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重器》8月25日收官。该剧以一代法律人的成长历程为线索，透过一个个案例，展现中国法治建设的脉络。该剧导演沈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重器》不排除还有第二部、第三部的创作计划，他期待观众对这类作品的反馈，也由衷希望类似的创作能够真正有助于当代司法实践，让今天的年轻人了解中国四十年法治进程，真正读懂法治文明的深刻内涵。

导演沈严

　　拍《重器》是因为年轻人“不相信”

　　《重器》围绕五位法学毕业生投身法院、检察院、律师行业等司法领域不同部门工作的主线展开，以富有年代质感的镜头语言，全方位、多视角再现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法治实践图景。

　　导演沈严此前深耕现实题材影视创作，他执导的电视剧《中国式关系》《我的前半生》等至今仍为人称道。这次拍法治题材，沈严直言在创作手法上并无二致，“故事讲述的这一代法律人和我基本上同龄，我对这个年代发生的故事还是比较熟悉的，但当我们把这些故事讲给今天的‘90后’‘00后’去听，会发现他们对此十分陌生，甚至并不相信这些是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事。”

　　正是因为这种“不相信”，沈严认为自己有义务去表达这样的主题。《重器》的时间线几乎严格遵守现实中法治建设的进程，从初创时期的艰难求索，到司法实践中证据标准逐步建立，再到1997年新刑法确立“疑罪从无”的司法理念，一个个案例串起了中国法治进程中的关键节点。剧中的五个法律人从初出茅庐的大学生，走向各自选择的法律事业，并逐渐成长和蜕变，这样的青春群像描摹也应和了沈严想要达到的传播目标，那就是“让今天的年轻人对历史不再陌生”。

　　剧中，陈一众、夏英杰、余高远、张丽慧、陆则铭五位主角，在历史的重要节点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陈一众因年少时的心结而始终追寻正义和公平，夏英杰更是将理想主义的执念贯穿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余高远在家庭出身和职业理想间反复横跳，张丽慧则以独特的沉稳践行了法律人应有的克制与冷静，看似圆滑的陆则铭选择成为律师，在重大案件面前坚守初心。

　　正是这一位位生动而有活力的青年法律人，在一个个具体的案例中磨砺成长，才让法治建设的理念深入人心，也改变了过去部分法治题材影视作品“只见案，不见人”的表达局限。

　　尊重历史的回望自有深意

　　《重器》作为一部题材重大、表达厚重的法治“编年体影像史”，最关键的就是要如实还原和呈现中国法治进程中的重要节点，客观全面地回望历史进程中的探索过程，不苛责过去，不妄断时代。

　　在沈严看来，重现自己青春回忆中的年代并不算难，“那些青春群像至今历历在目，年轻人对国家法治建设的期盼我感同身受，在拍戏的时候我要做到的，就是把自己记忆中的感觉拍出来。”因此，整部剧作在影像风格上也相对克制，并没有选择通常的暖色调，而是以清冷偏灰的主色调来重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

　　沈严直言，剧中人物的服饰、妆造和道具都尽可能还原，看上去土土的、旧旧的，“但这就是当年那个时代给人留下的记忆，我们希望尊重历史。”

　　剧中每一个案件的选择都有深意。故事开篇以南余县妇女杀人案起笔，透过死刑案例的判定揭露当年部分地区普遍的家暴现象，也带出了基层司法实践中遭遇的民众法律意识淡薄等现实困境；律师李乡因坚持为死刑犯进行无罪辩护遭遇不公，直指律师执业权利保障问题；钱兴良案中，办案人员对模糊鉴定结论提出疑问，意味着证据裁判意识在基层司法实践中逐渐萌芽。“疑罪从无”“程序正义”等法理概念，也借助具体的案件与主角的阐述变得鲜活。本报记者 李夏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