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衢州日报）

转自：衢州日报

　　刘燕珂

　　衢州作为拥有万年文化史、四千多年建城史的江南文化名城，素有“东南阙里、南孔圣地”之美誉。南宋时期，孔氏大宗定居衢州，儒家文化与江南地域文化不断融合，形成了南孔文化。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江南地区书院数量激增、理学传播兴盛。江南地区书院发展与南孔文化的扎根传播相互激荡，共同见证了江南文脉的建构历程。厘清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对于理解江南文脉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南宋时期江南地区书院发展概况

　　在地理范畴上，“江南”素有大、中、小之分，南宋历史语境下的“江南”多指长江下游区域，涵盖今江浙皖赣等核心地带。宋室南渡后，政治文化中心南迁，直接推动了书院发展的鼎盛期。这一时期，书院的地域集聚特征鲜明，高度集中于江南腹地。据学者邓洪波《中国书院史》的研究统计，南宋全国书院总数达442所，其中，江西建有147所、浙江82所，江苏、安徽等地亦有大量书院落成，文教规模空前。衢州的书院建设在南宋时期尤为兴盛，境内书院多达十余所，在南宋22所著名书院中，柯山书院、清献书院更是颇负盛名。规模化、集群化的书院群落，让江南逐渐成为南宋儒学传承、学术传播与文化教化的核心区域。

　　二、南宋时期南孔文化与江南书院的互动关系探究

　　南宋时期，江南地区崇文重教、兼容并蓄的文化氛围为南孔文化的传播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孔氏南宗或为学官、或为山长，足迹遍及江南各地区。正是这一历史渊源，使南孔文化与江南书院产生了深度互动，其互动关系可以通过书院类型和地域分布具体展开。

　　（一）从书院类型看南孔文化推动江南书院发展

　　南宋江南书院按兴办主体可分为官办、民办、官民合办等不同类型。孔氏南宗南迁衢州后，通过出任学官、山长等方式，主要推动着江南地区官办和民办书院的发展。其一，官办书院。以衢州柯山书院为代表，孔元龙、孔演等南宗后裔相继出任山长，将南孔文化基本精神注入书院，注重礼义教化，在一定程度上使书院成为传播南孔文化的重要平台。其二，民办书院。孔氏南宗直接创办了一批书院。据载，南宋初年孔传博览群书、博学多闻，开创了孔氏南宗家塾的滥觞。孔子五十代孙孔挺于南宋宝祐年间在磐安创办杏坛书院，孔子第五十一代孙孔元虔于南宋咸淳年间在江苏靖江创建马洲书院，教育子孙，传承儒家文化。这类书院起初以宗族内部家学传承为主，后逐渐面向社会，将南孔家学转化为民间教化资源，丰富了江南书院的办学形态。

　　（二）从地域分布看南孔文化和江南书院相互促进

　　南宋时期，南孔文化与江南书院在地域分布上高度叠合，形成了以衢州为核心、向周边区域辐射的空间格局。首先是衢州，作为孔氏南宗家庙所在地，依托柯山书院、清献书院等本地书院，吸引江南士子负笈从游。朱熹曾多次到衢州讲学，吕祖谦亦在衢州一带主持学术交流。孔元龙出任柯山书院山长期间，四方士子前来听讲者达三千余人，衢州遂成为东南儒学传播的重要枢纽。其次是金华等邻近地区。南孔文化的影响沿着交通要道向金华等邻近地区发展，磐安杏坛书院即为孔氏婺州南宗支的典型例证。再者是浙东、安徽、江西、江苏等地。随着孔氏宗族进一步迁徙，南孔文化的影响延伸至更广区域。与此同时，婺学、朱子理学等学派的活跃及书院会讲活动，也为南孔文化与其他思想学派的交融提供了现实场域。在这一动态进程中，地理毗邻保障了核心区的辐射效能，人口迁徙与书院网络则实现了文化理念的跨地域扩散，二者相互强化，共同构筑起东南儒学走廊的人文地理基础。

　　三、书院传承视角下南孔文化与江南书院互动的历史逻辑

　　南宋江南书院的历史实践表明，南孔文化与江南书院之间是一种双向赋能的关系。江南书院为南孔文化提供了传播载体与实践平台，推动其实现本土化发展；南孔文化为江南书院注入了新的精神内涵，丰富了江南地域文化的价值体系。其互动的历史逻辑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文化传播需要扎根具体载体。书院作为文化积累、研究、创造与传播的文化教育组织，是文化“实化”于现实的最有效载体。二是文化影响力的实现依赖主体的主动作为。孔氏南宗族人积极投身教育，以崇学尚礼为基本追求，这种文化自觉是南孔文化深入江南社会的关键动力。三是文化生命力在于与地域的深度融合。南孔文化之所以能够融入江南书院，正在于它主动接纳了江南地域的文化生态，积极与婺学等江南本土思想流派展开对话与交融，这种融合使南孔文化实现了具有江南地域特色的文化创新。（作者单位：衢州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