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海南省工商联）

编者按：“海商”之名，承载着海南商人海纳百川的胸襟气度。海商因海而生、向海而兴，其精神境界，由南海独特的自然禀赋与海南深厚的人文历史共同涵养铸就。历代海商秉持冒险开拓、励志进取、敢为人先、务实创新的精神特质，在海南发展史上功勋卓著、贡献深远。其所彰显的海量格局与精神风范，富有时代价值，值得深入研究、挖掘阐释与传承弘扬。近期省工商联“专家视点”栏目特邀著名社会经济史专家、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叶显恩研究员讲述《海商的精神境界与历史贡献》。让我们一同溯源海商历史、感悟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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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于投身于世界大航海时代热潮，勇当时代的弄潮儿

16世纪（明中叶）是发现新大陆，开通东方航线，肇始世界一体化的海洋商业殖民的时代；是建立殖民地和商业系统最活跃的时代；是西方重商主义盛行，海洋贸易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时代。西方冒险海商东来中国沿海寻找商机，并建立殖民地；由此出现了中西两半球海上贸易商人直接交遇的新局面。东亚海域的贸易网络，既连结太平洋彼岸的南美洲，又重新伸展到永乐之后中断往来的印度洋，并扩及大西洋，初步形成横跨亚、非、欧、美四大洲的世界性海洋贸易圈。与此同时，中国境内商品经济趋向繁荣，商机愈益增多；以商业增殖财富的途径，日益广阔。中国传统社会经济开始发生转型。

社会经济转型，意味着新旧交替，机遇与挑战并存。在明代富有敏感性的的徽商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以发展商业为主，越常规地增殖财富的战略抉择，来回应与中国社会经济开始转型时代俱来的机遇，终于赢得占据商界鳌头的历史性成功。这是大家所熟悉的。海商虽然早在西汉，对海上丝路的开拓已有开创之功。尔后又随着丝路的发展而不断成长。其业绩因从属于粤商而寡为人知。在大航海时代所出现机遇面前，海商又有突出的表现。

尽管明代“南海舶”依然光顾海南，但葡萄牙、西班牙等西方船舶都径由南海各商埠到广州做交易。海南的货物皆由广州十三行承揽，然后发售与西洋商人。所以屈大均在《广东新语》卷15“黩货”云：“出琼州者曰‘琼货’，亦曰‘十三行货’。”西方商人既然不来海南做直接交易，于是海商便走出去加入海上长途贩运行列。最早见诸记载的是万宁的海商廖瑄。海商廖瑄在明中叶就已经驰骋于南海与经大庾岭的南北水运大通道上。且在这条大通道的南运河商业重镇东光（今河北沧州）建立商业据点。廖氏家居东光县河西码头，乃贩运高值舶来品必经的商业要冲。东光距海南有数千里之遥，不是腰緾万贯的富贾，是不可能千里迢迢来到此地经商的。从廖瑄姪儿廖从盛曾自海南专程“驾舟乘风省于东光，又友其弟于官署”，就是说廖从盛驾舟到东光省亲，拜望廖瑄一家；其弟即廖纪，廖瑄之子。又到北京探望堂弟廖纪于官署。且在廖纪官署盘桓了一个多月。明代前期的海商，当以明代中叶名臣廖纪所出身的廖氏家族为杰出代表。

明代后期，海南商人的海上贸易活动愈加频繁，兴贩范围更为广阔，他们前往南海弧形沿岸各地从事经商活动。有的还留居当地，蕃衍子孙，与土著居民一起胼手胝足，筚路蓝缕，开辟荒野，为东南亚经济文化发展做出了极其重大的贡献。有些华侨社团在这些地区往往喧宾夺主，成为当地政治和经济的主体。

1511年，满剌加为葡人占据之后，才改变了传统的南海贸易的格局。葡萄牙商业殖民者，切断了南海诸蕃国与明帝国的关系。满剌加海峡是南海通往印度洋的咽喉。葡人据此控制了欧洲与东亚的贸易。原流寓马来半岛的华商，基于满剌加为葡人所占夺，出于无奈，纷纷转往东南亚其他地方从事商贩。一些地方如哑齐（苏门答腊）等因华商的转来而兴盛起来。

葡人继而前来中国沿海活动。先是勾结华商、南海诸国的一些商人在杭州湾外的双屿岛建立国际性的市场（1548年明朝廷派朱纨领兵捣毁），继而以租借占据澳门作贸易据点，并建立东亚与欧洲的贸易网络。继葡人之后，西班牙人于16世纪中叶占据菲律宾，以马尼拉为贸易基地。16世纪末，荷兰（16世纪时其领土包含今日的比利时、尼德兰、卢森堡和法国北部法兰德斯一带），也来到吕宋（菲律宾），由于遭到对手葡、西的抵制，于是荷兰国内的各公司联合起来，组成荷兰东印度公司，并配有强大的武装舰队，以加强其在南海的竞争力。它极力排斥葡、西势力，甚至进攻其贸易殖民基地。17世纪初，营建巴达维亚城（雅加达），作为殖民统治的据点。继而侵占锡兰，并从葡人手中夺取马六甲。又占据台湾，以大员（即今安平）作为贸易据点（1662年为郑成功所驱逐，收复台湾）。巴达维亚和大员两据点形成犄角之势，相互奥援。继葡萄牙人之后称雄于东亚海域。

英国1600年组织的东印度公司，也前来加入南海水域的商战。由于其资本和武装力量皆不及荷兰东印度公司，不能与之相抗衡。1613年开设在日本平户的商馆，因经营不善，也于1623年关闭。在17世纪20年代，把重点转移到印度和波斯。惟留下爪哇的万丹作为在南海的基地。

西方各国海商的先后到来，导致出现中西两半球海商直接交遇的新局面。此时南海贸易的网络，既连结太平洋彼岸的南美洲，又重新伸展到永乐之后中断往来的印度洋，并扩及大西洋，初步形成横跨亚、非、欧、美四大洲的世界性海洋贸易圈。

前来南海水域的葡、西、荷和英等国的贸易公司，不仅拥有以先进的技术武装起来的舰队，而且有本国政府作其政治与经济的坚强的后盾，有垄断某一地区贸易的特许状，甚至享有殖民地军事和政治的全权。他们凭借其船坚炮利，一方面主张公平的贸易，另方面遇到失利时，则拦截掠夺海上商船，甚至烧杀掳掠沿海居民，无恶不作。他们在南海地区建立起各自的殖民基地，实行殖民统治，一改了东亚海域由华商独领风骚的传统贸易局势。在荷兰、西班牙所建立的据点及其控制的地区，凭其武装舰船的优势而独占贸易，还对华商征税。例如，凡到由荷、英控制的旧港和占碑的船只，必须取得他们颁发的许可证；规定采购胡椒的数额，还要征收人头税。在这些地区，华商受制于西人，有时为西人作短程运输，陷入附庸。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华商仍然不屈不挠，采取化整为零，化零为整，“萍聚雾散”等方法，勉力抗衡。

清康熙年间曾任广东省高明县令钮琇（1644-1704）在《觚剩》“海天行”（成书于1700年）一文中，就记述了明代海南籍大清官海瑞的孙子海述祖在西方商业殖民者占据南海区域之后，竟然造大船出海贸易，与之抗衡的传奇事迹。

明末的海述祖当为海商的翘楚。据钮琇（1644-1704年）《觚剩》“海天行”一文记载，海述祖制造了一艘长28丈，桅高25丈，可张24帆的海舶，于明末崇祯十五年（1642年）出海贸易，“获赀无算”。如此巨大的船，约相当于郑和宝船的三分之二。载重约六百多吨。如此巨舶，除郑和宝船外，在明代唯徽商汪直的船（可载2000人，船上可容跑马）可与之相比拟。因郑和下西洋之后，造船有定制，不准造大船，以船体坚固，便于灵活行驶为特点。海述祖的船为适应海上长途贸易的需要，竟然违规制造巨大的巨舰，并冲破险阻从事海上贸易，充分表现了他在世界海洋贸易时代的大无畏精神。钮琇出生于海述祖出海贸易的第三年，他们几乎是同时代的人。对海述祖如此罕见惊人的事迹，他应当是了解的。但基于当时的政治氛围和抑商观念，钮琇没有如实直书，而是以神话的形式，简约地记述海述祖海上贸易的业绩。他在文中说，海述祖在海上遇飓风，被卷入龙宫，龙王征用其船运贡品到天庭，因念海述祖是忠臣后裔，允其随船上天。海述祖饱览琼阙仙山，绛楼碧阁。从天庭回到龙宫后，同伴都变成鱼怪，唯他得以生还。我们如果把钮琇所描述的海述祖扬帆出海、上天入地的情状还原现实，就不难看出这一神话正隐喻海商经营海上贸易遇到的种种险阻和打击，既要经历幻变莫测的海洋风波的险情，又有官方的种种苛酷的征索，以及同西方商业殖民者做商业上的竞争。但海述祖终于化险为夷，取得商业的成功。这不正是海商所具备的冒险、开拓、创新、进取精神的生动写照吗？！

在明中后期，海商敢于冲破朝廷设置的种种藩篱，或驰骋于南海和大庾岭南北水运大通道上，从事海上贸易活动；或投入丝路上的航海大潮，在他们的牵引下，在南海诸藩国出现了海南华侨社团。为当地做出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海商杰出代表海述祖充当了世界海洋贸易时代的弄潮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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