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中国】

　　作者：张建（郑州大学考古与文化遗产学院副教授）

　　长江中游地区作为中华文明起源的核心区域之一，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早期的文明进程中，始终扮演着关键角色。随着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青铜遗存的发现，以及“金道锡行”等专项研究的持续推进，长江中游地区在早期冶金史上的地位逐渐凸显。这些考古成果不仅填补了长江流域早期冶金遗存的空白，更以实物证据重构了中国早期冶金文明“多元起源、同步发展”的历史格局。

一、淅川沟湾遗址改写长江中游冶金史

　　2007-2009年，为配合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丹江口水库建设，郑州大学考古系靳松安教授团队对河南淅川县沟湾遗址展开系统性考古勘探与发掘。此次发掘揭示了一处兼具中原仰韶文化、王湾三期文化与江汉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特征的环壕聚落。

　　近年来，我们持续对该遗址发掘出土的文物进行研究。在考古年代学及冶金考古检测分析等多学科联合攻关的基础上，最终确认屈家岭文化晚期地层中的两件青铜器物——青铜镞（编号T3417G10①:1）与青铜棒（编号T3619⑦:2）均采用了较为原始的范铸技术。同时，经碳十四测年与地层学、类型学综合判定，其年代距今约4500年，成为目前长江流域发现最早的范铸青铜器，更新了我们对长江中游地区早期冶金史的认知。

　　从器物特征来看，两件青铜器虽体量较小且存在残损，但保留了早期冶金技术的典型痕迹。青铜镞残长3.66厘米，横截面呈扁平状，脊部清晰可见范铸痕迹，形制与同期汉水流域屈家岭文化遗址（如郧阳青龙泉、京山屈家岭等）出土的石镞高度一致，推测为古人接触金属材料初期对传统石质工具的仿制，反映出技术转型阶段的“材质替代”特征。青铜棒残长6.446厘米，呈近圆柱形，器身存在明显的范缝与铸造孔隙，直径仅0.415-0.418厘米，其成型工艺展现出对细小型金属器物铸造精度的初步探索。

　　为厘清这两件青铜器的技术属性与矿料来源，研究团队采用金相（研究金属微观结构的一种常用分析方法）、扫描电镜微区、ICP-MS（电感耦合激光等离子质谱）主微量元素及MC-ICP-MS（多接收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铅同位素分析等多学科合作，对这两件青铜器物的金属结构、微形貌、主微量元素、同位素等展开系统研究。金相组织观察显示，两件器物均为铸造成型，铸造技术和冷却控制较原始，铸造后可能没有经过锻打或退火等后续技术处理，符合早期青铜器做工比较粗糙、不够均匀坚韧、无后续处理技术等原始工艺特征。ICP-MS元素分析表明，青铜镞含铜83.87%、铅8.92%、锡3.76%，青铜棒含铜78.41%、铅12.36%、锡5.12%，均属于典型的铜锡铅三元合金，铅含量均超过8%，且检测出银、砷、锌、钨等21种微量元素，杂质元素以夹杂物形式存在，印证了其原料应来自多金属共生矿直接冶炼，未经过刻意提纯与合金配比。这与早期冶金技术“就地取材、简易加工”的特点高度契合。

　　铅同位素分析则为矿料溯源提供了关键线索。两件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均属于普通铅范畴，与山西闻喜邱家庄遗址出土铜器的铅同位素数据重合度较高，同时与秦岭北麓多金属矿床的方铅矿同位素特征也高度匹配。结合秦岭地区丰富的矿产资源与屈家岭文化时期的交通能力推断，这两件青铜器的矿料可能来源于秦岭北麓，反映出长江中游与秦岭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存在矿料交流通道，为后续南方冶金资源运输与贸易网络，即“金道锡行”的形成提供了早期雏形。

　　淅川沟湾遗址的发现具有突破性意义。一方面，它将长江中游地区早期冶金的时间上限推至距今4500年，证实该区域在屈家岭文化晚期已掌握青铜铸造技术，打破了“中国早期冶金北方中心论”的传统认知；另一方面，器物形制与技术特征显示，长江中游的早期冶金并非简单模仿北方技术，而是基于本地石质工具制作传统发展而来的独立技术体系，为中国早期冶金技术“多元起源”提供了核心证据。

二、长江中游冶金遗存的谱系与特征

　　淅川沟湾遗址的青铜器并非孤立存在。近年来，长江中游地区一系列考古发现已初步构建起该区域早期冶金遗存的发展谱系，展现出“技术延续性”与“区域互动性”的双重特征。从时间脉络来看，长江中游的早期冶金活动可分为三个阶段：屈家岭文化晚期（距今4500-4300年）为技术萌芽期，石家河文化时期（距今4300-3900年）为技术发展期，后石家河文化时期（距今3900-3800年）为技术交流期，各阶段遗存相互印证，共同构成长江中游冶金文明的发展链条。

　　屈家岭文化时期是长江中游冶金技术的萌芽阶段，除淅川沟湾遗址的青铜器外，湖北京山屈家岭、天门龙嘴屈家岭晚期遗存还出土了孔雀石（铜矿石）遗存，经检测为原生硫化铜矿氧化产物。虽未发现冶炼遗迹，但证实该区域在此时已开始认识并利用铜矿石资源。从器物功能来看，沟湾遗址的青铜镞与青铜棒均为小型工具，尚未出现礼器或大型兵器，反映出早期冶金技术主要服务于生产生活需求，尚未与社会等级制度深度结合。这与同期西北马家窑文化，如甘肃东乡林家遗址的青铜刀的技术应用场景相似，体现出早期冶金技术发展的共性特征。

　　石家河文化时期，长江中游的冶金技术进入发展阶段。天门石家河遗址群是核心区域，该遗址群的罗家柏岭地点出土5件铜器残片，邓家湾地点出土1件疑似铜刀残片，经检测均为铜锡合金，铸造工艺较屈家岭文化时期有所进步，器型已从小型工具向中型器物过渡。值得注意的是，石家河遗址群出土的铜器残片多与玉器共出，且发现了专门的玉石器加工区，不排除此时的冶金技术已开始为玉器加工服务，形成“玉铜共生”的文化特征，体现出长江中游冶金技术的区域特色。

　　后石家河文化时期，长江中游的冶金技术进入交流融合阶段。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是欧亚草原青铜时代早期的重要文化，其典型器物如兽首铜矛、柳叶形剑身广泛分布于欧亚大陆草原地带，而在长江中游也发现了这类铜器。最具代表性的是淅川下王岗遗址出土的4件铜矛与天门罗家柏岭遗址出土的铜质剑身残片。长江中游发现的这类铜器，在形制与铸造工艺上与欧亚草原同类器物高度一致，但部分器物的铅同位素数据仍显示其矿料来源于本地或秦岭地区，表明这并非简单的器物传入，而是技术与文化的深度融合，反映出在青铜时代早期，长江中游已成为连接欧亚草原与中国南方的文化交流枢纽。

　　从技术特征分析，长江中游早期冶金具有鲜明的区域个性。一是原料利用上，以多金属共生矿直接冶炼为主，杂质含量较高，体现出“就地取材”的实用主义倾向；二是器物形制上，早期铜器多模仿本地石质工具（如镞等），后期受外来文化影响出现新器型，但始终保留本地工艺传统；三是功能定位上，冶金技术长期服务于生产生活与文化交流，直至夏商时期才逐渐融入中原王朝的礼制体系，与中原地区冶金技术的“礼制化”路径形成对照。这些特征表明，长江中游的早期冶金是继承本地文化传统，并通过区域互动不断丰富，最终成为中国早期冶金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金道锡行”与早期冶金网络的形成

　　长江中游早期冶金的发展，离不开与周边区域的矿料交流与技术互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单位开展的“金道锡行”专项研究，正是对这一互动网络的系统探索。

　　“金道锡行”作为青铜时代金属资源流通的专有名词，指的是春秋早期中原与南方地区铜锡资源的共同运输路径。

　　从技术传播角度来看，“金道锡行”是冶金技术交流的通道。后石家河文化时期塞伊玛-图尔宾诺式铜器的出现，正是通过“金道锡行”的延伸路线（经河西走廊、秦岭至长江中游）传入，而长江中游的青铜铸造技术也通过这一网络影响到周边区域。

　　“金道锡行”的研究还揭示了长江中游在早期冶金网络中的独特价值。一方面，该区域通过整合南北矿料资源，形成了“铜来自北、锡来自南”的资源配置模式，为青铜时代的到来奠定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作为技术交流的枢纽，长江中游既吸收了北方的青铜铸造技术，又保留了本地文化特色，最终形成兼具多样特征的冶金体系，为中国早期冶金技术的整体发展提供了“融合创新”的范例。

　　长江中游早期冶金考古的发现与进展，刷新了我们对中国早期冶金史的认知。从淅川沟湾遗址4500年前的青铜器，到石家河文化时期的“玉铜共生”，再到后石家河文化时期的跨区域交流，长江中游的早期冶金始终保持着“独立发展、开放包容”的特征，既构建了本地的技术谱系，又通过“金道锡行”与周边区域深度互动，最终融入中华文明的整体发展进程。

　　《光明日报》（2026年04月12日 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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