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湖州日报）

转自：湖州日报

　　奚家亮  徐若珉

　　党中央决定，将聚焦建设美丽中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重要方向，并对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作出系统部署。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加快绿色化、低碳化的高质量发展阶段，生态文明建设仍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为此，要加快绿色化、低碳化的高质量发展，就必须形成与之相匹配的“绿色化”新型生产关系，以实现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环节的绿色革命。“绿色化”新型生产关系的形成必须从前提性、基础性的制度创新入手，通过完善生态文明基础体制，加快完善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体制机制，持续深化绿色制度改革，破除阻碍绿色生产力发展的制度障碍，才能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更好发挥生产关系对绿色生产力的支撑作用。具体来看，可以从四个方面入手。

　　构建生态环境相关法律制度。经济社会绿色转型，必须构建和完善生态环境开发、利用和保护的相关法律制度，用最严密最严格的法治保障绿色发展。一是健全生态环境立法机制，提高立法质效。逐步提高法治的互补能力，加快出台气候变化和碳达峰、碳中和法等专项法规，持续推行阻碍绿色转型的法律制度改革，推进生态环境法典制定，探索区域间协同立法，强化“绿色化”法律的区域适应性。二是健全生态环境执法机制，增强监管效能。精准界定部门间关系，明确各自事权与职责边界，消除生态执法中出现的缺位和重复现象，确保职能精准匹配和权责清晰，推动生态协同治理，做到执法公平、公正、公开。三是健全生态环境司法机制，强化司法保障。可设立生态环境专职的审判机构，加强绿色转型司法建设，渐进式提升法治专业性和审判效率。同时需要大幅增加环境违法成本，持续加大惩处力度，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施以严惩，要注重环境司法与行政执法协调联动，加快形成环境保护合力。

　　健全绿色经济生态保护机制。绿色经济生态保护机制的构建，需要管理机制、惩罚“硬约束”和教育“软约束”协同发力。一是建立生态环境高标准管理机制。立足生态环境问题的区域性特征，建立差异化、精准化的生态环境管控制度，出台具有针对性的环境治理举措。同时要健全环境监测和评价机制，打造全域化监测的基础网络，对生态环境质量进行实时动态掌控。二是建立严密的惩处约束机制。对破坏生态环境行为要进行严格惩罚，加快建立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机制，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制定资源节约利用和低碳发展制度，从源头上形成强有力的“硬约束”，保证绿色转型在正规轨道上运行。三是建立生态文明教育机制。构建覆盖企业、政府和社会的全民生态文明教育体系，多层次多维度开展生态保护宣传，推动生态理念加快融入企业生产、政府管理和个人消费全过程，不断形成绿色发展格局。

　　建立绿色转型现代化治理机制。绿色转型现代化治理机制的构建是高水平绿色制度创新的重点，需要多方力量共同发挥作用。一是完善绿色消费激励机制。尝试构建绿色金融、绿色财政等激励机制，通过低息绿色贷款和绿色税收补贴等方式提高绿色消费积极性，可根据市场供求变化和资源稀缺程度，建立绿色产品碳标识认证标准和政府绿色采购制度，转变市场导向。二是健全绿色交易市场机制。加快建立绿色资源统一要素市场，可将碳排放权、用能权和排污权纳入要素市场化改革范畴，建立健全自然资源产权制度，明确产权主体和权责，推动自然资源资产在使用和处置等方面的机制改革，激发市场活力，实现生态效益变现。三是建立个人道德约束机制。需要将伦理作用贯穿经济绿色转型全过程，利用道德规范和舆论压力约束生态实践，针对破坏生态和高能耗行为进行道德谴责，形成绿色转型风尚。

　　构建绿色发展国际协同创新机制。人类同处一个地球，绿色发展和生态保护属于全球性命题，绿色基础制度创新必须站在国际视角，要顺应全球生态治理趋势，不断加强生态文明国际合作和对话交流，提高我国“绿色化”制度创新的国际影响力。一方面，逐步扩大绿色制度型开放。要积极主动对接绿色发展和生态保护方面的国际高规则高标准，例如，在碳排放权分配和交易、绿色技术标准、生态保护标准、低碳和能耗标准要实现互联互通。推动生态文明规则、规制、管理、标准朝着国际现代化水平方向改革，加快打造稳定可预期的基础制度环境。另一方面，建立健全绿色发展合作机制。持续强化绿色发展多边合作平台建设，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载体，主动参与全球绿色治理相关的国际组织和倡议，开展绿色产业链、绿色标准和技术方面的多层面对话合作，与国际社会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和生态治理等全球性挑战，推动构建生态命运共同体。

　　（作者单位系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