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通胀是央行的核心目标之一，而以价格变化速度为依据设定的通胀目标一直是其不可或缺的工具。然而，要让这套目标体系承担起帮助经济应对21世纪挑战的重任，有必要重新审视其作用。

问题不在于简单调高或调低目标数值，而是要思考，这套诞生于特定时代的制度，能否适配一个已截然不同的现实世界。货币当局如今身处一个瞬息万变、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全球供应链动荡、政治冲击、公共卫生危机，再加上人工智能重塑劳动力结构与居民消费习惯，都极易使政策偏离预设轨道。这些因素既可能推高通胀，也可能诱发通缩这一相反结果，通胀目标将愈发频繁地失守。过去二十年间的重大冲击，包括全球金融危机与新冠疫情，或许只是更大风浪的序幕。

央行决策者本就处于立法机构的审视之下，如今，他们不仅需要清晰阐述基于基准假设的物价走势，还应让公众了解，在其他情景下，物价可能呈现怎样的走势。

多数央行将通胀目标设定在2%上下，围绕这一目标究竟该收紧还是放松利率，这种两难并非新鲜事，但未来很可能愈发尖锐。美联储一位理事在2007年一场关于通胀目标的讨论中便指出，政策制定者不该“拿球棒猛敲企业和消费者的脑袋”。又过了5年，美国才正式确立自己的价格稳定目标。

通胀目标之所以能成功引导全球经济，关键在于它帮助发达国家的企业和消费者稳住了通胀预期。最初始于新西兰的正式通胀目标，如今已被包括欧洲央行、日本央行、印度尼西亚央行和南非储备银行在内的众多央行广泛采用。彻底摒弃它将是严重失策。在缺乏更优替代方案的情况下，经济将失去方向，政策也会失去锚点。正如过去的金本位和政府管控的汇率制度一样，通胀目标为市场提供了重要的参照基准。

要让通胀目标继续发挥作用，必须对其进行改进。美国、英国等主要经济体的物价涨幅已连续数年略高于目标水平。伊朗冲突爆发以来，欧元区通胀水平明显攀升，目前略低于3%。

将每年的通胀率控制在较低水平，经济才能实现可持续增长。但央行如何让人们相信，通胀不会演变成一个大问题？必须建立一套至少包含若干明确规则、同时又易于理解的运行机制。可信的政策沟通至关重要。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克里斯汀·福布斯(Kristin Forbes)提出了一项颇有价值的改进方案：如果通胀长期偏离目标，应给出一个相对明确的时间框架，说明何时能够恢复至目标水平。英国央行已释放信号，准备在三年内将通胀率拉回2%。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则强调，一连串极其激进的加息措施固然可能迅速将物价涨幅压回目标水平，代价却是失业率走高。更多央行应当考虑给出一个渐进而简洁的回归时间表。“全球冲击随时会打乱节奏，我们不该强求每个月都精准命中目标，”曾任英国央行利率制定委员会成员的福布斯告诉我，“关键在于通胀的方向和路径。”

为此，央行决策者必须更加灵活敏捷；他们面对的冲击不会仅仅来自国内。除了传统的调节物价、避免经济衰退和应对汇率波动等任务外，今年5月结束长达8年美联储掌舵生涯的杰罗姆·鲍威尔(Jerome Powell)，还先后遭遇了新冠疫情、随之而来的通胀飙升、俄乌冲突、中东战事，以及一个屡屡打破常规的白宫政府。其中一些考验，未来还会再次出现。

僵化的利率设定公式，尤其是对通胀数据锱铢必较的做法，或许会逐渐失去分量。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Chair Kevin)批评部分政策制定者过度执着于“官方最新统计数据小数点后两位的数字”。但他同时强调，通胀目标是一项由来已久、备受珍视的目标，在胜利到来之前不可轻言放弃。

无论如何界定，物价稳定始终应是经济政策追求的终极目标。对一个社会而言，很少有什么事情比人们普遍认为自身购买力会逐年大幅缩水更具破坏性。收入不见增长的前提下，通胀会侵蚀民众获取衣食居所的能力。适度通胀并非坏事，它代表经济充满活力；但如果通胀幅度过大、持续过久，则可能动摇民众对基本金融与政治体制的信心。罗马货币贬值，常被视作帝国衰落的诱因；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也曾深陷恶性通胀。即便不谈如此惨烈的历史，上世纪70年代末，英国连年两位数的通胀也重创了工党政府，并为撒切尔时代的到来铺平了道路。如今，生活成本压力的杀伤力再度显现。民调显示，美国民众普遍对唐纳德·特朗普政府处理美国经济的方式感到不满，尤其对通胀迟迟不退感到失望。在澳大利亚等地，物价上涨同样激起了民众对执政政府的反弹。

一个地处偏远的小国，何以让2%通胀目标成为全球各大央行的参照基准，几乎纯属偶然。1988年，新西兰通胀率终于降至10%以下，有记者问时任财政部长罗杰·道格拉斯(Roger Douglas)，是否对此感到满意。他给出否定回答，并称通胀应当归零，或维持在0%至2%之间。“新西兰储备银行里大多数人都觉得这简直疯了，”不久后就任新西兰储备银行行长的唐·布拉什(Don Brash)对我说。但官员们还是得设法实现这一目标，“令储备银行上下都感到意外的是，我们居然实现了。”

这一理念也曾遭到不少重量级人物的反对。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因在20世纪80年代初成功击退美国两位数的通胀而备受尊崇，但他认为，想要精确设定一个“正确”的通胀水平，无异于痴人说梦。接替他的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则对赋予数值目标如此重要的地位深感不安，担心这会剥夺货币政策的自由裁量空间。即便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最终形成了2%的目标共识，委员们仍被要求对此守口如瓶。直到十多年后，主张提高政策透明度的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才最终将这一目标公之于众。

但这些目标从来都不是铁板一块。实际上，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预测设定的，而不只是依据那些可能随后被修正的最新数据。而且，从一开始，目标设定就有意留出了缓冲空间，为罕见冲击提供了一定的回旋余地。

调整通胀目标早有先例。在新西兰，中期目标区间被扩大至1%至3%，其中点被视为最理想的水平。在英国，央行1997年获得独立时，通胀目标为2.5%，如今已降至2%。此外，英国还设置了一道安全阀：如果通胀率超过这一水平，央行行长必须致函财政部，解释偏离目标的原因，并承诺推动通胀回归目标。

但灵活性过大同样无益，只会让人们怀疑，这些目标并无意义。关键并不在于像沃什似乎倾向的那样，限制政策制定者发表意见，而在于把一个正确的信息传达出去，让人们明白应该如何理解这些目标。同时，还应解释偏离目标的依据、预计持续时长，以及可能出现哪些情景。是否应当如沃什所建议的那样少说为妙？或许有一定道理。但如果不谈实现目标的可能性，就很难让人理解目标本身存在多大弹性。

奉行通胀目标制的央行，过去难道只是碰巧走了好运？20世纪90年代，上一个十年的石油冲击逐渐消退，中国进入全球市场大幅拉低了制成品价格。工会力量大幅削弱，罢工的破坏性减弱，工资涨幅趋于平缓。

21世纪剩余时期的环境将更加严峻。沃什，以及明年接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执掌欧洲央行的人，都将需要动用一切可用的政策工具。只要在技术层面和政策沟通层面做好准备，通胀目标完全可以在新时代再度证明自身价值。翻译/程玺 编辑/孟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