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岐曾

侯岐曾日记自序

　　▌王淼

　　“拈开明末清初的历史画卷，铁马兵戈的气息立即扑面而来。明王朝訇然倾圮，大顺政权昙花一现，由满族建立的清朝最终南面天下，开辟全新的大一统王朝。”历史学者朱亦灵在他的著作《覆巢之下》引言中的这句话，可谓准确简练地概括了明清易代之际的复杂局势。王朝鼎革的大动荡既使得千万个人头落地，更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嘉定名门望族侯氏家族，即因此遭到灭顶之灾，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继而不可逆转地走向衰落。

　　《覆巢之下》即是一部以嘉定士绅侯岐曾的日记为线索，从日常生活史的视角，再现明清易代之际侯氏家族的惨剧及其衰落的过程，借以还原“忠烈之士”的日常生活，并以之为个案，揭示出清廷杀一儆百、打压江南士族的真相。

　　侯岐曾日记涉及到侯氏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社交、饮食、消闲、医疗、谣言传播，如是等等。从坚贞自守，到明哲保身；从矢志抗清，到“奉母保孤”……直至最后不得不面对两度破家、燕雀四散的现实，侯岐曾虽然竭力让自己置身事外，以规避风险，但最终仍然不免卷入复明运动，付出自己的生命。

　　书名“覆巢之下”，显然对应下一句“岂有完卵”。明清易代之际，侯氏家族的悲惨命运印证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大时代面前，个人何其渺小，他们既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最后只能身不由己地成为时代的牺牲品。

　　时代的风口浪尖

　　嘉定侯氏家族原本崛起于明代中叶，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到嘉靖年间，侯岐曾的太祖父侯尧封考中进士，正式开启了侯家世代簪缨的历史。侯尧封留给后人的家训是：“不愿汝辈它日为第一等官，但愿为第一等人。”这句话既成为侯氏后人做人的原则，也预示着他们在明清易代之际的选择。当然，就像所有跻身地方上层的士绅家族一样，侯氏家族崛起的过程也同样存在着兼并土地、豢养奴仆、徇私枉法、与本地乡民之间有着某种竞争性紧张关系等负面情形。

　　明末嘉定侯氏家族的声望达到巅峰之时，却也正是大明王朝走向败亡之日。这不可避免地将侯氏家族推上了时代的风口浪尖。对于他们来说，明清易代无疑是一场重大的灾难，从“国”的方面看固然象征着“乾坤变革”，从“家”的方面看却意味着“家国崩离”。

　　其实早在明朝灭亡前的崇祯八年，侯岐曾兄弟与友人聚会，就曾经发起过一次若王朝覆灭士人当如何殉国的讨论，哥哥侯峒曾认为投水而死较少痛苦，侯岐曾则慨言斩首比较痛快，在场的其他侯家子弟也纷纷表态，均不似贪生怕死之辈，却未料一语成谶。清兵压境之际，侯岐曾赶赴松江投奔明军吴志葵部，奋勇抗清，侯峒曾则组织义军保卫嘉定城。嘉定城破之后，侯峒曾携二子赴水而死，随后赶来的侯岐曾与幸存的家人会合，避乱于松江乡下的老宅中，并就此开始了日记的写作，以记载“穷乡异闻”，以备后世野史采择。

　　侯岐曾显然是抱着史家的态度来写作日记的，而他的日记，也果然为后世留下了一份明代遗民日常生活的宝贵记录。尤其是侯岐曾“奉母保孤”背后的考虑，“忠节”与“保家”之间的犹疑，将一个前朝遗民面对家族危难时患得患失、彷徨无助的心理展现得淋漓尽致。

　　从前朝的名门望族，沦为新朝打击的对象，为了侯氏家族的存续，面对清廷追缴租税、籍没家产的催逼，侯岐曾只能苟且偷生、委曲求全，乃至拒绝参与各种形式的抗清活动，以带领侯氏家族躲避祸患。但侯岐曾换得的只是劳民伤财、疲于奔命，还因心力交瘁罹患各种疾病，却仍然不免“力穷胆碎”，徒劳无益，最终落得一场空。

　　多方周旋难逃覆灭

　　为了应对清廷的籍没和追租，侯岐曾先后请托钱谦益、李雯、戴之儁等亲朋故旧充当中间人，为自己说项，进而花费大量金钱买通李成栋、土国宝、杨之赋等抚、督、县各级官员。因为不敷各方贿赂所需，侯岐曾或借贷，或变卖家产，关键时刻甚至拿出儿媳为孙子预存娶妻的聘金，来一一打点。因为财力有限，侯岐曾不能不精打细算，将每一笔钱用在紧要处，花到刀刃上。

　　在贿赂的各级官员中，尤以嘉定知县杨之赋的索取最多、欲求最大。杨之赋直接关涉到侯氏家人的生杀予夺，侯岐曾只得尽量满足他的欲求，低声下气地哀告乞怜。但即便如此，杨之赋仍不满意，一再勒索，那种基层官僚的贪婪嘴脸，若非记录在案，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作为嘉定地方的头号望族，侯岐曾有着由政治、地缘与婚姻等编织而成的广泛的人际关系网。他动用各种人脉与社会关系，以应对清廷的追租与籍没，其实质就是运用一系列非正式的手段，利用官僚体系的弱点与制度缝隙，与官府抗衡。应该说侯岐曾的活动的确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延缓了清廷的催逼——正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侯氏家族虽然濒临危境，但侯家几代人经营的人脉与积累的财富仍不容小觑。

　　然而，侯岐曾终究还是高估了这一效力。正像钱谦益所透露的那样：“守城殉节者籍，乃彼中画之一法。”清廷惩治抗清人士、打压不愿合作的江南士族原是既定之策，是维护统治的不二法门，从根本上就是难以动摇的，又岂能因为侯家的人脉和财力而轻易改变呢？所以，尽管侯岐曾想尽各种办法，竭尽全力与清廷周旋，也只能稍微延缓，而无法改变家族最终倾覆的命运。他只能哀叹：“独前此无限膏脂，断送鼠穴，曾不收分寸功，不由不裂眥填膺耳。”

　　缘于同样的原因，侯岐曾才会一再相信南明军队即将光复嘉定的谣言，因为比起耗费巨资贿赂清朝官员，只有明朝光复，才是解决“身家水火，日甚一日”的根本途径。侯岐曾具有相信谣言的心理动机，自然失去了正常的理性判断。

　　“忠烈”标签下的复杂性

　　随着侯岐曾应对清廷愿望的落空，在这场反复拉锯中获胜的希望彻底破灭，他逐渐意识到，家族的倾覆不可能幸免。深陷泥潭的挣扎，寝食难安的惶恐与焦虑，终于使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先后受到目疾、牙疾、耳鸣、体痒、便秘、腹泻等疑似并发症的困扰，继而又患上寒热交作的疟疾。各种疾病轮番交攻，让侯岐曾生趣全无，不停地慨叹“余生累我”，认为“有不尽哭之哀，有不敢声之怒，有微而渐著之劳，有宿而愈壮之火”的所谓“四大端”，乃是自己致病的最大原因。此时的侯岐曾已经失去了争取免籍免租的信心，他只是度日如年，在苟延残喘中度过余生。

　　与之同时，侯岐曾对清廷的仇恨也在日渐滋长——既无法阻止破家之祸，也就难免会有孤注一掷之想。当此时，“松江之变”（苏松提督吴胜兆策划的反清活动）骤然爆发，身为知情人的侯岐曾非但没有阻拦亲友参与其中，甚至还为他们的复明活动提供种种便利。侯岐曾原本希望自己置身事外，但他终究无法忘记国恨家仇，不管是有心，还是无意，他藏匿抗清义士陈子龙的行为，已足以让他陷入万劫不复之地。尤其是老母亲投水自尽之后，“奉母保孤”的希望彻底破灭，身陷囹圄的侯岐曾已经了无牵挂，他放弃了求生的机会，在公堂之上对主审官出言不逊，而且坚决不跪，一心求死，终于以私匿叛逆之罪受诛刑，最终成就了千古忠烈的英名。

　　在历史书写中，“忠烈之士”的人格形象常被浓缩为一种以“忠烈”为核心的特定样貌，从而忽略了对个体生命的完整理解，遮蔽了历史存在的多元面向。而回顾侯岐曾易代之后的个人生活，他身上尽管贴着这一标签，但他的日记让我们知道，“忠烈之士”也原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他们同样有七情六欲，有个人与家族利益的诉求；忠烈与日常并不相悖，日常的“小”从不影响忠烈的“大”。

　　正像朱亦灵所说的那样：“生活本身就是最大的真实，也是生命毋庸言说的动力。只有首先理解这一点，才能走入被脸谱化的‘忠臣义士’的生命，才能理解侯岐曾对参与复明运动的犹疑与决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