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是国内上海抗战史、近代城市抗战史研究领域的核心学术重镇。历史研究所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编纂了《“八一三”抗战史料选编》等多部史料集，后来许多研究上海抗战史的专著和学术论文都曾受惠于此。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建所初期，便以深耕中国近现代史与上海革命史领域，编纂相关资料集而声名远扬，为史学研究界提供了诸多极具价值的史料支撑。然而，在“文革”的特殊历史时期，研究所的正常科研工作被迫中断，史学研究的脚步也在此刻停滞。直至1978年，随着拨乱反正的推进，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得以恢复建制，中断多年的史学研究工作才重新踏上征程。复所后的第二年夏季，研究所下属的现代史研究室勇挑重担，牵头启动了一项意义重大的史料编纂项目——以上海“八一三”抗战为核心主题的资料汇编。因为“八一三”是上海人民斗争史上的光辉一页，也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个重大事件。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到1980年底，课题组已收集抄录了100万字史料，大致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八一三”战事：其中大致包括战事的进程、双方兵力部署、双方主要指挥官、中国军民的一些英勇事迹、市内发生的几次惨案（如大世界炸弹跌落事件），以及战事造成的严重损失等。

（二）关于上海民众抗日救亡运动：最主要的是包括救国会在内各界抗日救亡协会的活动，包括许多中共地下党老同志的回忆录和访问记，涉及刘晓、王尧山、陆志仁、赵先、杨帆、周克、刘峰、刘季平、刘长胜，等等。也有涉及民族资产阶级参加抗日活动的资料，常常反映了他们的两面性。还有杜月笙主持的地方协会的资料，以及国民党主持的抗敌后援会的资料。

（三）“八一三”抗战时期，上海难民工作卓有成效，意义重大。中共难民工作委员会（“难委”）由周克负责，汤镛、丁公量、赵朴初、孟一如、胡静、潘大成等参与其中。中共在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慈联会）及第一难民收容所积极开展工作，将难民收容所打造成抗日活动重要阵地，有“小延安”“解放区”之称。这里不仅培养出众多党的重要干部，还向新四军输送了大批人员。

（四）国际上对“八一三”战事的各种新闻报道和各界反应：包括英、美、法等各国的重要文件，如罗斯福、张伯伦、艾登等人的发言等。

（五）中日双方有关“八一三”战事的重要文件：包括中共的声明、宣言，国民政府蒋介石的发言，日本首相近卫的声明等等。

（六）当时名人有关“八一三”战事的文章，如宋庆龄、郭沫若、茅盾、阿英、潘汉年、夏衍、七君子等等。

（七）“八一三”战事大事记。

现代史研究室张义渔、李飞、沈忆琴、罗义俊四位学者（以张、李为主，张义渔等日后调往新成立的上海市委党史办）承担了该课题研究。课题组付出极大努力，多方寻觅珍稀资料，找到《救亡日报》《立报》《抗战三日刊》等珍贵报刊，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历史所图书资料室发掘到原始资料，此外，还走访了上海图书馆、上海市档案馆、上海市总工会工运史料组、上海市妇联妇运史料组、上海市工商联资料室、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江苏省公安厅档案处等单位，搜集素材。经手工抄录整理，书稿于1980年交付上海人民出版社，却因当时“出版难”（编印能力有限、纸张短缺、选题积压等）问题，直至1986年5月才作为“上海史资料丛刊”之一出版。该书出版后，成为研究淞沪抗战和上海抗日战争史的重要参考工具书。

正式出版的该书共40万字，主要收录1937年8月13日至11月12日的史料，分为“八一三”战争、上海人民抗日救亡运动、难民工作、国际形势和各国态度、历史文件与重要言论5编，附录“八一三”抗战大事记。曾参与“八一三”斗争的解放前中共上海地下党老领导张承宗亲自作序，指出该书对普通读者了解历史、专业研究者开展上海革命史研究均有助益。

课题组成员在编纂史料集的同时，已开展初步研究，为后续深入研究奠基。张义渔发表了《抗战初期上海的“救亡协会”》（刊《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等论文。该文切入点在“救亡协会”这一战时特殊群众组织，属于对上海抗日救亡运动具体机制和组织形态的深入分析。还曾到上海师范学院作了《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要发动“八一三”战争？》和《“八一三”战争和上海人民的抗日救亡斗争》两次报告，有别于单纯事件描述，报告侧重从日本国内政治经济矛盾、国际关系格局等角度，剖析其发动战争的主客观原因，内容新颖且富有启发。1982年8月10日，历史研究所举行纪念“八一三”学术讨论会，在讨论会上，张义渔作了重要发言，他指出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和“八一三”事变是有计划的侵华扩张，并列举“八一三”战争中日军的兵力规模，以及其在上海制造的屠杀、纵火等暴行，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巨额财产损失和众多难民流离失所的惨状。

李飞为《民国历史人物传》第10册写了一篇《谢晋元传》，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辑部的好评。她还撰写有长文《江南敌后抗日武装斗争故事》（《支部生活》1984年第20、21、22、23期连载）。李飞的研究呈现两条清晰主线，兼顾了正面战场英烈与敌后武装斗争。罗义俊则发表了《八一三时期上海的难民工作》（《社会科学》1982年第8期）、《八一三淞沪抗战中的八百壮士和谢晋元》（《历史教学》1984年第9期）等。这些论文和著作的发表时间（1982-1984年）都早于《八一三抗战史料选编》的正式出版（1986年），但却晚于100万字史料的收集完成（1980年底）。这也符合“史料先行，研究随后”的科研规律：他们在手稿交付出版社等待排期的过程中，已经将部分专题研究成果先行发表了。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代史研究室编纂的《“八一三”抗战史料选编》，堪称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领域的先驱和扛鼎之作。在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迎来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而这部史料选编早已在之前便完成了重要的铺垫工作，成为诸多后续研究的先驱。此后，几乎每一部聚焦上海抗战史的专著与学位论文，都从中汲取了丰富的养分，其学术价值可见一斑。

在《“八一三”抗战史料选编》取得成功后，历史所现代史研究室并未停下脚步。1986年晚些时候，他们又推出了两部相关主题的资料集——《“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与《上海郊县抗日武装斗争史料》。

其中，《“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由李华明、饶景英、翁三新编纂，于1986年10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上海郊县抗日武装斗争史料》则由张义渔、翁三新、李飞编纂，同期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值得注意的是，该书同时标注为“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显示这一课题得到了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支持或合作。1978年10月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复所后，延续此前编史传统，将编纂“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系列资料集列为战略任务。现代史研究室李华明、饶景英、翁三新三位学者承担资料搜集、整理与编辑工作。这两部资料集的出版，使现代史研究室对上海抗日战争史的资料整理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系列：上溯“九·一八”至“一·二八”时期的上海军民抗日运动，中至“八一三”淞沪抗战，下及上海郊县敌后武装斗争。这一系列成果为后续的抗日战争史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史料基础，被学界认为是“做了重要的铺垫和先驱工作”

以《“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为例。数年间，他们走访上海图书馆、上海市档案馆、中共“一大”纪念馆、上海辞书出版社、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多家单位，从海量文献中挖掘相关资料，最终编成41万字、523页的资料集。全书共9章：第一章“九·一八”事变在上海的反响；第二章“一·二八”事变的爆发；第三章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十九路军英勇抗战；第四章国共两党关于“一·二八”事变的主要文电；第五章上海人民声援十九路军抗日；第六章上海人民踊跃援助十九路军抗战；第七章上海人民谴责国民政府出卖上海，反对中日停战协定；第八章上海各界隆重追悼淞沪抗战阵亡将士；第九章关于“一·二八”事变和上海军民抗战回忆录。书末附有：“九·一八”到“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大事记。

该资料集的来源丰富多样：报纸期刊类涵盖《国闻周报》《申报》《新闻报》《大公报》《生活周刊》等十数种；书籍著述类包括《蒋总统集》《宋庆龄选集》《淞沪御日血战大画史》《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及多辑《文史资料选辑》等；另有《工部局警务处情报》《淞沪抗日战役第五军战斗要报》等原始档案，以及当事人回忆。日汉翻译家吴绳海摘译了《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等日文史料，现代史研究室主任任建树审订全稿。

“一·二八”事变是日本为转移国际视线、扩大对华侵略在上海蓄意制造的事端，引发以上海为代表的全国人民英勇抗日救亡，影响深远。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纂的《“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详实记录了事变前后全貌，对中日战争史、二战史及上海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该书三位主要编者在编纂过程中及出版后，还发表了相关研究论文。如《“一·二八”事变前后的宋庆龄》（李华明、饶景英、翁三新，上海《社会科学》1981年第4期）；《“九·一八”和“一·二八”时期的上海学生运动》（李华明、饶景英、翁三新，上海《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评“一·二八”战争前后沪西日商纱厂大罢工》（饶景英，《史林》1989年第4期）；《彪炳史册的“一·二八”淞沪抗战》（饶景英，《史林》1992年第1期）；等等。1995年7月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由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李华明、饶景英参与撰写的《上海抗日救亡史》亦从该资料集中受益颇多。

编写者还常借公开场合口头宣讲学术心得。1982年8月10日，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召开纪念“八一三”淞沪抗战四十五周年学术讨论会，“一·二八”课题组代表李华明发言，详细介绍日本制造“九·一八”“一·二八”事变的经过。他分析称，事变绝非偶然：1930年前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冲击日本，使其面临产品过剩、失业增加、物资匮乏等困境，遂以对外扩张为出路。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曾称，占领中国东北是解决日本经济困难的唯一出路，而代表垄断资产阶级的政友会、民政党均奉行军国主义扩张政策。

李华明指出，“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我国东北三省，一面拼凑伪满洲国傀儡政权，一面为转移视线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1932年1月28日，日本以“日僧事件”为借口，在闸北宝山路一带进攻十九路军。据日本驻沪公使馆武官田中隆吉供称，他是按板垣征四郎指令，勾结川岛芳子，利用日僧事件指挥日本浪人焚烧三友实业社，一手炮制了“一·二八”事变。事后他还收到板垣的感谢信。李华明着重揭露“一·二八”淞沪战争的破坏：33天里，日军给上海造成可估计损失达17亿法币，闸北、虹口等战区损失尤烈，18万户共81万人受害，1.8万余人失踪。更有无法用货币衡量的文化浩劫：日军炸毁素有“东方知识宝库”之称的东方图书馆和著名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馆藏丰富，含中文图书26万册、外文图书8万册、何氏善本4万册、经史子集及方志55395册、图片5000套。日军司令盐泽幸一曾直言，摧毁这类文化机关，才能让中国人永远无法恢复，其险恶用心昭然若揭。

《“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问世后，不仅惠及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及上海史界，更成为中外学术界研究“一·二八”问题绕不开的重要资料，问世35年来价值不减，在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史料编纂事业中占据重要地位。

该书三位编者中，李华明、翁三新于1985年调至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后为市委党史研究室），饶景英1995年从历史所退休，三人目前均健在。参与日文史料翻译的吴绳海、审订全稿的任建树退休后，分别于1985年、2019年离世。

进入新时代以来，历史研究所现代史室在抗战史研究领域持续深耕，呈现出学术传承与创新并进的良好态势。先是历史所的熊月之研究员，长期聚焦上海盟侨集中营与华洋关系嬗变研究，系统梳理了战时上海17处盟侨集中营关押六千余名外籍侨民的史实，论证了集中营经历大幅拉近了上海华人社会与盟国侨民的反法西斯战友情谊，填补了该领域的研究空白。熊月之的《上海集中营真相》一文2005年发表于《社会科学报》，是国内学界最早系统介绍上海盟侨集中营基本史实的专题短文，为后续该领域的深度研究搭建了基础史实框架；《上海盟侨集中营与华洋关系嬗变》一文基于2025年全国抗战史学术研讨会同名主旨发言整理而成，核心论证了集中营经历对上海华洋关系的颠覆性重塑作用，是该领域近年的代表性核心成果。

此外，历史所的周武研究员在抗战史研究方面的代表作是主编《二战中的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5年）。该书系统梳理了1931至1945年间上海在抗日战争中的特殊地位与复杂命运。全书分上、中、下三篇，涵盖淞沪抗战、孤岛岁月、日军占领、城市抵抗运动、战时救济、出版业抗争、胜利庆典、战后审判与遣返等议题，首次将上海置于“微型世界大战”的全球视野下进行考察。书中特别关注中日战争对市民日常生活的冲击，如难民危机、经济崩溃与文化抵抗，并利用中法等多国档案，揭示租界沦陷后社会结构的剧变。

2025年末，现代史室新成立了抗日战争史研究中心，标志着该领域的建制化研究迈上新台阶。2020年10月，研究室组织编写出版了《抗日战争史研究新趋向》（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该书以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新趋向与新理论、淞沪抗战与上海社会为重点，兼及中共抗日根据地与大后方、战时政治与外交、军事与军队、战时沦陷区社会与文化等诸方面。总体上看，秉持立场和立论取向皆能与主流话语保持一致，特别在发掘新材料、使用新方法、关注新趋向、开拓新视点方面，多有可圈可点之作。对于切实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深入开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研究的重要指示，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着力研究和深入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意义及其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启示价值，为书写民族荣光、缅怀先烈、弘扬全民族浴血奋战的抗战精神，具有重要的意义。

马军等著《海外与港台地区中国抗战史研究理论前沿》（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0年版）对2000—2015年海外与港台地区中国抗战史研究中的新理论、新观点与新资料进行了总体考察，这部耗时五年打磨而成的著作，以其宏大的视野、扎实的梳理和深刻的评析，为国内抗战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该书系2015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科理论前沿（国际学术前沿动态）课题“海外与港台地区‘中国抗战史’研究理论前沿”的最终成果。该书力求突破海外抗战史研究中的“欧洲中心论”，21世纪以来，海外中国抗战史研究日益繁盛，体现了国际社会对二战历史的反思逐渐突破欧洲中心主义，开始重视中国战场的作用。该书在这一趋势下，系统梳理了海外学界的最新动态，对于唤醒海外学界对中国战场作用的重视，争取中国学者在抗日战争研究的国际话语权，该书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

2020年12月7日，为了纪念太平洋战争爆发79周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代史研究室召开了名为“上海所见的亚洲太平洋战争”的学术工作坊。《上海所见的抗日战争》（马军等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3年版）一书即为当时与会论文的汇编，内容以远东最大的都市——上海为基点，考察涉及了战时生活、细菌战、日伪“清乡”、战犯审判等诸领域，可谓卓有特色，亦代表了目前国内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学术取向和较高水平。以上海为独特视角，用11篇扎实的实证研究，为读者打开了一扇观察抗战史的新窗口。《上海所见的抗日战争》不仅是对上海抗战史的补充，更为抗战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启示。它提醒我们，历史研究不应只关注宏大叙事，更应重视微观视角的价值；不应只依赖传统史料，更应拓展档案资料的运用；不应只停留在事实陈述，更应进行跨学科的综合分析。这部著作与2020年出版的《抗日战争史研究新趋向》形成互补——前者聚焦海外学术前沿的译介与评析，后者侧重国内研究新趋向的整合呈现，共同构成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代史研究室在抗战史研究领域的“内外兼修”格局。

结语

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建所七十余年来的抗战史研究，从改革开放初期“八一三”系列史料集的系统编纂，到新时代学者们开拓盟侨集中营、全球视野下的战时上海等全新研究维度，始终秉持“史料先行、深耕实证”的学术传统，贯通史料整理与理论创新，既填补了诸多细分领域研究空白，也在构建中国抗战史研究国际话语权、传递全民族浴血奋战的抗战精神层面持续产出重要成果，如今抗日战争史研究中心的正式成立，更将推动这一特色研究方向迈向更高的学术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