专家出了一个专家意见，让对方从心理学的视角解释，人在受伤害、恐惧的情况下，是有可能出现木僵反应，做不出明确的反抗语言和行为的。

现在国内法律界在“性同意”上采用的立场，基本是结合“合理反抗标准”和“NO Means NO”这两种。

我体感，在2018年之后，随着一些比较有名的性侵案被媒体大范围报道，公众、司法系统更多的关注到了性侵案，侧面推动了国内的法律界对“性同意”认知的更新。

甄珍：在性犯罪里，性别观念的变化对判决结果的影响似乎非常大？

钟夏露：是的。在性犯罪中，法官是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的。比如，在上面这个案子里，我们提交的心理专家的专家意见，它不是证据，只是一种辅助性意见，法官可以参考，也可以不参考。在这个案子里，法官是参考了的。

当公检法人员的性别意识随着社会观念去迭代，在他们的自由裁量权的空间内，就会做更多有利于被害人的判决。

甄珍：性别观念的变化也会影响法律的修订吗？

我查到一条关于“强奸罪”的司法解释叫“半推半就”，感觉这是一个挺男性视角的法条（现已删除）。

钟夏露：“半推半就”比较多用于熟人性侵。以前，我会觉得，它是我们把犯罪嫌疑人成功定罪的一个障碍，但没从一个批判的角度去看，这是一个基于男性视角的司法解释。因为我们大多数法学生，都是抱着对法律的绝对信念入行的。

现在想来，“半推半就”确实包含了一种推定——如果你们是熟人关系，被害人没有做出强烈反抗，事后也没有马上报案，好像这就属于“半推半就”了。

甄珍：它让我不舒服的点是，这似乎又在讲，女性的拒绝是在欲拒还迎。

钟夏露：对，这是很多年来，男性文学里对女性的想象，包括日本情色片里的女性，她又要纯洁，又要满足男性的性欲；要反抗，又要享受。

但这种观念也在慢慢扭转，这条司法解释现已失效了。

法律虽然有时有一定的滞后性，但它随着社会观念的变化，也会调整。

比如，2020年，我国通过了刑法第十一修正案，里面把基于信任关系的性同意年龄从14岁提高到了16岁。

03. 谁在共情施暴者？

甄珍：国内关于“婚内强奸”的案子，受害者胜诉的可能性大吗？

钟夏露：我查了过去的案例，没见到“婚内强奸”案中，受害者胜诉的案子。只看到了在离婚判决生效后，男方强行和女方发生性关系，男方被判刑的案例。

我感觉，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大家似乎还是默认：只要是在婚姻内，对方对你的性是有支配权的，很难去把它定性为一个“强奸罪”。

甄珍：你个人接过这类案子吗？

钟夏露：暂时还没有。现实中，很少有这样的案例走到法院，需要找律师咨询的地步。

背后的原因可能是，婚内的女性和丈夫是一个利益共同体，把丈夫定罪，无论在经济、家庭，还是社会舆论上，女性都面临很多阻碍。

另外，一些女性是没意识到自己被强奸了的。她自己可能也觉得，进入了婚姻了，就要配合对方的需要。在很长时间后，可能有人才会意识到，其实自己的丈夫是在犯罪。

甄珍：大同“订婚强奸案”宣判后，一些网友会担心，当女性认为“告就能赢”，以后在婚恋关系里，女性就可能将法律当筹码，去要挟或勒索男性。你怎么看待这种观点？

钟夏露：我想有这种想法的人，是对中国司法制度的认识太过局限。

正常的刑事案件的司法程序，需要经历被害人报案——公安立案——公安递交证据到检察院——最后到法院的过程。这其中的每个程序，不同的公检法机构都要层层判断证据是否详实。

法律给一个人定罪的门槛是非常高的，不可能仅凭一条口供，就把人定性为“强奸罪”了，更不存在“告就能赢”的情况。而且走完这整个流程，短的要1至2年时间，长的要2至3年。

甄珍：山西订婚强奸案宣判后，确实也有一种声音说，这是“仙人跳”，你怎么看待这种声音？

钟夏露：当前的网络环境，让很多词汇都被解构成了另一层意思。

“仙人跳”，它一定要有事后的敲诈勒索，但我们看到很多案例事后并没有索要钱财，这也能被叫做“仙人跳”，我还挺疑惑的。

甄珍：那如何理解一些人的恐慌情绪，甚至去共情“强奸犯”的行为？

钟夏露：我揣测不了他们的想法。但可能因为女性的主体性越来越强，给一些男性造成一种不适感，让他们觉得这是在侵占他们的空间，让他们有不安全感。

毕竟在很长的历史里，女性是没有自主权的。

甄珍：想起一句古话，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一些人认为，女性拿了男方的彩礼，还把男方告上法庭，很恶毒。这背后有一种默认是，拿了彩礼，就是一种性同意。

可这不是两件事吗？如果你觉得要彩礼的行为不合理，你可以不给，或通过法律途径追回；但别人不同意，你就是不能侵犯别人的身体。

钟夏露：说到底，还是对女性的物化。

我想，如果男性真的把女性当作一个平等，和他一样有主体意识的人，他自然会了解，为什么对方有些事情是愿意的，有些事情不愿意，并会理解和尊重她。

当然这也是一个复杂的议题。

现在有那么多非自愿单身的男性，他们其实是被整个社会结构压迫的，基于这个社会结构，他把女性想象成了一个昂贵的商品。

甄珍：你是如何理解“性同意”的？

钟夏露：性同意，它肯定不是一次性的，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别人这次愿意跟你发生性关系，不代表第二次也是同意的。可能上一秒是同意的，但下一秒，因为某些场景让Ta不舒服，Ta可能就不愿意再同意了。性同意是波动的，所以，我们需要持续地去确认对方的意愿。

当然，这只是在理论上，就像我之前说的，落到司法实践上，是比较难证明为什么这次你同意了，下次就不同意了。

04. 落后的性别观念也在伤害男性

甄珍：一般讲性侵，我们都默认为，受害者为女性，男性会不会成为性侵案的受害者？

钟夏露：会的。我曾经接过一个案子，在一个三四线城市的高中，非常多的男学生一起站出来指控他们某一科的男老师性侵犯。但这个案件最后不了了之了——当事人迫于校方的压力，以及孩子们的家长、包括孩子自身，不太敢把这个事情公开。

据我了解，目前这位老师还在教书。

甄珍：或许困于男性尊严，不太敢去维权。

钟夏露：对，很多男性遇到这种事，确实耻感更重。因为从小生活在倡导“男子气概”的社会里，他难以面对自己是一个“受害者”的身份，也很难站出来去讲，这也导致发生在男性身上的性侵更隐蔽。

而且，目前我国的法律暂时还不承认男性可以是强奸罪的主体，针对男性的性犯罪都是把它定性为“强制猥亵罪”或者“故意伤害罪”，这也是需要完善的地方。

社会舆论也不会把男性定性为一个“弱者”，当男性去维权，会让他迎来更多的批判和质疑。

甄珍：落后的性别观念不光伤害女性，也在伤害男性。

钟夏露：对。前一阵子，我给深圳的一个公益机构做了关于性骚扰的工作坊，特别介绍了一位男童被“怪大叔”性骚扰的案例，就是想让大家能够意识到，其实男生也是会被侵犯的，这是我们性教育中，很重要的一环。

05.改变现状，不能只靠受害者的维权和自愈

甄珍：当一个人被性侵害时，Ta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

钟夏露：性侵发生之后，最有力的证据是当场报案，让身边的人马上知道你不愿意的态度。之后，不要洗澡、打扫房间，配合警方做一些取证动作，比如，对身体做一些检查。如果精神状态不太稳定的话，可以跟办案的警官说，给你一点时间，让你先冷静一下，有逻辑地去做第一次阐述，对案件会更有利一些。

甄珍：理智上是这么说，但发生的那一刻，可能心里百转千回，什么都做不出来。

钟夏露：是的。我也在想，这是不是对被害人的要求太高了？

我们应该反过来要求办案机关，要求他们给被害人一个安全、有耐心的空间，让Ta慢慢去表述。

甄珍：被害人在维权过程中，向警察、法官、律师等一遍遍讲述自己的遭遇，也是一种二次伤害。

钟夏露：一些女性在报案时，遇到过一些性别意识很差的接警人员，还会对被害人进行评判，说对方“不自爱”等。

在一些国家，对于女性的性犯罪，警察局会有专门受理女性报警的机构，里面会有一些性别意识较好的女性警官负责接警，这可能能给我们一些参考。

甄珍：你接触了那么多被害人，你观察性侵对一个人的伤害有哪些方面？

钟夏露：当事人报案后，周边的人肯定都知道了，即便犯罪嫌疑人被定罪了，对她来说，也是有耻感的；没定罪，耻感更深。

一些被害人还会承受生理伤害，比如，阴道撕裂，患妇科疾病等。

最严重的是心理上的伤害。她对人会不信任，不止是对男性。一些被伤害的女性还会一次次陷入到很坏的关系里。她们渴望被关心，遇到一个“救世主”，但往往引来一个对她进行精神操控的“恶魔”。

上野千鹤子的一句话说得很精准，不好的性，就是把自己的身体和心灵都扔进阴沟里。

撰稿：甄珍

 不要对伤害，

 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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