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老先生回忆录，三种情绪间或有之：一是感慨当年学问的扎实；二是为学术壮年无所事事的空白遗憾；三是对人家那段艰难岁月无端猜疑，很不健康。

当然，持平常心：有老人，从其人生历练中提取价值分享给后人，足够我们学习的了。刘家和先生讲到荀子的“蔽”与“解蔽”，其实何止是知识，也是对世界和他人的态度。

对于新知识，人们有两种不同的态度。第一种，认为自己有知，并将已有的知识视为绝对知识，这样的话，新的知识进不来，知识就停滞不前。这就是荀子所说的“蔽”，已有的知识反而成为获得新知识的障碍。第二种，认为自己有自我意识，尊重自我。这种自敬，不是妄自为大，而是史家的人格。同时也认为自己无知，愿意排空自我。排空不是说放手不干了，而是采取开放的态度，对待新知识。排空自己，新知识就容易进来。用荀子的话说，就是“解蔽”。从主观上愿意排空自我的意义上说，有知必须始于无知。知识既要从有知开始，也要从无知开始。

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授权，我们摘选了“谈江南大学”一章分享给读者。

在江南大学的两年（1947—1949），对我的人生来说，其重要性就像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过去学的一点东西，在江南大学不觉怒放。新学到的东西，为后来的研究打下了基础。没有在江南大学学习的经历，就没有我后来的知识结构，包括文字学、文学、历史、逻辑学、哲学、数学、经济学、政治学。

第一年在荣巷附近，荣家私人住宅在荣巷。第二年在后湾山，位于梅园与小箕山之间。后湾山有两个立柱，柱子之间是吴稚晖写的“江南大学”四个字。梅园是荣家的私产，但开放为一个公园，种满了梅花。梅园的最高处名叫“念劬阁”，出自《诗经》“哀哀父母，生我劬劳”。一部分教员住在一个小山坡上，附近有个阁，叫“诵豳堂”，字是李瑞清写的。李瑞清是江西人，清朝的进士，曾任两江师范学堂监督，这个学堂就是中央大学和南京大学的前身。辛亥革命以后，他效忠清政府，不剪辫子，去官印，号“清道人”，在上海卖字为生。

江南大学的创办者荣德生先生是无锡人，荣毅仁的父亲。开学时上台讲话，口音很重，北方学生根本听不懂。江南大学处于南京和上海之间，荣家花大钱从南京、上海聘请名教授。唐君毅先生和牟宗三先生原先都是中央大学的，钱穆先生是从云南大学过来的。江南大学文学院有四个系：史地、中文、外文、经济。哲学没有设系，是文科的必修课。除唐君毅先生教哲学外，好像没有其他老师教哲学。唐先生还担任教务长。

我是和学长李赐一起去江南大学的，我们徒步走到渡口坐船去鼋头渚。在路上遇到一辆黄包车，唐君毅先生坐在里面。唐先生与李赐都是四川人，相互认识，唐先生与李赐打招呼。君毅先生虽然已经付了黄包车的全程费用，但下车与我们一起徒步去渡口。李赐把我介绍给君毅先生，告诉他我是江南大学的新同学。我们三人一起上了一条小船，君毅先生付的费。到了鼋头渚下船后，先生请我们吃饭，点了活鱼，并给我夹菜。我不好意思说我不吃荤，只好硬着头皮吃。后来我才告诉他我吃素，他说我当时应该告诉他，并做自我检讨。

有些教员住在荣家的宅子里，包括钱穆先生、唐君毅先生和牟宗三先生。钱先生住二楼，我去过钱先生家很多次。不知道荣德生先生就住一楼。唐先生也住一楼。

我对中国文化有深厚的感情，但也充分认识到传统的不足，所以我尽量地掌握西方的知识。我小时候读书，读古文，不分经、史、子、集，到了江南大学，我认识到，历史学是无所不包的，所以选择了历史专业。学术上我是第一次睁开眼睛，对知识的饥渴非常强烈，到了疯狂的程度，大量地修课。那时每门课的参考书不多，我主要是听课，凭借记忆力好，学了很多知识。

每学期上七八门课，还旁听了一些课，主要是因为求知欲望。江南大学最近联系我，说我当时上课的成绩记录仍然保留着，这很难得。我那时选修了商周史、秦汉史、中国通史、世界通史、中国近代史、世界近代史、西方的哲学概论、政治学、经济学、逻辑学、中国文学史、文字学、数学，等等。但成绩不好，最低60多分，最高80多分，大多数是70多分，数学74分，英文65分，商周史87分。微积分课使用的是英文课本。这些课的老师，我都记得很清楚，用的什么课本，也记得。我除历史专业之外，对其他很多学科、领域都有浓厚的兴趣，想读的书太多而又没有时间读。

讲政治学的是钱清廉先生，他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大学丛书”的编委，是位名家。他任国民政府立法院的“立委”，在江南大学教了一段时间就走了。他用的教材是外国通用的《政治科学与政府》（Political Science and Government），我知道了西方宪政大概的历史，英国的、法国的、美国的不同制度，这些对于了解外国历史是非常重要的。

教经济学的老师是胡大猷，他用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这本书在美国出了四十多版。当时有中译本，但胡先生在黑板上写的大纲是英文的。他用中文讲课，但涉及经济学名词时，他就用英文。我上这门课，明白了经济学的一些原理，比如生产三要素、股票市场、股息、银行利息、边际效应、通货膨胀等，这对了解西方很有用。股票市场一定要透明，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要公布，人们才得以公平交易、机会均等。技术要保密，但经营要透明。西方政治的民主性移植到经济领域。在这基础之上，我读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这些经济学知识为后来我学习马克思主义作了一定的铺垫。学习西方历史，只注意古代而不了解近代，就通不下来。

教我们近代史的郭廷以（郭量宇）先生，写过《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他是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南京的一个司长，后来去了台湾。他给我们上课时，穿的是西装革履，头发梳得整整齐齐。但是，他不善于讲课，总是磕磕巴巴的。他讲英国使臣马戛尔尼访问乾隆皇帝，应该是很生动的故事，但他讲得不精彩。钱穆先生是文学院院长，有一次，他询问我学生对老师的评价，我将同学们对郭先生的看法告诉了钱先生。钱先生听后用无锡话回答：“是专家，是专家。”后来我去唐君毅先生家吃午饭，我将钱先生对郭先生的评论告诉唐先生兄妹，他们听后大笑。我一脸茫然，不知为什么。唐至中先生心直口快，用四川话对我说：“刘家和，你连这个意思都不懂？你想想，是专家，不是什么嘛？”我这才明白，专家不是大家。钱先生没有否定郭先生，专家毕竟不是贬义词，但钱先生做了规定，专家当然比不上大家。唐先生是学哲学的，熟悉斯宾诺莎“规定即否定”的哲理，所以大笑。

教我们先秦史的束世澄先生，讲三代时期的农业，谈到“火田”，认为其指火烧农田的秆。我提问，“火田”是否可以有另外一个解释：“田”也可以作“田猎”讲。他并不反驳我，老一辈的学者对学生的无知是很大度的。

我上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唐至中先生后来的丈夫（当时他们还没有结婚）教过我们国文，他讲过《易经》的“筮法”，我想，孔子说“不占而已矣”，我就没有认真学，后来就忘掉了。唐至中先生教国文课，给我们讲过几篇文章，有《尚书·秦誓》《史记·淮阴侯列传》《礼记·乐记》，讲得非常生动。她经常从哲学上的正反两方面来分析，比如，礼和乐是相互需要的，同时也是相互对立的。她让我们写一篇有关《淮阴侯列传》的分析，我得出政治太黑暗时，只有流氓才能成功的结论，她给我很高的评价。她让我们写作文，题目是《理想的国家》，我认为，美国是政治平等，苏联是经济平等，这二者如果能结合在一起，就是理想的国家。结尾时，我说，理想就是理想，理想不是现实，一旦理想成为现实，这个理想一定不是理想，而是现实了，理想还在前面，人类永远在追求理想。至中先生很喜欢，她让君毅先生看，兄妹二人认为我能够用概念来分析理想，有一定的哲学思考能力。

中文系主任李笠先生给我们讲陶渊明的《祭程氏妹文》，他让我们填写“白云（）晨，长风悲节”括号中的字。有人填“清”，有人填“早”，我填“出”。李先生对我的评论的大意是，填动词是对的，但“出”表达的是一个小青年的心情，白云在早晨阳光的反映下的场景与陶渊明当时的心情不符合。正确答案是“白云掩晨”，云把晨光遮住了，这是作者心里在哭的场景。这对我的启发非常大，从此以后，我读诗词就学会注意作者的心情，还读了唐圭璋的《词话丛编》，这对我写诗词时炼字炼句很有帮助。

唐君毅先生讲两门课：“伦理学”和“哲学概论”。前者介绍中外伦理思想及其异同，后者介绍哲学的类型—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将各个哲学家的重要论述放在这些类型中介绍。我现在仍然记得他讲的一些内容。他说：严格地讲，如果本体论只讲“是”论，中国当然没有本体论；如果本体论包括了宇宙论，那中国当然有。这两门课学下来，我对哲学纵向的发展和横向的延伸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讲认识论：理性主义（古希腊哲学家、莱布尼兹、笛卡尔），经验主义（培根、洛克、贝克莱、休谟、美国的实用主义者等），批判主义（康德），可知论和不可知论。我开始听课时，跟不上，因为名词太多，概念不清。我努力排空自己，使头脑无杂念，能够集中精力听讲，即荀子讲的“虚一而静”。我全神贯注跟着老师走，稍有走神就跟不上了。我当时上大一，还算是个小孩，但听到后很感动，他上课讲的东西，我听一次感动一次。我上他的课，认真记笔记，因为很多东西还不懂，必须下课后消化。上钱穆先生的课，我不记笔记，因为不难懂，只要记在脑子里就行。

君毅先生教我哲学，他妹妹至中先生教我国文，所以我经常去他们家，也常被留下吃饭。唐先生兄妹每次都特地给我炒两个素菜，一个是韭菜炒豆芽，一青二白，很好吃，另一个不是豆腐就是鸡蛋。饭后，二人带着我和其他同学一起出去散步，周围的风景非常美。

最早听钱穆先生讲课时，发现他极力推崇周公，我当时不以为然，因为我没有好好读过《尚书》。后来认真读《尚书》，尤其是《周书》，才体会到周公确实伟大。钱穆先生让我知道，研究古代史，必须从阅读清朝学者的著作开始。我年轻时读了些先秦诸子的书，向钱先生请教问题，先生反问我，《老子》和《庄子》的年代，谁在前？我回答，《老子》，因为《老子》中无庄周，《庄子》中有老聃。钱先生听了，鼻子差点气歪了，认为我这个十八九岁的小毛孩读书太少，让我去图书馆借他的《先秦诸子系年》，看完后再找他。我读完后又去见他，他问我有什么体会，我说，研究先秦诸子，离不开考证吗？他回答，当然离不开考证，而且必须要知道清人的成果。钱先生是第一位让我注重清人著作的人，第二位就是陈垣先生。其实他们两位所讲的，都在张之洞的《书目答问》里面。后来我治中国古代史，有点底子，与这两位老师的教导分不开。

我在江南大学读书真是非常幸运，唐君毅先生教我们哲学，告诉我们怎样“上楼”；牟先生教我们逻辑学，教我们怎样使用“梯子”。唐先生在课上说：学哲学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只是帮助思维；学哲学不能依靠经验来思考，只能用逻辑来思考。我上了唐先生的哲学课，又上牟先生的逻辑课，二者相得益彰。我对逻辑有兴趣，是因为对几何学有浓厚的兴趣。刚开始听牟先生讲逻辑，完全听不懂，上了几堂课以后，认真听，掌握概念，就开始明白了，因为逻辑与几何学的道理是一样的。我清楚地记得牟先生讲抽象的过程就是舍象的过程，他说：“一有抽象，便有舍象。”抽走的是共相，舍下的是殊象。前段时间，在网上查到了牟先生的这段论述，说明当时我留下的记忆是准确的。牟先生讲黑格尔的纯有与纯无的概念，符号逻辑也是从牟先生那里知道的，从此我一直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牟先生讲完阮大铖作诗的故事（“虾子鱼儿无一个，只扳月亮两三罾”），夫子自道，他自己小时候也很笨。看的报纸，都是竖排版，内容排不下就得转版，凡是转版的，他都找不到。他在书里说，只有笨人才能学逻辑，自作聪明的人不能学逻辑。牟先生的意思是，要善于思考，用逻辑去思考。唐君毅先生也是大智若愚，生活中的很多事都不知道，因为他的心思不在那里。

在江南大学，早饭我有意吃得很饱—五根油条，一碗粥，为的是中午不饿，能够集中精力听课。下午上牟先生的课，晚上重温、反刍。

那时，我经常看到唐君毅先生的房间里放着一本斯宾诺莎的书，它是打开的，扣着放的。他当时在写关于王夫之的文章，但斯宾诺莎的书一直扣着放在那。我注意到，读过的那部分越来越厚，这说明他经常在读，只是每次读几页而已。读哲学书，不能求多，太多的话消化不下，效果不好。

唐先生和牟先生是很好的朋友，终身的朋友。唐先生对政治兴趣不大，而牟先生身上儒家的传统很明显。他忠于国民政府，在中央大学讲课时，左派学生轰他，所以唐先生就把他请到江南大学。后来君毅先生去了香港，牟先生去了台湾。钱穆先生也去香港，临行时，我去送他，顺便将他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还给他。他走到楼梯口，忽然问我：“你看了吗？”我老老实实地回答：“没有看。”钱先生说，“这书就送你了”，但是没有签字。后来我离开南京时，这本书丢了，不过，幸好没有老师的签字，否则太对不起老师了。我当时有一麻袋书，包括很多线装书，都放在一个同学家里，后来我在北京居住，那同学就把书处理掉了。那些书是我在无锡和南京地摊上买的。

我想，我的老师唐君毅先生如果还在的话，看到我在研究和教学方面做出点成绩，一定很高兴，至少他的妹妹至中先生看到了。我把《古代中国与世界》寄给她，她女儿写信告诉我，她妈妈一直把那本书放在枕头旁边。至中先生自己因为健康问题，没有继续做研究，但她看到他们兄妹教出来的学生能取得成绩很欣慰。

唐先生资助李赐上学，李赐帮唐先生抄写稿子，唐先生不但付给李赐报酬，而且每次都郑重地表示感谢。唐先生的为人给我树立了活生生的榜样。1948年3月15日，江南大学学生在听讲演，会场是临时的工厂，当时春雨绵绵，房子的一部分突然倒塌，讲演者马上就离开了，唐君毅先生留在那里，疏导学生离场，不顾个人安危，这是圣人啊！我当时在场，后来与我的同学谈及此事，他们都不记得了，而江南大学有档案记录。如果没有唐君毅先生对我的教育和为我树立的榜样，我不可能对学生这样地以礼相待，平等看待。唐先生使我真正体会儒学：敬，就是要敬所有的人；做仁人，就是把所有的人当人看。

我写《忆先师唐先生君毅》一文，结尾段用文言文，我感觉不用文言不能充分表达我的感情。我引孔子语“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对此，我说“先生以之”，但唐至中先生改为“先生有之”。其实，我写“以之”是有根据的。范仲淹的《严先生祠堂记》，盛赞光武与严先生的关系，说《易经》爻辞“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一句，“先生以之”，即严先生做到了；而爻辞“以贵下贱，大得民也”一句，“光武以之”，光武帝做到了。范仲淹评论：“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哉？”据说，严子陵是汉光武帝年轻时的好朋友，光武帝当皇帝后，请严子陵进宫叙旧，两个人同睡一张床。第二天，太史上报：“有客星犯帝座。”光武帝笑了，说：“昨天我与老朋友在一起睡觉，他的脚放在我肚子上了。”像《严先生祠堂记》这样的文章，能够改变人的气质。

在江南大学上一、二年级时，我常与同窗好友一起在太湖边上听一些曲子，比如《科罗拉多河上的月光》《托塞里小夜曲》《燕双飞》等。后来回忆当时的美景，写下“山上清风河畔月，同窗旧梦故人情”的诗句。七十年后，与我的学生重听这些旧歌，歌词仍然记得，记忆大致不差。

题图来自网络，无锡鼋头渚

（转自：小鸟与好奇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