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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羲是中华民族共同敬仰的“人文始祖”。他“一画开天”，肇启鸿蒙，揭开了华夏文明的第一页。数千年来，伏羲神话一直是中华大地上广为流传的神话传说之一，有关伏羲的文学作品大量存在于古典诗词、散文、小说、戏剧（剧本）以及民间文学之中。在中国文学的演进过程中，伏羲神话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唐前伏羲神话的文学演绎与发展

关于伏羲的记载，散见于《周易》《山海经》《左传》《庄子》《战国策》等先秦文献，这些古籍将伏羲视为远古传说中的英雄人物。1942年出土于长沙东郊子弹库楚墓的楚帛书中有关于伏羲、女娲神话的记载，为迄今所见中国先秦时期最为完整的创世神话。它记载了伏羲、女娲、禹、契、炎帝、祝融氏、共工氏等传说人物。可见有关伏羲的诸多传说（如“画八卦”等）在先秦已渐具雏形，至汉代更衍生出“华胥履大人迹”等感生叙事，并为后世文学源源不断地提供想象资源。

汉代伏羲氏的影响开始逐渐扩大，不仅在司马迁、班固等史家著述中频繁出现，而且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娲图像在全国多地均有发现，出土数量颇为可观。汉画像石中的伏羲女娲左右对称、日月分列（伏羲擎日、女娲举月），体现汉代“阴阳平衡”的宇宙观；伏羲持规，女娲执矩，代表着人们对天地法则规律的认识；而蛇尾交缠的图案，则寓意着阴阳的交融与人类的诞生。从艺术史视角来看，汉画像石中的人首蛇身图像多置于墓顶或主壁位置，兼具仪式功能与审美意涵。“惟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汉画像石中的人首蛇身图，折射出汉代社会浓郁的伏羲女娲民间信仰，彰显着人们协洽天人、统贯古今的宇宙气魄，也预示着伏羲神话向文学领域转化所释放的阐释潜能。

魏晋南北朝时期，伏羲女娲信仰日甚一日，无论官方祭祀还是民间崇拜皆炽盛一时。其地域范围不断拓展，从地方祭祀升格为跨地域的文化符号，天水、淮阳等地祠庙的兴建即其显证。曹植《庖牺赞》云：“木德风姓，八卦创焉。龙瑞名官，法地象天。庖厨祭祀，网罟渔畋。瑟以像时，神德通玄。”高度概括了伏羲在中华文明初创时期的诸多贡献。文人颂赞的介入，标志着伏羲形象开始从民间信仰向文学审美层面升华。伏羲氏形象还进入文人歌咏的视野。陶渊明《与子俨等疏》：“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在陶潜的想象中，羲皇时代文明初始，人类葆有闲适自得、怡然自乐的天然本性，这和《桃花源记》所言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一“羲皇上人”的意象逐渐经典化，发展为后世文人远离尘嚣、返归自然的精神符号。

唐代伏羲形象的文学拓展与深化

唐朝国力强盛、文化繁荣，伏羲神话在文学领域开出了鲜艳的花朵。作为历史学家，司马贞有着叙写上古历史的雄心，《史记》原阙三皇事迹，他意在先贤基础上更进一步追溯中华文明史的源头，于是作《三皇本纪》以补其缺，载于《史记索隐》，刻意将传说中的伏羲形象塑造成历史人物。《三皇本纪》首先说伏羲氏是风姓，继燧人氏之后为王，其母亲是华胥；次则连用了“观”“取”“画”“造”“制”“养”“作”等动词；再次说伏羲活了“一百一十一年”；最后说伏羲的后代。司马贞对伏羲形象的建构，不仅适应了唐朝大一统社会对“君臣秩序与伦理教化的坚守”，也是文学史上第一篇关于伏羲的传记文学作品。

唐人还通过歌咏伏羲表达自己的人生理想。李白《戏赠郑溧阳》：“陶令日日醉，不知五柳春。素琴本无弦，漉酒用葛巾。清风北窗下，自谓羲皇人。”借“羲皇人”典故来表现潇洒自如的生活态度。白居易《闲吟二首·其一》：“闲倾一盏酒，醉听两声歌。忆得陶潜语，羲皇无以过。”以“羲皇”意象凸显自己对生活的惬意感受。

伏羲神话还进入到唐传奇的创作中，敦煌写卷《天地开辟以来帝王纪》残卷中记载伏羲、女娲兄妹成婚之事，伏羲神话由上古圣人转变为文学形象。唐传奇作家李冗的《独异志》写道：“昔宇宙初开之时，只有女娲兄妹二人，在昆仑山……议以为夫妻，又自羞耻。兄即与其妹上昆仑山，咒曰：天若遣我二人为夫妻，而烟悉合；若不使，烟散。于是烟即合，其妹即来就兄，乃结草为扇，以障其面。今时人娶妇执扇，象其事也。”在唐传奇的演进过程中，伏羲神话题材的介入起到了很好的助推作用。

宋代羲皇意象群的定型与经典化

宋人对伏羲格外尊崇，苏轼、苏辙、黄庭坚、秦观、晁补之、陈师道、范成大、杨万里、陆游等众多诗人均有咏伏羲的诗歌。羲皇上人、羲皇、伏羲、羲轩、羲黄等意象在宋代诗词中频繁出现，宋人赋予伏羲形象以丰富的文化内涵与审美情韵。

一是表现超然物外的生命追求。苏轼以“风流魏晋间，谈笑羲皇上”自比，将洒脱不羁、闲适自得的理想生活，等同于羲皇上人的超然。苏轼是宋人慕陶的代表，也是促成羲皇意象形成的关键，之后许多诗人仿效苏轼有关伏羲的作品，如黄庭坚“凿开混沌窍，窥见伏羲心”。《次韵高子勉十首》表达对上古淳朴生活的向往。

二是表现宋人寄情山水的闲适生活。宋代江南地区得到进一步开发，山清水秀、物产丰盛。一些诗人笔下的“羲皇”意象，不再是陶潜“羲皇上人”对隐逸生活的抽象寄托，而是围绕日常生活展开详细的描写、叙事、抒情，委婉而细腻地表达出宋代诗人的住居心态。如陆游“闲中高趣傲羲皇，身卧维摩示病床。活眼砚凹宜墨色，长毫瓯小聚茶香。”（《闲中》）将“羲皇”之高古与“墨色”“茶香”连在一起，可谓宋人平民生活的诗意写照。杨万里“无计奈何春日长，宰予介绍谒羲皇。蚁缯问阵天又雨，蜂欲舂粮花政香。”（《春雨不止二首》其一）“羲皇”与“蜂”“舂粮”等联结，诗意盎然，标志着宋人羲皇情结从文化寄托走向生活美学。

宋人之所以如此对伏羲意象情有独钟，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宋代士人普遍具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兼济之志，以天下为己任；又有宦海沉浮的无奈和失落，在人生失意时更向往一种桃花源般的生活。“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浣溪沙·游蕲水清泉寺》），羲皇意象群刚好满足了宋人的心理期待。经过宋代文化的洗礼，羲皇意象群成为一种承载着某种心理期待和寄托的文学经典意象，逐渐定型并流传。

元明清伏羲形象文学书写的演进与流变

元明清时期，伏羲的影响在整个社会更加深入。在传统诗文领域，元代揭傒斯、张养浩，明代杨溥、李东阳、李梦阳、胡缵宗、康海，清代施闰章、孙星衍、袁枚、翁方纲、龚自珍等众多诗人均有歌咏伏羲的作品。伏羲神话还广泛渗透到小说、戏剧等领域，形成数量丰富、内涵博大的伏羲书写。

一是古代文人围绕伏羲祠的兴建创作了大量的碑刻、祭文、诗文作品。元明清诸朝，伏羲作为中华人文始祖的地位进一步稳固，伏羲崇拜深入人心，各地祭祀伏羲的祠庙如雨后春笋般兴建起来。天水伏羲庙、河南淮阳太昊陵、河北新乐伏羲台都是全国闻名的。几乎全国所有伏羲祠庙都有颂扬伏羲的碑刻，如天水伏羲庙有康海、胡缵宗等地方贤达所撰碑刻达20余方。这些碑刻或记载伏羲祠的修建过程，或礼赞伏羲氏族的功绩，或表现士人慎终追远的“寻根”情怀。如胡缵宗《太昊伏羲庙乐记》所言：“惟太昊继天以开物、以画卦、以造书契而立极也。故有伏羲，而后有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而后有周公、孔子。有卦而后有《易》，而后有《诗》《书》《礼》《乐》《春秋》。有书契、有文字，而后有典章、图籍。古昔圣帝明王，孰有若太昊者！”此类文字气盛言宜、文采斐然，极大地丰富了古典文学的内涵，为文学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文本。

伏羲祠作为人文景观，各地文人墨客参观、游览、瞻仰伏羲圣像，往往登临咏怀、赞美伏羲事迹，形成了洋洋大观的歌咏伏羲诗文。明代杨溥《谒太昊宫》“一自乾坤辟混茫，历年四万总荒唐。不缘八卦开神钥，谁为三才泄秘藏。”强调伏羲画八卦、肇启文明的功绩。胡缵宗《登伏羲台口占》：“理在先天未画地，道在先天既画时……韦编三绝犹潜易，洙泗源头问我师。”胡缵宗登临卦台山，以天下为己任的胸襟重新审视文化之根，赋予登临诗以高远的审美感受和深邃的哲学体验。这种现象不仅建构出伏羲书写中的文化内涵与审美价值，也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二是伏羲神话在元代散曲、民间曲艺、楹联等众多通俗文学领域广泛渗透，使用语境更加丰富。元代马致远《油葫芦》云：“古圣传留周易经，有几人能穷究的精。诵读如坐井不能明，伏羲以上无人定。”此处的“伏羲”成为率真、纯朴的代名词，多用来表现元代士人洒脱随意的生活态度。陇东南地区相传是伏羲的诞生地，伏羲神话传说在甘肃民间曲艺中多有反映。如曲子戏《李三娘研磨》开篇即唱道：“先前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治了世。伏羲神农尝百草，轩辕黄帝治易经。”这些民间曲艺中有关伏羲、三皇五帝的叙述，充分说明陇原儿女对伏羲文化的热爱。清人梁同书撰“相赏有松石间意，自谓是羲皇上人”一联在民间流传颇广。近300年岁月，写在楹联中的羲皇情结，仍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里流淌。凡此均说明伏羲神话多姿多彩的文学之旅。

三是伏羲神话成为民间小戏的常见题材之一。明清时期，伏羲女娲成婚、繁衍人类的情节在甘肃文县、陕西汉中、四川、贵州、云南等地的‌皮影戏、傩戏、端公戏、目连戏‌中多有体现。其中陇东南地区的伏羲女娲皮影戏格外独特，剧目有《洪水记》（亦称《兄妹成婚》），《女娲补天》《伏羲画卦》等，主要表现伏羲画卦、女娲炼石补天、伏羲女娲兄妹成婚繁衍人类等内容。此类皮影戏将古老的伏羲创世神话与皮影光影艺术、地方戏曲音乐完美结合，视觉形象生动，极富艺术气息。皮影艺人取材当地传说，又与“伏羲灸百病”、挂“长命灯”等陇右民俗密切联结，隐然透出当地伏羲崇拜的信仰基础。另外，皮影戏因为是用牛皮剪制形象并借灯光照射而进行演出，对女娲造人、炼石补天等神话题材的处理较其他戏剧形式更有优势。如伏羲女娲影偶造型突出“人首蛇身”特征，蛇身关节灵活，艺人轻提摆线，便能惟妙惟肖地表现蛇身缠绕、交尾等象征动作。再加上皮影戏夜间演出所散发出的神秘性，民间艺人幕后喷烟、烧洒松香、晃动灯光等特技手法，场景奇幻，具有其他艺术形式难以企及的光影效果。皮影戏印证了伏羲神话文学之旅所具有的独特社会文化价值和审美情韵。

四是伏羲神话在明清小说创作中亦有深度渗透。明代周游所作长篇小说《开辟衍绎通俗志传》第九回“伏羲画卦定天下”，第十回“龙马负河图洛书”，小说叙述华胥踩踏巨人足迹而受孕，怀十六个月生伏羲。不仅记述伏羲是仁德的“太昊帝”，定都宛邱、以木德称王，还详细叙述伏羲氏画八卦、造书契、教渔猎、正婚姻，奠基中华文明的历史功绩。在《封神演义》中，伏羲被称为“辟地开天太昊皇上帝”，成为该部小说叙事的有机组成部分。另外，明代邓志谟《铁树记》，清代曹雪芹《红楼梦》等小说中，伏羲氏也作为背景人物出现，说明伏羲神话在明清小说中也有着较大的、独特的叙事张力。

伏羲神话，在岁月长河中绽放出绚丽的文学之花，彰显出灿烂的生命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