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内蒙古日报）

转自：内蒙古日报

◎张富

　　在传统乡村被城镇化浪潮剧烈冲击的语境下，乡土记忆的留存与传承成为文学书写的重要使命。

　　赵海忠的长篇小说《匠者》，以时间为轴，聚焦乌兰察布高原东北杏村，通过乡村匠人的技艺展示与人生轨迹，乡村地方性知识的具象化，日常劳作中乡土精神与文化肌理的鲜活呈现，完成了乡土记忆的文学重构。

　　作者出生和成长于乌兰察布高原东北乡村，使他对这一地域乡村的自然风貌、民俗风情与文化氛围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匠者》没有采取乡土书写中常见的宏大叙事俯瞰姿态，而是以匠人个体为微观切入点，通过对鼓匠、画匠、木匠、铁匠等手艺人日常劳作的精细描摹、命运沉浮的追踪，将北方乡村的地方性知识嵌入文学文本的字里行间。这种以匠为媒、以艺载文的书写选择，实现了北方乡村书写的题材创新和文学表达的路径突破，为当代乡土文学的地域化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

　　地方性知识的文学具象化。文化人类学家格尔茨提出的“地方性知识”，强调知识的地域性、情境性与实践性，并非脱离生活的抽象理论体系，而是深度内嵌于特定地域人群生产生活实践中的智慧结晶。在北方乡村书写的语境中，地方性知识既是乡村文化的内核，也是文学表达的重要素材。作品具有的突破性价值，在于将北方农牧交界地带乡村特有的地方性知识通过文学表达实现具象化，让这些依赖口传心授、濒临消逝的技艺经验与生活智慧，转化为可阅读、可感知的文学文本，完成了对乡土记忆的留存。

　　小说中的每一种匠艺，都是一套较完整的地方性知识体系，承载着北方百姓适应自然、改造生活的智慧。大鼓匠这位落魄的上海昆曲演员，他的唢呐技艺便是南北文化融合的例证，他将南方戏曲的婉转韵律带入北方乡村，与北方文化的雄浑相碰撞，形成了时而像牛马长鸣、时而像北风呼啸、时而像雪花飘舞的独特声腔。这种融合并非简单的技艺叠加，而是出于北方乡村的婚丧嫁娶、节庆集会仪式的需求，构成了抒情性与功能性的地方性音乐知识。作品对吹奏姿势、指法变化、曲目选择的描写，不仅展现了技艺本身，也体现了艺随境变的文化适配逻辑。马裱匠的裱仰层技艺凸显了地方性知识的实践性与传承性，小说详细记述了工序，糨糊熬制后加盐、加白矾调试，将报纸抹浆后沿铁丝折叠裹紧、对粘，看似简单的操作，背后是对北方干燥气候的适应（加盐、矾防霉变）、对材料特性的把握（报纸厚度与韧性，易得便宜）。这些经验与技艺是马裱匠在长期实践中积累的生存智慧，通过师徒口传心授得以延续。而田老太的“水晶玉粉”技艺，更将北方乡村的饮食文化与匠人精神融为一体，其水火相济的压粉过程，不仅是对食材特性的精准掌控（土豆粉面、明矾、水温、比例等），更承载着乡村社会对匠心的朴素认知——技艺如何，直接关联着食材的口感与食客的认可。

　　作品对这些技艺细节的描摹，是技艺的展示，又不单单是技艺的展示。作为乡村书写的重要组成部分，目的在于通过技艺展演呈现乡村的生活逻辑与文化肌理。在物资匮乏的北方乡村，匠艺不仅是匠人赖以生存的谋生手段，也是维系乡村社群运转的纽带。泥匠的房屋修缮适配北方的风沙气候，铁匠的农具打造贴合北方高原的农耕需求，成衣匠的衣物缝制顺应北方草原的温差特点等等，每一种匠艺都与北方乡村的自然环境、生产方式、生活需求紧密相连，构成了北方乡村独特的生活图景。这种将地方性知识融入乡村书写，使北方乡村的文化特质与精神气质得以传达。

　　乡土记忆的时代叩问。作品对乡村的书写，并未止步于对地方性知识的静态呈现，而是以历史的视角，通过文学表达勾勒出地方性知识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传承命运多舛与困境。书写既记录了乡土记忆的鲜活过往，也叩问了时代变迁中乡土文化的存续命题，乡村书写具有了历史感和现实性。

　　作品通过对传承路径与断裂场景的描摹刻画，揭示了传统技艺在时代变迁中的艰难处境。小说中地方性知识的传承，主要还是师徒口传心授的传承方式，七鼓匠对葛源递的崇拜与效仿便是如此，他手提破唢呐钻进山药窖练习，在枯燥的重复中体悟技艺精髓，这种口传心授加实践体悟的传承模式，传承了技艺，也延续了匠人精神。除师徒传承外，自学成才与跨地域融合成为补充路径。三画匠简亦繁通过观察自然、临摹旧作自学绘画，他对画匠即造美的认知，体现了对技艺的主动追求。上海鼓匠、天津知青等外来者的加入，让南方技艺、城市文化与北方本土技艺碰撞融合，丰富了地方性知识的内涵。多元传承路径，使北方乡村的地方性知识在封闭中保持着适度的开放性，为进一步的延续提供了可能。

　　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打破了这种传承平衡，地方性知识面临着断裂的危机。八木匠对电动木工器械的抗拒，既源于对“手艺美感”的坚守，也暗含着对技艺被替代的恐惧。当机器生产取代手工制作，传统匠艺的价值被消解，八木匠精心打造的梳妆匣，在批量生产的家具面前失去市场。马裱匠的裱糊技艺，也因现代装修装饰材料的普及而无人问津。八木匠捐出工具时的惆怅、马裱匠晚年无徒可传的落寞，成为地方性知识断裂的具象化表征。

　　尤其是价值观念的转变加剧了传承危机。年轻一代，由原来的长大了学一门手艺转为对进城务工的急切向往。小说中，杏村的年轻人宁愿去城里工地搬砖，也不愿跟着匠人学手艺，这种选择背后，是“效率至上”“功利主义”对乡村传统价值的冲击。传统匠人精益求精、执着坚韧的精神，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逐渐被消减。面对这种断裂，作品的乡村书写，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就是通过文学叙事对乡土技艺文化保存所做的积极努力，为乡土记忆的存续提供可能性路径。小说通过上海民俗博物馆建立，将杏村的匠具、作品的原貌呈现，试图以物质化的方式留存，而小说本身的书写，更是一种精神层面的文化保存。这种物质保存加文学书写，体现了作者对北方传统乡土文明的珍视，也为当代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文学层面的思考，凸显了乡村书写的现实意义。

　　乡村图景的立体建构。作品引发关注的原因，一是其匠人题材的独特性，二是文学表达路径的创新性。作品借鉴中国传统绘画“散点透视”手法，以杏村为地域场景，让不同匠人依次登场，在各自的故事中分层呈现北方乡村的自然风貌、民俗风情、生产生活，拼接成一幅立体完整的乡村生活图景。这种文学表达，既适配了北方移民乡村多元共生的文化特质，也让地方性知识的呈现更加鲜活可感。

　　作品共22章，每章大约聚焦一类匠人，章节之间既相对独立，又通过人物勾连形成有机整体。鼓匠班子串联起画匠、裱匠等多个匠人，田老太的压粉技艺关联着村民的日常生活。这种结构让多种匠人平等展现，避免了单一主角对叙事的垄断，也使乡村的社群网络清晰呈现。匠人与匠人之间、匠人与村民之间的勾连互动，构成了乡村社会的运转肌理。杏村不再是抽象的地域名号，而是充满烟火气的生活空间：压粉时的热气腾腾、裱糊店的香气弥漫、画匠笔下的叶展花开、铁匠铺的火星四溅、鼓匠班的唢呐声响、木匠手上的刨花翻飞……

　　群像化的人物塑造，是作品乡村书写中重要的文学表达策略。作品以“全景式”姿态塑造了众多的乡村人物，匠人群像个个鲜活生动，成为承载乡土记忆与地方性知识的核心载体。通过细致刻画，匠人形象跃然纸上。七鼓匠“眉黑鼻紫、左眼皮带瘊子”的外貌特征与“钻进山药窖练唢呐”的执着，体现了北方人的朴实坚韧，也凸显了匠人对技艺传承的执念。马裱匠工作时全身透着劳动的韵律，不仅呈现了裱糊技艺，也展露了他对匠艺的热爱与敬畏。八木匠制作梳妆匣时一招一式的惬意，不仅展示了精湛技艺，也彰显了匠人在劳动中的愉悦和欣慰。这些匠人，都是有着喜怒哀乐的普通人，他们为技艺无人传承而焦虑，也为生计艰难而奔波，这样的描摹，让匠人群像更具真实感，也让北方乡村的精神内核通过人物形象得到精准传达，使乡村书写更具真实性和感染力。

　　地域化的语言表达。地域化的语言表达，增强了北方乡村书写的地域辨识度。作品在叙述语言中融入乌兰察布方言，如“圪垯”“晒暖暖”等极具地域特色的词汇，乡村生活的烟火气扑面而来。人物对话中的方言运用，更精准地展现人物性格，村民的朴实憨厚、匠人的直率热忱，都通过方言得到强化。同时作品将二人台、呱嘴等北方民间艺术融入叙事，《讨吃调》《戳咕咚》等曲目，使北方的民俗风情鲜活呈现。这种语言加民俗的双重地域性文学表达，使北方乡村的地域文化特质更加鲜明，地方性知识通过语言载体得到更好展现与传承。

　　《匠者》是一部具有重要价值的乡土文学作品。它以全景式的匠人书写，将乌兰察布东北方乡村的地方性知识转化为可感知的文学文本，为传统技艺的保存提供了文学维度的支撑。独特的叙事策略与地域化的艺术表达，构建了北方乡村的生活文化图景，丰富了乡土文学的地域化书写范式。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匠者》的书写提示我们，传统技艺不仅是“过去的遗产”，更是“未来的资源”，而文学，是可以连接过去与未来的重要纽带。期盼作者在未来的乡土文学创作中，在保持地域文化特色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人物的精神世界，强化人物塑造的深度，以及冲突刻画的张力，取得更高的艺术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