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文少卿】

这几天，我的一位同事前去乌兰巴托，报道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届缔约方大会（COP17）。作为她的责任编辑，我自然要和她聊聊此行的观感。出乎意料的是，她对蒙古的评价颇为积极，甚至可以说是“相当不错”。

在许多中国人的印象里，蒙古国只是一个遥远、苦寒、人烟稀少的草原国度，是夹在中俄两大国之间的地缘缓冲带。但站在乌兰巴托街头，你看到的却是另一个蒙古：这个国家正努力向世界证明，它的标签不应仅仅是煤炭与铜矿的出口地，它同样渴望在国际舞台上，就环境、气候、土地与可持续发展等宏大议题，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

这种努力并非徒劳。本届COP17，蒙古将主题定为“恢复土地，重燃希望”。这个主题甚至带有一种令人尊敬的政治野心。

蒙古当然清楚自身的软肋。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国土都正遭受不同程度的土地退化，荒漠化、干旱与牧场萎缩，不仅威胁着蒙古人的传统生计，更扼住了国家发展的咽喉。他们希望借由这场国际盛会，将一个在全球政治中经常被忽视的内陆小国，变成讨论全球土地危机时无法绕开的声音。

正因如此，当大会期间那些不和谐的插曲——诸如针对中资企业的滋扰事件——突兀地响起时，才显得格外刺耳。

闯入营地的“抗争者”

8月14日，就在蒙古国努力向世界展示自己开放、现代、负责任的一面时，两名蒙古网红强行闯入一家中资石油勘探企业的营地。她们不仅翻动物品、抢夺中国员工护照，还对无辜的中国工人肆意辱骂、冲撞，并全程开启手机直播，将施暴画面散播至网络。

这两个蒙古网红是什么来头？一个叫戈・苏龙嘎，另一个叫戈・阿迪勒毕希，均自诩为“抗争者”。据蒙古国媒体报道，苏龙嘎是某组织的副主席，在当地媒体笔下，她常被冠以“斗士”（тэмцэгч）的头衔——在蒙古国的语境中，这往往是民族主义圈子自我标榜的标签。

事实上，这并非她们首次针对中企发难。早在2024年，两人就曾在蒙古国东方省实施下述行为：

令人费解的是，尽管这些行为涉嫌故意伤害与寻衅滋事，两人却长期逍遥法外。面对她们“经传唤拒不到案”的行径，蒙古官方也是一直视若无睹。

直到此次事件引发轩然大波，东方省一家初级法院才于8月18日姗姗来迟地作出判决，宣布因2024年的旧案将两人拘留30天。至于8月14日的现行违法行为，当地警察局给出的回应仅是“正在开展侦查”。

这种长期的不作为，最终坐视了同类犯罪的重演，也彻底引爆了舆论。

8月18日，中国驻蒙古国临时代办曹利约见了蒙古工矿部国务秘书达希普日布。曹利在会谈中提出严正关切，指出所谓“拯救家乡的乔巴山人”非政府组织人员在苏赫巴托尔省严重侵犯中国公民权利的事件，不仅在蒙古，在中国也广受议论，中方对此表示关切。他明确要求蒙方采取切实措施保障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及中国员工的人身财产安全，并强调“将密切关注执法机构是否依法追究该事件责任人的责任”。

面对中方的严正交涉，达希普日布当场致歉。他明确表示，不会容忍不法分子滋扰中国企业正常经营，并将此定性为“损害国家利益和经济安全的犯罪”。蒙方承诺已立案调查，将坚决维护营商环境和蒙中经贸关系。

这起事件之所以引发如此巨大的震动，不仅因为蒙古国即将主办COP17大会，更因为该国正深陷一场严峻的能源危机。受俄乌冲突等因素影响，俄罗斯向蒙古的燃料运输出现延误，导致自8月4日起，蒙古全国加油站一度实行单双号限油，并严格限制单次购买额度。等待加油的汽车排起长龙，且往往一无所获。美国驻蒙古大使馆甚至因燃料短缺，建议美国公民推迟或取消前往该国的非必要旅行。

危机时刻，蒙古总理乌其尔勒于8月10日视察了该国东戈壁省阿拉坦希来雷县炼油厂的建设情况，这是该国第一座、也是唯一一座炼油厂。两天前的8月8日，他刚刚会见了中石油大庆塔木察格公司总经理姜广彦，对中国同意在8月向蒙古供应6000吨AI92汽油表示感谢，并恳请将月供量提升至1.2万至1.5万吨，以解燃眉之急。

一边是国家高层为缓解能源危机向中方寻求援助，另一边却是打着“抗争”旗号的网红对中资石油勘探营地大打出手。这种极具讽刺意味的撕裂感，让这场闹剧显得尤为刺眼。

解决能源危机，靠韩国还是靠印度？

在蒙古国，极端的“资源民族主义”情绪并不罕见，人们对此早已见怪不怪。蒙古国的能源命脉几乎完全攥在俄罗斯手中（其国内97%的燃料依赖俄方进口），也已经不是新闻。真正令人感到错愕的，是蒙古国在应对能源危机时，那种近乎执拗的“舍近求远”。

蒙古的能源依赖早已是公认的致命软肋。为了摆脱这种被动局面，乌兰巴托一直在推进能源多元化战略。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们只肯将希望寄托于“第三邻国”，尤其是韩国。

今年7月30日，蒙古国高调宣布取得“历史性突破”：与韩国达成协议，由首尔每月向其供应5万吨石油产品和2万吨柴油。蒙古媒体将其誉为“迈向能源独立的重要战略举措”。不仅如此，在可再生能源领域，蒙古同样紧紧拉住韩国的手。从去年8月的蒙韩战略论坛，到今年7月韩国总统李在明访蒙并宣布两国进入“黄金时代”，引进现代可再生能源技术始终是双方合作的重头戏。

但蒙古国政府也深知，单纯依靠进口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能源安全问题。因此，早在2018年，该国便破土动工建设了第一座炼油厂（即总理乌其尔勒近期视察的那座）。按照规划，这座设计年加工原油150万吨的炼油厂，将生产欧四或欧五标准的汽油、柴油、航油等产品，有望满足蒙古国55%至60%的成品油需求。

看起来还不错？问题在于，蒙古国为这座炼油厂选择的合作伙伴，是印度。

截至乌其尔勒视察时，这座本该在2022年投产的炼油厂，工程量仅完成了60%。由于资金与法律纠纷，项目建设曾停滞长达两年。乌其尔勒在视察时坦言：“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始终没有结果……直到本届政府成立，僵局才被打破。现在工地上有4500名工程技术人员三班倒、24小时不间断作业，设备安装已全面展开。我们要把丢失的两年时间抢回来。”

按照目前的进度，这座炼油厂最快也要到2028年才能建成投产。而更尴尬的现实是：即便有了炼油厂，也未必有足够的原油可供炼化。蒙古国虽然拥有原油储备，但严重缺乏勘探与开采能力。难道届时还要依赖进口原油来维持炼化？

关于这一痛点，蒙古国议员吉·卓拉吉日嘎拉在8月12日的一番表态，可谓意味深长。他直言不讳地指出，炼油厂的原料问题确实悬而未决。在2018年项目启动时，蒙古国曾规划将石油开采量从100万吨提升至160万吨，但事与愿违，实际开采量在工厂开工后急剧萎缩至30万至40万吨。

卓拉吉日嘎拉将原因归结于中资企业的“亏损困境”与税务纠纷。他提到，中国石油公司因亏损严重不愿增产，且因蒙古税务部门下达的4000多亿图格里克税务处理决定而提出争议。尽管今年春季蒙古政府通报称该税务问题已解决，但他依然表达了忧虑：“如果现在不增产，到工厂投产时，也不可能突然把开采量提上来。”

这番话看似在客观陈述困难，实则暗含了“甩锅”意味。事实上，蒙古国本土原油属于重质高凝油，炼制难度大、成本极高，且年产量仅有40万吨左右，根本无法支撑一座年加工150万吨炼油厂的基本运营。

一个国家治理失败的寓言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刚刚遭到蒙古网红冲击的这家中国企业，恰恰是来帮助蒙古国勘探石油的。

2024年10月，蒙古国政府与这家名叫“蒙古丰森能源”的中国公司正式签署了石油勘探产品分成协议。根据合同，该公司将在8年的勘探期内投入近5000万美元，用于地质调查、地震勘探及钻探13口勘探井，并专门拨付了环境保护与土地修复资金。协议还明确规定，若发现石油，将100%供应给东戈壁省正在建设的炼油厂。

然而，在蒙古民间，一种“因为没有让本国公司参与，中国人把石油都往南运走了”的阴谋论却甚嚣尘上。

这种极端的“资源民族主义”，曾让蒙古国付出过真金白银的代价。2014年，围绕一条连接其煤矿与中国市场的铁路，蒙古国内爆发了激烈的政治争论。当时的政客利用“采用中国轨距意味着中国坦克可以长驱直入”等煽动性言论发动舆论攻势，最终导致一项约4.83亿美元的铁路交易被迫搁置。蒙古国随后改用俄罗斯标准轨距，由此增加了换轨成本，使煤炭运输成本从每吨约14美元攀升至17美元。

然而很明显，蒙古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

读到这里，许多人或许会感到愤愤不平。但需要指出的是，蒙古国的“资源民族主义”并非仅仅针对中国企业，即便是乌兰巴托极力拉拢的西方资本，同样无法幸免。

今年6月，矿业巨头力拓集团（Rio Tinto）旗下的奥尤陶勒盖铜矿，就遭到了自称“激进改革运动”组织的封路抗议。抗议者阻断了将铜精矿运往中国边境的卡车，要求蒙古国从矿业收入中获得更大份额。这套剧本，与8月的女网红事件如出一辙；区别在于，力拓是一家西方公司，且蒙古政府持有该矿34%的股份，而中国仅仅是铜矿的买家。

作为蒙古国与外国资本关系的风向标，奥尤陶勒盖铜矿的控制权、税收、融资及政府持股等问题曾引发长达多年的争议。2023年该矿终于完全投产时，美国国务院甚至将其视为蒙古投资环境改善的积极信号。

近年来，蒙古国在改善营商环境方面确实做了不少事情。相对而言，其投资制度总体较为开放，对外资的市场准入壁垒较低；连续几任总理也推出了多项亲商举措，试图通过降低监管风险和官僚程序来吸引外资。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的数据显示，蒙古的外国直接投资（FDI）流入已从2020年的17.19亿美元上升至2024年的27.82亿美元，FDI存量增至334.82亿美元。从账面数据来看，这份成绩单并不算差。

但这并不意味着蒙古国的改革已经取得了成功。在一个深陷治理失败泥潭的国家，当民粹情绪的火星随时可能点燃，当正常的商业合作被轻易贴上政治标签，再漂亮的外资数据，也难以掩盖其投资环境深处的脆弱与不安。

2025年美国国务院发布的《投资气候报告》中，有一句评价很有意思：“蒙古虽吸引了投资者的关注，但难以将这种关注转化为实际投资。”也就是说，蒙古的问题不是“没人想来”，而是许多投资者在实地考察后，因风险过高而望而却步，或者在不得不投时，要求极高的风险溢价。

究其根本，蒙古国始终未能解决阻碍外资落地的核心痛点——政策与监管的极度不确定性、司法执行的低效、政企关系的暧昧，以及资源行业高悬的政治风险。美国国务院在报告中毫不客气地指出，蒙古面临的最大障碍包括：不可预测的监管负担、不同政府部门之间执法标准的不一致、司法裁判与执行的严重迟延，以及税务争议随时可能演变为事实上的“间接征收”。

这种“间接征收”的风险并非空穴来风。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注脚是：就在8月8日，中石油大庆塔木察格公司总经理姜广彦，特意对乌其尔勒总理及蒙古政府“出面解决自2012年起便悬而未决的税务纠纷”表达了感谢。一场长达十余年的税务拉锯战，足以让任何一家跨国企业心力交瘁。

不仅是传统能源，可再生能源领域同样饱受政策动荡之苦。自2007年蒙古颁布首部《可再生能源法》以来，该法在2008年、2009年、2011年、2012年、2019年和2022年均进行了修订。连韩国《韩民族日报》都忍不住评论：“随着蒙古寻求吸引更多外国投资，可再生能源领域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就是相关法律缺乏稳定性。”

朝令夕改的何止于此？在土地政策上，蒙古议会曾在2024年撤销了《投资法》中关于外国和本国投资者取得土地使用与占有权的机制，随后又试图将其重新塞回《土地法》中加以控制。而在矿业领域，蒙古宪法规定国家必须获得战略性矿产项目的“多数利益”，但究竟什么是“利益”？是利润、股权，还是就业与技术转让？这个核心概念长期处于模糊状态，给外资留下了巨大的解释黑洞。这样的问题，还可以列出很多很多。

长期以来，外界始终有一个疑问：为什么蒙古拥有如此丰厚的资源禀赋，却始终难以将资源财富转化为广泛的国民财富？

中资企业营地遇袭事件后，蒙古国工业和矿产资源部部长宫·达姆丁尼姆在社交媒体上的一段长文，或许给出了部分答案。他写道：

当理性的经济建设被民粹情绪与政治内耗所裹挟，当本该保护投资者的法治环境沦为各方博弈的筹码，蒙古国想要真正走出“守着金山讨饭吃”的恶性循环，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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