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沈阳晚报

　　□伏桂明

　　（上接3月27日06版）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

　　作为军委直属队的一部分，红军卫校从瑞金随军出发。在遵义，红军卫校师生复课不及一周又上路，四渡赤水，突破乌江，巧渡金沙江和抢渡大渡河，爬过4000多米高的雪山，走出渺无人烟的草地……1936年10月抵达陕北。在实地寻访调研中，我们倾听了很多红医长征路上的故事，在这里重点讲述“一老一少”两件事。

　　一件是1954年老红军杨立三死后极尽哀荣——由周恩来亲自主祭并为其执绋引棺。是什么让周恩来这样做？这可从周恩来本人的一段话中看出些端倪：“我们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但不是无情论者，是杨立三把我从鬼门关抬出来的，我现在不送他一程，死人也会说话的……”他说的“把我从鬼门关抬出来的”是指他在长征途中过草地的一段经历。1935年8月，正在生病的周恩来随红三军团过草地。他连续发了几天高烧，五六天没有吃东西，身体十分虚弱，不要说过草地，几乎连在平地上走路的力气也没有。兵站部长兼政委杨立三（我军后勤工作重要创始人和奠基者之一）坚持要为他抬担架，和战士们一道儿，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前移动，经过一个星期的艰辛跋涉，才走出这片荒凉的大草地。一走出草地，杨立三大病一场，几乎丢了性命。还有一个担架的故事令人闻之落泪：为救一个普通伤员，三名担架员献出了生命。支撑他们的，就是红军一定能走出草地、革命一定胜利的信念。

　　在长征途中，担架是移动的病床，是红医和其助手最具象的生命符号之一。小小的担架浓缩了像精钢一样坚韧的意志：不抛弃，不放弃。不抛弃的是战友们的生命，而不放弃的是理想、信念、追求和最后一刻成功的机会。到底有多少担架员长眠于崇山峻岭之中？如今，要查清这个数字很有难度。很多重伤员躺在担架上，红医与其助手们抬着担架，边行军、边救治。枪林弹雨就在他们头顶、身边。以命相托，以命救命。

　　这是担架上的信仰，也是传承红医精神的时代注脚。

　　另一件事是关于一名16岁女护士的。她想像那些刚生过孩子的大姐那样，挤出乳汁喂伤员，可后来她挤出的却是殷红的鲜血……如此可爱的朴实的姑娘在翻越夹金山时，就在担架旁被一股无情的风雪卷进了万丈深渊。

　　世上最悲苦的人，最知道担当的涵义；世上最隐忍的人，最知道坚持的结局。

　　因为见过血淋淋的死，才勇敢面对血淋淋的生。两万五千里长征，红军以血肉之躯迎战恶劣自然环境和前堵后追的枪林弹雨，死亡与伤病随时出现。而红医团队则克服了一个个难以想象的困难，将许多危重伤病员抢救过来，为革命保存了有生力量、留下了火种。

　　许多学员在回忆文章中提到了1940年8月毛泽东来到学校向师生们作的一次报告。毛泽东说：“你们在党的领导下，从江西中央苏区的‘卫生小学’，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锻炼，现在成长为‘卫生中学’了。我们的革命军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是因为我们能为群众谋利益，为全国广大工农群众所拥护，我们一定能够战胜敌人，建设一个新中国。你们卫生学校也是这样，将来一定会发展成为一个‘卫生大学’。”

　　1940年9月，经毛泽东提议，红军卫校改名为中国医科大学，有了一段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1945年11月18日，中国医科大学师生踏上新的征途。他们从延安出发向东北挺进，渡黄河，经兴县、岢岚、五寨，到张家口，合编张家口医学院后短期复课。1946年7月，学校转道哈尔滨，到达目的地兴山（今属鹤岗），合并了当地的东北军医大学。在兴山办学期间，总校及在哈尔滨、龙井、通化和平谷地区设立的四所分校培养了大批医务干部，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1948年10月，辽沈战役胜利在即，时任校长王斌率总校师生赶赴沈阳，并很快接收了原国立沈阳医学院、辽宁医科大学两所老校，人才济济、设备齐全，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医科大学和沈阳药科大学便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这个角度说，“红医”长征的终点在沈阳，同时也开启了新的长征。

　　红医长征，是一群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红医创业史。都说创业难，而那种在战火、血汗与泪水中的创业会更难，且是难上百倍、千倍……然而，正是当年规模小得像河汊子、蜗居于小山沟里的一队红医，成就了如今覆盖万里的大事业。这个大事业不仅仅包括中国医科大学、沈阳药科大学，还囊括了一个国家的医疗卫生事业。红军卫校培养的幸存下来的医疗卫生人员大多成为新中国卫生事业发展的骨干力量，并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为新中国现代医学教育提供了重要参考与借鉴。

　　红医精神到底是什么？

　　“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是毛泽东为中国医科大学的题词，也被中国医科大学历代师生奉为座右铭。了解越多的红医故事，我们也就越理解这句题词的涵义。

　　“要灌输卫生常识于一般劳苦群众，使他们自己起来注意疾病、个人的公共卫生，以减少疾病和死亡！”这句话道出了中国红色医疗卫生事业的初心。我们在瑞金、延安采访时，不少专家提供了红医治病救人、卫生防疫、服务群众的资料。其中，一些被神化的故事很有意思，比如说“红军菩萨”。

　　“摸摸脚，红军菩萨保佑你”，这个带有迷信色彩的说法算是历史的另类再现。一尊铜铸雕塑立在遵义市烈士陵园红军坟前，塑造的是一位红军女卫生员抱着病弱孩子喂药的形象。她叫“小红”，便是人们眼中的“红军菩萨”。云、贵、川等地都有人来进香，摸摸手脚，祈求“红军菩萨”保佑。即使“小红”后来被重新雕塑，可没过多长时间手和脚又被摸得铮亮了。实际上，“红军菩萨”的原型并非女性，而是男的——红军卫生员龙思泉。1935年1月，红军第一次占领遵义后，龙思泉随部队驻扎在遵义东南桑木垭一带。他走访村寨，为当地农民治病。经他诊治过的病人个个病愈。一天下午，龙思泉跋山涉水到一户病人家看病。因患者病情危急，他忙碌一晚，未能及时赶回部队。第二天，部队紧急转移了，他告别乡亲去追赶部队。没走出多远，他便被敌人杀害了。乡亲们悄悄把他安葬了。不久后的一天，当地有一位老大爷病了，昏睡中做了一个梦。他梦到龙思泉来了。龙思泉给他打针、吃药，临走还留下几包药。大爷怕他被敌人抓走，要爬起来带他走条安全的路。龙思泉坚决不允，而大爷非要带路。正在推拉之际，大爷撞在柴门上，梦醒了。大爷出了一身汗，身子也清爽多了。于是，他告诉家人，红军在他睡觉时把他的病治好了。此事越传越神，后来就演变成“红军菩萨显灵了”，盛传乡里。

　　在鄂陕边界的郧西、旬阳、山阳、镇安一带，至今还有人拜“红军老祖”。那是一座当地人建立的红军烈士之墓。1935年，红74师特务队驻扎在寨沟村。特务队指导员高中宽出身中医世家，为村人治病，常常药到病除，被当地人视为神医。这年10月，国民党安康守军展开围剿，高中宽带领红军战士与数十倍于自己的敌人激战。最后，只剩高中宽与一位姓尚的班长，被围在山顶，最后从山顶跳入碾子沟谷底，壮烈牺牲。乡亲们含泪收拾烈士遗骨，就地掩埋，并在墓前立起一块墓碑，上写“红军烈士之墓”。此后，每逢农历初一、十五，乡亲们便带上祭品来祭祀。村里有人头疼脑热，也来跪拜祈求良方。1949年旬阳解放后，当地百姓在红军墓前建起一座“红军老祖墓”，供奉的两尊神像便是身穿红军军装、头戴八角帽的高中宽和尚班长。曾有游客至此，感慨万千，写诗一首：“莫道百姓迷信，香火供奉人心。红军精神不死，老祖与世长存。”中国本土的神祇多是脱胎于活生生的人。老百姓把给他们治病的红医奉若神明，则表现出一种最朴素的爱戴，也是最崇敬的怀念。百姓有爱戴之情，红军怀赤子之心。两者交汇，必然将凝聚成一种无坚不摧的坚强意志。这是红军长征胜利的源头，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源头。我们不能因为走得太远、太快，就忘记了当初为什么出发。

　　水流过，星月留下。

　　一个民族能有一段历史、一种精神被一再重温、一再追随，能用“永远”这样的字眼来形容，是难能可贵的。无论是对一个人还是一个群体来说，无论是对一个地区还是整个国家来说，长征都是没有终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