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长安街知事

81年前的8月21日，一架插着白旗的日本运输机降落在湖南芷江机场。侵华日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低头步入受降堂，向中国军民呈交兵力部署图并在投降备忘录上签字。那一刻，洗刷了近代中国百年屈辱。

81年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游人如织，白鸽腾空。

馆长吴建宏对这里的一桌一椅、一砖一瓦都如数家珍。39年前，他第一次来到这里时，还只是一名21岁的勤杂工，负责植树和清洁。那时，受降纪念坊只有几间小木屋和一块石碑。

如今，这里已经成为年参访量超过200万人次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吴建宏也从勤杂工成长为馆长。

“这40年过去，我也没有想到可以把纪念馆做得这么大，做得这么有影响，自己有的时候好像感觉是做梦一样。”

近日，长安街知事（Capitalnews）来到湖南芷江，和吴建宏做一天朋友。

从扫地开始走进历史

1987年，21岁的吴建宏被调到受降纪念坊工作，植树、清洁、做些杂务。守着受降旧址久了，他开始对眼前这一切产生了兴趣。

白天，他向讲解员请教抗战史；晚上，就找书、找资料来看。慢慢地，他开始给游客讲解。从勤杂工到正式员工，再到讲解员、受降园管理处副主任……1997年纪念馆正式建馆，他任副馆长；1999年，他接任馆长。

职位变了，但他一直在做的找资料、找文物、找历史的见证者的事情没有变。吴建宏很早就意识到，一座纪念馆如果只有一栋建筑、几块展板，历史就很容易变成几句概念化的介绍。“没有丰富的馆藏文物，纪念馆就没有生命力、说服力和铁的证据。”

吴建宏在展馆中巡视。摄/宋佳音

在那个没有手机、通讯不便的年代，他手里始终攥着一个厚厚的小皮本，上面记满了抗战将领后人、飞虎队队员及其家属的联系方式。“每个名字的背后都是一段感人的故事。”

十年才等来一通电话

在那个小皮本里，有一个记载着“台北市庄敬路”的地址。

1992年，一位回乡省亲的抗战老兵无意间提到，当年芷江受降的主官萧毅肃将军的家属住在台北。吴建宏立刻记下了这个地址。

从1993年开始，每逢重大节日，吴建宏都会寄去贺卡、名片以及纪念馆的资料。一年、两年……这一寄，就是整整10年。

吴建宏在办公室和记者聊起那段往事，桌面上是通讯录与新展策划。摄/宋佳音

他不知道对方什么时候能看到，也没有人回复，但他一直寄。“其实我心里也没底，但我就坚信一点，只要萧将军的后人看到祖国还记着他们父辈的功勋，他们就一定会回应。”吴建宏说。

直到2003年的一天深夜，吴建宏办公室的电话突然响起。电话那头，是远在美国的萧毅肃将军二儿子萧慧麟。

他告诉吴建宏，十年来，他寄出的信件和资料一直从台北转到了美国，他们兄妹十分感动。随后，萧家九兄妹分五次来到芷江，将家中保存的400多件文物、历史文献和照片，无偿捐赠给纪念馆。其中有两件物品，曾有海外收藏家出价百万美金收购，但萧家后人婉言谢绝。

萧家后人对吴建宏说的一句话，让他至今记忆犹新：“这些东西原本属于萧家，但今天，它属于中华民族。”

用了26年终于找到那20分钟

交谈中，吴建宏几次说到“骄傲”。

“可以说这段视频是我一生中间感到最值得骄傲的。”

“从事这项工作是我最值得骄傲的。”

“我觉得这是我一生中间感到最为骄傲，也感到更为自豪的事。”

他说的是一卷20分钟左右的电影胶片，是吴建宏与历史之间持续了20多年的追寻。

1989年前后，吴建宏在整理文献资料时，偶然发现了一张纪录片《芷江受降——降使今井》的宣传海报。“我的直觉告诉我，既然当年这部纪录片曾经公开放映，有海报就一定有投降的原始视频。”

它在哪里呢？

吴建宏开始找。国内的档案馆、音像馆、纪念馆，他一处处询问。用了26年的时间，7次去台湾，2次去美国，从全国各地找到全球各地。“我一直在找，从来没有放弃。”

真正的突破来自一个偶然发现的细节。早年间，大家一直用汉语拼音“ZHIJIANG”在美国档案馆的数据库里搜寻，始终一无所获。直到在北京一位航空杂志主编的提醒下，吴建宏才意识到，二战时期美军对芷江的英文旧称是“CHIHKIANG”。

吴建宏拜托旅美油画家钱德湘夫妇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协助寻找，因为钱德湘曾经创作过芷江受降主题油画，对于当年受降人物的面部表情、动作和神态有非常深的记忆。

2014年的一天深夜，远在美国的钱德湘打来电话，声音震颤：“找到了！清清楚楚！”

“我当时非常之心动，彻夜难眠。”吴建宏说，为了把胶片安全带回中国，钱德湘夫妇没有选择普通邮寄，而是采取防磁、防震、防盗等保护措施，专程从美国飞到芷江，将这段珍贵影像亲手交给了他。

当那一段尘封了近70年、时长20多分钟的影像在展厅屏幕上重新亮起——日本降使乘车入场、被荷枪实弹的中国士兵押解、低头呈交兵力部署图、双手颤抖着在备忘录上签字……

日军投降代表桥岛芳雄不停地擦汗

“那不仅是一段视频，那是日本无条件投降的铁证！”站在屏幕前，吴建宏心潮澎湃，“这26年没白等。找回这段视频，是我这辈子从事文博工作最值得骄傲的事。”

历史的接力者还在向前

从12亩到如今的400亩，从几间木房子到“一园三馆”，从最初的十几件文物到如今丰富的抗战文物和史料，吴建宏几乎参与了这座纪念馆的整个成长过程。

如今，他仍然每天很早来到纪念馆。先绕园区走一圈，看看开放前的准备工作是否到位；然后看看当天游客来自哪里，哪些地方的学校来得多，哪些地方还比较少，再根据客流数据思考下一步的宣传和研学工作。

中国战区受降典礼会场。摄/宋佳音

剩下的时间，他还会研究征集来的文物，修改展陈方案，筹备新的展览。

他近期正在推进“胜利的现场”展览，希望把一批表现侵华日军投降过程的大型主题油画与手稿结合起来。吴建宏指着图纸，眼神里透着炽热，“我们要让年轻人来到这里，看到的不仅是历史的伤痕，更是民族的脊梁。”

《胜利的现场》立面设计方案。摄/刘晓琰

采访临近结束时，记者问他：“如果回到当初的年纪，面对当下年轻人更多的就业选择，21岁的吴建宏还会选择从事文博行业吗？”

吴建宏没有丝毫迟疑，他笑着点头：“还会。”

“历史是有温度的，历史的东西是取之不尽的，它能给人无穷的精神动力。学历史，了解历史，就是能更好地走向未来。”

他说：“我们这些文博人，不过是历史的接力者。把这段记忆完好地传下去，让后人知道吾辈当自强，这就够了。”

窗外，芷江的夕阳穿过树荫，洒在受降纪念坊“血”字造型的建筑上，高远而沉静。那座保存着胜利记忆的受降旧址木屋静静立于身后。鸽群再次盘旋起飞，伫立在广场的“和平”二字之上。

受降纪念坊。摄/宋佳音

吴建宏还会继续找下去。因为总有一些名字、一些文物、一些影像，值得有人穷尽一生，把它们从岁月深处带回人间。

记者：刘晓琰、宋佳音、李治宏、张鹏、杨萌、高晨晨

实习生：杨蕊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