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证券日报

    ■龚梦泽

    近期，有两件事受到投资界与科技圈广泛关注，一是某著名投资人宣布退出人形机器人投资领域，二是小米汽车发生严重事故。

    在笔者看来，自动驾驶技术已相对成熟可靠，需要在商业化进程中走好“最后一公里”；而人形机器人技术尚处于初期发展阶段，商业化路径不清晰。如果说成熟技术需要政策护航跑通商业闭环，那么对于前沿领域，更需要构筑孵化生态。

    自动驾驶方面，许多企业已取得不俗成绩，特斯拉智驾在全球积累超48亿公里路测数据，百度萝卜快跑无人驾驶出租车在武汉光谷单日接单量突破2000次。但真实世界的复杂性仍对自动驾驶提出了许多挑战：系统能否在深夜或雨雾天气中识别交通标志和异形物体？面对突然的“鬼探头”能否及时制动？这些偶发却致命的场景，才是技术落地前最为艰难的“最后一公里”。

    自动驾驶系统或许能处理99%的常规场景，但公众的容错阈值是100%。这要求各方重新审视安全逻辑，并在商业化进程中厘清路线图。政策层面，建立分级责任认定体系；技术层面，推动多传感器冗余方案的标准化；营销层面，切勿虚假宣传，透支行业信用；资本层面，各方应克制“催熟”冲动。就像电力普及初期要安装保险丝一样，智驾技术规模落地的前提是构建起技术可靠性与社会接受度的双重保障。

    而人形机器人，则类似于19世纪出现在“马车时代”的蒸汽机，它不是现有生产工具的替代品，而是重构人类出行乃至生存方式的锚点。

    当投资人埋怨人形机器人泡沫太多，并用ROI回报率公式计算其商业前景时，就如同是以“人们习以为常的马车”否定“性能差强人意的汽车”。历史告诉我们，莱特兄弟的飞行器，在无数次坠毁中才积累出升力系数，划时代的创新绝不囿于投资回报率，今天每个“不实用”的创造，都可能成为明天的希望。

    笔者认为，我们迫切需要构建科技创新的新价值坐标系。例如，对接近商业化的技术，应执行严苛的安全标准；但对前沿领域，则需要构建容忍“失败”的长周期支持机制。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区分并不割裂，而是创新生态的必备要素，当下的中国尤其需要这种战略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