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课】

　　作者：王金虎

　　在某大型快餐连锁门店送餐12年，骑手王福民（化名）每天上午到岗、深夜下班，却从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找不到“东家”。2026年1月，他在送单返程途中受伤，先后找过门店、配送站长、平台方，被多方推诿。接单手机应用程序几经迭代，发薪主体换了七八家，他始终不知道自己在为谁工作，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卡在了第一步。

　　王福民的遭遇并非个例。近年来，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深刻改变了用工形态。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即时配送骑手已接近2000万人。即时配送行业中，骑手签约、派单、考勤、发薪往往分属不同公司，一旦发生劳动争议，劳动者常常难以确定自己的用人单位。发生劳动纠纷后，到底该告谁，正成为千万骑手维权路上普遍面临的难题。

　　即时配送用工模式随着社会发展而变化，但法律关系不能模糊。近年来，即时配送平台中的直营模式占比逐渐降低，外包已成为主力。用工形态也逐步演变为“平台+壳公司”模式，即平台拿走主要收益，壳公司承担名义风险，但壳公司的担责能力却十分有限。这意味着用工链条上，完整的劳动关系被一步步拆解，用工风险沿着链条层层下移，最终传导至末端赔付能力较弱的配送商。

　　一旦发生劳动纠纷、引发诉讼，骑手往往处于不利地位。对于驻店骑手来说，由于签约、发薪、管理分属不同公司，要在同一个主体上同时找到完整的雇佣证据并非易事。因此，劳动者不得不将用工链条上的多个主体一并列为被告，却常常因“用人单位主体不明确”而被法院驳回。或者，最终被认定为用人单位的往往是链条末端的外包公司，赔付能力有限。而相关平台虽通过算法对骑手的劳动考核起决定性影响，却在纠纷中“隐身”，这对骑手而言并不公平。

　　值得关注的是，国家层面已针对相关问题出台政策文件。2021年7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提出“根据用工事实认定企业和劳动者的关系”，并提出“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制度保障范围”。这意味着，新就业形态劳动关系的认定不只认合同，而是回归用工事实，比如谁在管人，谁在用人，谁获益，谁担责。这为司法实践提供了新的判断维度，也为解决“用人单位认定难”问题指明了方向。

　　上述《意见》同时强调要强化职业伤害保障，以出行、外卖、即时配送、同城货运等行业的平台企业为重点，组织开展平台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平台企业应当按规定参加。2025年，人社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扩大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的通知》，创新设计了“按日参保、按单计费、月度缴费、总参总保”的参保方式，为维护新就业群体权益提供了兜底保障。今年7月1日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政策关怀从“纸面”落进骑手的现实生活中。

　　与此同时，政策的兜底保障并不意味着可以消解用工责任。有一种错误观点认为，骑手发生职业伤害，一旦按“新职伤”处理了，就无需再认定骑手与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相反，“新职伤”作为兜底保障措施，并不会影响劳动关系的认定。骑手在获得“新职伤”保障的同时，也可向用人单位主张劳动关系。

　　“新职伤”解决了“骑手受伤后怎么办”的问题，但要真正实现用工链条上各相关主体的权责对等，仍需在劳动关系认定上持续发力。当平台通过算法实施劳动管理、品牌方通过服务标准提出刚性要求、外包公司负责签约发薪，三者分别行使部分核心管理职能，是否应当共同承担用工责任，这在当下并没有统一制度安排。因此，要解决“用人单位主体认定难”问题，仍有赖于进一步明确规则。

　　为减少司法实践中“骑手告错主体即败诉”的情况，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近日发布的追踪报告提出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思路。即，两个以上公司针对同一劳动者从事同一劳动过程，分别行使部分核心管理职能，且均从该劳动过程中获取经营利益的，可探索认定为“共同劳动关系”，对外承担连带责任。这一提法既不否认平台经济的灵活性和创新活力，也不回避平台作为管理者和受益者应当承担的责任，目标是实现用工链条上各相关主体收益与责任风险的对等和平衡，这对于未来用工规则的完善具有参考价值。

　　从职业伤害保障先行先试，到劳动关系认定规则持续完善，从“形式审查”走向“实质判断”，政策持续向新就业群体倾斜。如今，近2000万骑手奔波在大街小巷，他们用汗水支撑起即时配送行业的高效运转。让他们的付出得到应有的回报，让他们的权益得到进一步的保障，这既是法治的要求，也是时代进步的呼唤。

《光明日报》（2026年09月05日 0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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