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1世纪经济报道、21世纪经济研究院自2016年起，持续打造好书榜。榜单以泛财经领域图书为主，同时本着优中选优的原则收录历史等人文类图书。2024年，榜单收录了历史作家张明扬的《崖山》，该书凭借独特的叙事笔法与通透的历史思辨收获了金融、文化等多个圈层读者的广泛好评。近日，我们与这位优秀的历史写作者展开了一场深度对话。从大宋开国的风起云涌，到崖山落幕的王朝悲歌；从打破脸谱化的人物解读，到跨政权史料的梳理运用；再从财政、制度等底层逻辑剖析王朝兴衰，张明扬分享了自己的历史写作理念、多元史观，以及对历史周期规律、古今人性的深度思考。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赵匡胤一句断语，写尽五代十国群雄逐鹿、最终天下归一的时代潮流。今年年初的热播剧《太平年》凭借对大宋开国风云的精彩演绎引发热议，而历史作家张明扬去年出版的《卧榻之侧：李煜、赵匡胤和他们的时代》深入同一段历史，描摹乱世博弈中的人物命运，剖析复杂人性，同样收获了众多读者的喜爱。

纵观张明扬一直以来的创作脉络，《弃长安》书写唐代由盛转衰，《入关》聚焦明清易代，《崖山》则描绘了南宋在崖山海战中落幕、三百年大宋王朝走向终结的终章。他始终将目光投向王朝崩溃、时代鼎革的关键节点。谈及为何偏爱这些历史的“风暴口”，张明扬坦言，这并非刻意追逐亡国题材，而是基于创作与观察的双重选择。对他而言，在漫长的历史中，太平盛世的叙事看似平和，实则极难写出新意，对写作者的功力要求极高；而身处大动荡、大转折的时代，事件密集、矛盾集中，叙事空间也更为广阔。他表示，像《万历十五年》这般于平淡岁月中挖掘时代暗流的作品是更高难度的创作，自己选择聚焦乱世变局，是一个务实的选择。

相较于太平年代，动荡时局中最动人的，还有被极致放大的人性。“在风暴口，每个人人性的光辉和晦暗都会集中体现出来。这个时候我也会想自己——如果我在这种时刻，我会怎么办？”在张明扬看来，当置身绝境，每个人的选择都值得被审视与共情。因此，在书写王侯将相之外，他也始终关注个体的命运，并期待未来积累足够史料与阅历后，更多地尝试书写普通人的历史。

把“完人”写回凡人

传统历史叙事习惯于用“忠”“奸”“善”“恶”给人物贴标签，而张明扬写作的最大特色之一，便是打破非黑即白的二元评价体系，回归历史现场，还原人物的复杂性。文天祥、岳飞、贾似道等大众熟知的宋代人物，在他的笔下褪去了符号化外衣，成为有血有肉、身处时代局限中的丰满人物。

谈及文天祥，张明扬幽默地称这位民族英雄是大家“最熟悉的陌生人”。“文天祥太有名了，从初中、高中时代开始就刻在我们生命里了，某种意义上已经进入了我们的文化基因”，但问题在于，“我们在写文天祥的时候，都在说他的后半生的事情，仿佛他一出场就在抗元。抗元之前在干什么？我们最多只会说他是个状元，然后别的就不提了。”《宋史》等正史中其实有明确记载，文天祥出身富贵，青年时期宴饮游乐、挥金如土，过着典型的世家公子生活。直至国难当头，他才毅然割舍过往奢华，毁家纾难组建义军，投身抗元。

在他看来，文天祥从安逸生活中转身赴死，远比一出场就立于道德高地更有力量。完整的人生轨迹非但不会削弱其气节，反而让这份坚守更加厚重。也正是这样的文天祥，才能让普通人看到：英雄并非天生，平凡人在时代考验面前，同样可以做出伟大的选择。

作为横跨北宋与南宋的标志性人物，岳飞的悲剧是宋代制度弊病的集中体现。张明扬表示：“我们要理解岳飞的话，要从前一个时代，即北宋的制度设计开始。”赵匡胤通过“杯酒释兵权”终结了五代武将乱政的乱象，打造出文化繁荣群星闪耀的大宋王朝，却也埋下了重文轻武、猜忌武将的制度隐患。有宋一代，精英阶层都对武将兵权心存忌惮，解除岳飞兵权，是当时朝堂的集体共识。虽然解除兵权是时代制度导致的必然结果，但张明扬表示：“杀害岳飞，绝对是宋高宗与秦桧的私心作祟。”同时他也提出，后世逐渐形成“主战即正义、主和即奸佞”的单一评判标准，是值得反思的历史误区。战与和的选择，从来都脱离不了当时的国力、财政、地缘环境等现实条件。这种绝对化的道德评判，从明代开始逐渐成为主流舆论与政治正确，也深刻影响了后世对宋史的解读。

“崖山之后无中国”是流传已久的一种历史论调，张明扬认为这种说法并非历史的真相，从中华民族融合的大视角来看，这种割裂式的历史观并不可取。元朝的确并非单纯的中原王朝，而是兼具中原、内亚等多重属性的世界帝国，其版图、制度、文化都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增添了新内涵；而后的清朝，更是完成了多民族的深度融合，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版图基础。长城内外各族群之间历经数千年交流、融合、共生，早已无法简单划分“我们”与“他们”。

“看历史之前，首先要清空固有的意识形态偏见。”张明扬提醒，当下很多人容易陷入“信息茧房”，只愿意接受符合自身认知的观点，排斥不同声音。但历史阅读的价值，恰恰在于打破固有认知、接纳多元视角。看待历史不必居高临下做道德评判，而应放平心态，在不断吸收新知中更新自我认知，如同软件迭代一般，持续完善自己的历史观与世界观。

财政从不是历史的暗线

王朝更迭的历史周期律，是讨论中国历史绕不开的话题。古人常说“以史为鉴”，但以史为鉴之后，往往发现会发展出新的问题。张明扬以秦、汉、宋等王朝为例表示，秦朝规避周朝分封制的弊端，推行大一统郡县制，却迅速灭亡；汉朝纠正秦亡的弊政，实行分封与郡县二元，却出现七国之乱。后世王朝不断在前代的漏洞上“打补丁”，却又不断出现新的问题。“兴一利，必生一弊”，这才是历史周期律的真实写照。

谈及王朝兴衰背后的财政逻辑，张明扬说，财政危机从来都是王朝崩溃的重要推手，这并非藏在历史背后的“暗线”，而是贯穿始终的“明线”。两宋经济繁荣，却常年受“缺钱”困扰，冗兵、冗官带来巨额财政负担，王安石变法未能根治顽疾，反而败坏朝野生态，贾似道的改革也在多方阻力下宣告失败。而财政逻辑与军事逻辑的冲突，也在历代战争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前线将领往往基于军事现实希望打持久战，依靠国力优势消耗对手；但朝廷受制于国库空虚，只能催促速战速决。

同时他也强调，王朝的崩盘是财政崩溃、政治腐朽、军事衰弱、气候灾害、人口变化等多重因素相互交织导致的，不能单一归因。研究历史，既要聚焦细节，也要构建整体视野，“系统性崩溃”虽有道理，但也容易流于泛泛空谈，唯有落地到每一个具体的维度，才能读懂历史真相。

历史可以是道开放题

两宋时期，中原王朝与辽、金、蒙古等政权并立，《宋史》《辽史》《金史》《元史》等正史，因各自的视角不同，对同一事件的记载往往大相径庭。再加上野史笔记、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浩如烟海，如何甄别、整合海量史料，构建完整的历史叙事，是历史写作者的重要功课。

拥有媒体从业经历的张明扬，将新闻思维也融入史料研究之中。在他看来，不同史料、不同立场带来的观点差异并非混乱，而是历史独有的魅力。如果所有记载千篇一律，历史研究便失去了乐趣。如同三国历史，魏、蜀、吴三方视角各不相同，但每一种叙述，都是当事人眼中的真实。他表示：“我个人一直觉得，历史不应该成为一个单选题，它也可以成为一个多选题，甚至多选题也还不够，它应该成为开放性的问答题。”

面对繁杂的史料，张明扬坚持“全面呈现、审慎判断”的原则。写作时，他会将不同立场、不同结论的史料全部展示给读者，对于逻辑清晰、证据充分的观点，会明确表达自己的判断；对于史料存疑、尚无定论的内容，则如实标注多种可能性，不会强行给出唯一结论。在他眼中，这是历史写作者的职业操守。面向大众的历史写作，不能将“未定论”包装成“绝对真相”。

搜集史料的过程，于他而言更是一种乐趣。他习惯于顺着著作的参考文献不断挖掘，不断拓展阅读边界，正史、野史、海外汉学著作、学术论文皆有所涉猎。“搜集、整理史料的快乐，有时甚至超过写作本身。”他坦言，这种探索如同收藏一般，是源自内心的热爱，也支撑着自己长期深耕历史领域。

谈及未来的写作规划，张明扬表示，自己会延续聚焦王朝变局的创作方向。多年深耕这一领域，他已经形成了独有的创作风格与读者认知，从经济学的“路径依赖”角度而言，继续挖掘鼎革时代的历史内涵，是顺其自然的选择。

历史从不提供标准答案，却永远向真诚的追问者敞开。在张明扬的笔下，没有天生的英雄，也没有注定的奸佞，只有一个个在时代巨澜中挣扎、抉择的凡人。理解他们，是为了接近真实；看清他们，或许也能照见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