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千龙网）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以“百花燕归 万象京华”为主题重回北京，这也让北京成为目前国内唯一一座在同一个自然年度里，同时承办北京国际电影节与大众电影百花奖两大电影节展的城市。

本届百花奖有效投票共计1267.3万张，相较首届百花奖的11万余张选票，翻了上百倍。数字本身就能说明问题：观众的基数变了，看电影的方式和口味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百花的归来，不只是一场怀旧。借由今年百花奖的各项入围名单，或许我们可以对这种种变化窥见一二。

多元叙事：最佳影片的工业美学拼图

本届百花奖最佳影片的六部入围作品是《哪吒之魔童闹海》《镖人：风起大漠》《小小的我》《捕风追影》《惊蛰无声》《飞驰人生3》，它们基本展现了中国电影工业的几个方向。

《哪吒之魔童闹海》是这个名单里最无法忽视的存在。作为“哪吒”系列IP的续作，影片在各个维度均有提升。技术层面，影片堪称国内动画团队的集大成之作，代表着当前中国动画工业的最高水准。而技术迭代之外，影片的叙事、情感与主题表达更加精确，从个体对命运的反抗延伸至家国情怀，从而获得了众多观众的共鸣。影片最终以全球超154亿元票房登顶中国影史票房榜首，同时跻身全球影史票房榜第四位。这不仅是一部电影的胜利，更是国产动画电影工业化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国产动画的电影工业与创作理念都上了一个新台阶。

《镖人：风起大漠》则站在了电影工业的另一端。年过八旬的袁和平导演，带着四代动作演员，在新疆戈壁实景拍摄185天，零替身、真打、硬桥硬马——在绿幕和AI几乎可以“无中生有”的时代，这种“实拍”选择愈发令人动容。在此，我们并不是去比较实拍与特效哪个更高级，而是说“实拍”本身保留了电影最朴素的“在场感”魅力。虽然“武侠已死”的论调近年来屡见不鲜，但《镖人：风起大漠》无疑是一部致敬中国传统武侠电影的诚意佳作，这也恰是影片在2026年春节档能杀出一条血路，一举创下国产武侠片票房纪录的原因所在。

如果说《镖人：风起大漠》是对港式武侠的致敬，那么《捕风追影》则是对“黄金时代”港式动作片进行的一次新探索。影片在传统港式警匪动作片的基础上，融合了新的时代元素，老派侦查方式与新兴技术手段相结合，既继承了传统警匪对立的经典母题与有限空间内近身肉搏的动作美学，又以两组“父子”关系的对照，打破了正邪二元对立的传统人物模式。与此同时，影片跳出略显拥挤的香港街景，塑造了被监控网络与智能算法全面包裹的现代城市空间，形成了港式动作片的新路径。影片完成了一次传统港式警匪片的跨地域融合，最终收获12.65亿元票房和豆瓣8.0分的成绩。

《惊蛰无声》可以看作对传统谍战片的一次新时代续写。这是张艺谋执导的首部国安题材影片，呈现出丰富的现代感，这与《捕风追影》的时代展现不谋而合。影片聚焦人与人之间的心理博弈，高新科技成为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元素。张艺谋标志性的东方美学在这部作品中被刻意淡化，这是导演在当代语境下叙事的积极尝试，也是主流电影与时俱进的类型化呈现。

《飞驰人生3》以44.21亿元票房领跑今年的春节档，代表着商业IP的成熟运营。“飞驰”系列以赛车为标志，具有清晰的类型辨识度，在“中年危机”的情绪暗流中，讲述了一个“爽感”热血的追梦故事——其梦想叙事混杂了喜剧、竞技等多种老少咸宜的类型元素，档期定位清晰，目标受众明确，辅之以较高的工业化水准。“飞驰”系列的三部电影完成了一个商业叙事的闭环，也证明了中国电影在类型片赛道上的持续生产能力。

在六部最佳影片的入围作品中，《小小的我》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影片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大制作与类型电影，它聚焦脑瘫青年的成长与情感故事，展现残障人士的生活日常和精神世界，是一部兼具人文温度与社会批判的现实主义作品。

这六部电影放在一起，恰好拼出了当下中国电影工业的横截面——有动画的雄心，有武侠的坚守，有商业的成熟，有类型融合的探索，也有现实的温度和力量。

此外，《南京照相馆》《好东西》《唐探1900》《志愿军：存亡之战》等多部作品，均在商业标准化与个性表达之间进行了多样的平衡和尝试，虽遗憾未能提名最佳影片，但亦在中国电影工业化的路径上，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有效探索。

值得注意的是，《哪吒之魔童闹海》以断层票房登顶影史，此番却仅收获了最佳影片一项提名；而同样口碑不俗、斩获多项提名的《南京照相馆》，却未能进入最佳影片的角逐。这份入围名单本身就在发出一种声音：在百花奖的投票逻辑里，票房与单项成就之间并非线性关联。观众可以为一部电影的“整体好看”投上一票，却未必会将其表演、导演或剧本等单项要素一并送上领奖台。这恰恰给予了我们一个讨论空间——当“观众投票”成为标尺，“好看”与“好”之间的距离，究竟有多远？

个体转向：主流价值叙事的柔性升级

百花奖的信息量还不止于此。单项奖的提名名单同样释放出重要的内容信号，与最佳影片提名名单合在一处，才构成一幅完整的创作图景。

整体来看，本届百花奖的多部提名影片都在探索同一条路径——用成熟的类型语言承载主流价值表达。《南京照相馆》以另一种方式回应了历史与记忆的命题。申奥执导的这部作品聚焦个体在时代洪流中的情感抉择，获得了最佳编剧、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女配角、最佳新人等多项提名。它不是宏大叙事，而是以小人物的情感切口进入历史，让观众在个体的命运中感受到时代的重量。《志愿军：存亡之战》同样如此——战场的硝烟与炮火是背景，真正着墨更多的是普通人的抉择与坚守。

从最佳影片的提名名单到各单项奖的提名名单，我们不难发现，当代主流电影正在完成一次重要的叙事转向，其核心特征可以概括为从“历史事件本位”向“个体情感本位”的迁移。这一转向需要被放置在更长的中国电影叙事演变脉络中来理解：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红色娘子军》为代表的“人民英雄神话建构”，到八九十年代以《芙蓉镇》《红高粱》为代表的“文化反思与民族寓言”，再到新世纪以来以《建国大业》《湄公河行动》试图在商业类型与主流价值间寻找平衡的“大国崛起叙事”，直到当下，以《志愿军：存亡之战》《四渡》等为代表的“微观史叙事”的兴起。

这一转变的逻辑在于，“个体命运”不再是宏大叙事的注脚，而是直接参与历史和承载时代的主角。当观众不再满足于被灌输既定的历史结论，而是渴望在人物的情感与命运抉择中寻得自我投射，电影的评价标准便从“还原历史之真”悄然转向“抵达人性之深”。这本质上是一种叙事策略的柔性升级——以小切口锚定大时代，以微观战壕映射宏观格局，以具体而微的个人悲欢撬动普遍性的家国情怀。

当然，这种“微观化”的转向依然需要在“主流价值”的框架内完成。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不同，当下的微观转向是“宏大通过个体进行自我确证”——宏大叙事并未退场，而是退隐为个体情感得以成立的背景板，历史真实性从在大银幕上的直接呈现，转变为观众在与影片发生情感共鸣后产生的内在确认。这也意味着当下电影必须学会如何用个体的故事去承载普遍的情感，以小见大，以微观见宏观，以个人见世界。

代际图谱：演员的成长、破圈与跨界

如果说百花奖最佳影片和单项奖提名勾勒的是中国电影工业的创作版图，那么表演类提名就绘制了一幅华语演员的代际图谱。

百花奖最佳男主角的六位提名者年龄跨度超过40年。成龙与梁家辉代表了港片“黄金时代”的表演传统，两人同时凭借《捕风追影》获得提名，这本身就是对港式动作片表演传统的一次致敬。王宝强在《唐探1900》中延续了“唐探”系列的喜剧表演路径，同时也完成了从“草根喜剧人”到“类型片演员”的蜕变。朱一龙在《志愿军：存亡之战》这样的主流战争片中找到了文戏的支点。刘昊然在《南京照相馆》中的表现让人看到了一名青年演员摆脱类型束缚的努力。易烊千玺则凭借在《小小的我》中对残障人士的演绎，收获了广泛好评。

百花奖最佳女主角的六位提名者构成了另一幅丰富的表演图景。宋佳同时凭《好东西》和《惊蛰无声》获得提名，张子枫同时凭《志愿军：存亡之战》和《捕风追影》进入候选名单。而“一人双片”现象的普遍出现，正说明演员在主动打破类型桎梏，寻求更宽阔的表演空间。与此同时，高叶、卫诗雅、庄达菲、马丽分别凭借《南京照相馆》《破·地狱》《长安的荔枝》《抓娃娃》入围该奖项。喜剧演员在主流奖项中获得认可，本身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马丽作为当下最具国民度的喜剧女演员之一，其表演的细腻与精准正在被更多专业类奖项所看见。

百花奖最佳配角与最佳新人的提名同样释放了明确的信号，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跨界力量的集中涌现。越剧演员李云霄和陈丽君凭借《镖人：风起大漠》分别入围最佳女配角奖和最佳新人奖，可以看作是中国戏曲与中国电影长期互动关系的最新延续；脱口秀演员付航与偶像出身的刘耀文则分别凭借《长安的荔枝》《惊蛰无声》入围最佳新人奖。从越剧到脱口秀，从偶像舞台到大银幕，不同艺术门类的训练为电影表演注入了差异化的质感。

不同的表演风格在同一框架下，共同展现了当下中国电影表演的丰富性。与此同时，当“跨界”成为热词，我们或许会提出疑问，学院派表演训练体系的权威性是不是正以某种方式被解构？不同代际演员的同台竞争虽然本身有其评论价值，但遗憾的是这并不意味着真正的“对话”，我们目前看到的仅只是名单上的并置，而非表演创作场域中的真正交锋。

燕归之后：一个奖项的时代回应

百花奖重回北京，当然不只是场地的更换。它的“归来”恰逢中国电影面临深刻变革的时刻。本届百花奖的系列活动中，北京电影论坛的核心命题为“新时代电影文化建构”，而这个议题的提出并非偶然。当下，流媒体重塑了观影习惯，短视频改写了注意力经济，AI技术正在介入电影创作的全流程。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电影是什么”“电影为谁而拍”“电影的边界在哪里”不再是不言自明的问题。

百花奖的独特价值在于，它从来不是一个精英奖项，而是一个人民的选择，是国内唯一由观众投票产生的电影奖项。本届有效投票总数达1267.3万张——每一张票，都是中国电影与中国观众之间最直接的情感连接。

本届百花奖特别设立的“观众开放麦”环节和电影新评价体系的发布，可以看作是对“人民性”的自觉激活，而“人民性”不能只是一个修辞。随着时代的发展，百花奖投票者的构成、审美趣味、评价标准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今天的观众想要什么？百花奖的机制能否捕捉这种变化？评选机制的调整正是对此的回应：入围与提名名单扩容，初选小组从影院经理拓展为影院经理、媒体代表与业界专家三方共同参与，终评则由101位来自全国各行各业的观众评委现场无记名投票决定。

百花奖的配套活动中，多个单元也令人眼前一亮——抖音未来导演扶持计划、首次增设的AIGC推优单元以及短剧荣誉单元……本身就是百花奖拥抱时代与技术的主动实践。同期举办的第十八届华语青年电影周，则给这场“归来”增添了另一层意味：百花奖评选出的是经过市场与观众检验的成熟作品，而青年电影周关注的，是那些尚在成长中的、可能定义未来的创作力量。一个健康的电影生态，既需要总结过去，也需要播种未来。

当我们深入关注本届百花奖的各项提名名单，就会发现一种新的创作生态正在生成：题材的多元共生、现实关怀与类型表达的融合、工业升级与美学坚守的辩证统一、表演生态的代际共融。

百花奖的“归来”恰逢一个需要重新定义电影的时代。当观众手中的选票成为衡量电影价值的核心标尺，“好看”与“好”之间的距离正在被重新丈量。

百花燕归，万象京华。我们期待的不仅是一场光影盛会，更是一个行业在追问中前行。归来不是终点，而是一个开始；答案不在过去，而在未来每一次“人民”与“电影”的彼此重塑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