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问西东:历史洪流中的人生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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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3-29 05:59:28

(来源:辽宁日报)

转自:辽宁日报

华筠

作家范迁的长篇小说《十面埋伏》以20余万字的篇幅,讲述了霍家三代人在半个多世纪中的命运沉浮。范迁此前已凭借《锦瑟》《惊鸿》等作品在文坛确立声名,而这部新作无疑将他推向了一个更为深邃的创作境地。然而,这部作品最值得关注的,或许并非其精湛的艺术技艺,而是它所呈现的一种独特的叙事伦理:在“卸下宏大叙事”的自觉中,以“小人物的人生切片”记录时代的沧海桑田。这种写作姿态,构成了对当代文学中历史叙述方式的一种重要补充。

《十面埋伏》的叙事结构采取了一种看似“老实”的顺时叙述,时间跨度半个多世纪。这种结构方式,在文学批评中有一个专门的称谓:“大河小说”——特指描写几代人命运的大型长篇小说。范迁的这部作品确实配得上这个称谓:霍家三代人在时代的惊涛骇浪中载沉载浮,从西浔古镇的老宅出发,走向上海、延安、伦敦、南洋,有人出走,有人归返,有人入世,有人出世。

范迁在这部家族小说中采用了一种颇具特色的叙事策略:总体上采用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叙述,却又巧妙地插入霍文田的日记,以第一人称“我”的视角串联起其他人物。正如评论者所言,“平缓的河面被投掷入一块石子,那一圈圈的涟漪便是‘我’的观察和感受”。这种双重叙事视角的运用,使得小说既有宏观的历史纵深感,又有微观的情感细腻度。更重要的是,日记作为一种私密性的文体,天然地与“卸下宏大叙事”的写作意图相契合——它记录的从来不是官方历史,而是个人记忆;不是时代风云,而是日常细碎。

小说的核心空间是浙江西浔古镇的霍家大院。这座因战乱而斑驳荒凉的百年老宅,因霍家的归来而重新焕发生机。青石板路泛着水光,天井里桂花开了又谢,饮食烟火、日常器物,都浸润着深厚清灵的古典审美意境。

小说中最令人难以忘怀的人物,当属体弱多病的霍文田。这个“七岁能通背全唐诗三百首,九岁读完诸子百家”的少年,“并无师自通地弹得一手好琵琶”。十岁时一阕琵琶独奏“十面埋伏”,听得名师刘寿椿热泪盈眶,直呼“这孩子是个奇才,音律前途不可估量。”然而命运并未眷顾这个天才少年。他没有像兄弟们那样闯荡世界,而是守在故土,以一己之身承载家族的记忆与命运。他的后半生,就在水边慢慢消磨掉了,晚年患上类风湿关节炎,再也弹不好那首“十面埋伏”了。

琵琶名曲“十面埋伏”在小说中仅出现三处:文田少年时以此曲惊艳名师,为临终的霍父弹奏此曲,以及小说结尾处提及他再也弹不好此曲了。这三处描写构成了一条隐性的命运线索——从少年惊艳到临终送别,再到最后的失落,文田的一生仿佛就是这首曲子的具象化。范迁阐释了书名的深意:“‘十面埋伏’并不一定就是指战场上的处境,一个人,本来身体很健康,到了老年,中风了,很多事情自己不能料理,被生活和疾病包围了,也是十面埋伏。”换言之,“十面埋伏”是人生的常态——我们永远被各种困境包围,社会的、家庭的、内心的。

《十面埋伏》的叙事伦理,核心在于一种“去宏大叙事”的自觉努力。不直接书写历史,而是通过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来折射历史;不追求史诗般的宏大场面,而是专注于日常的细碎与繁杂。这种写作策略在《十面埋伏》中体现为:对历史事件不作正面铺陈,而是通过人物的日常遭遇来侧写;对时代风云不作全景描绘,而是通过个体的命运起伏来折射。小说中的人物都不是历史中的大人物,而是“时代筛漏下来那些人,也许颓丧和落败,但灵魂独特”。

范迁的文字具有极强的画面感,读他的小说就像在看一幅幅徐徐展开的画卷。这种视觉性并非简单的景物描写,而是一种审美意识的自然流露。范迁本人也承认绘画对他的写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写作和绘画同出一源,由外及里,再在内心发酵,酿出美酒来。”但他强调,绘画对写作最大的帮助不在于如何进行细节描写,而在于“对审美的影响”。这种审美影响体现在《十面埋伏》的方方面面:语言的节制与留白,意象的选择与组合,整体氛围的营造与控制。在水墨的基础上,刻画出油画的色彩和光影,融雪翻转着黑白灰三色,板壁在褚黄色中叠加深褐色,灰绿色的水流与黑棚顶的乌篷船辉映。这种视觉语言的运用,使小说获得了一种独特的艺术质感。

“去宏大叙事”并不意味着放弃对历史的思考。相反,正是通过这些小人物的人生切片,范迁展示出历史与个人最深切的纠缠。如果说《十面埋伏》仅仅停留于讲述一个家族在时代洪流中的命运起伏,那么它或许只是一部优秀的家族小说。但这部作品的独特价值在于,它触及了一个更为深层的哲学命题:如何面对困境?范迁给出的答案,不是逃离,而是与之共处;不是抗争,而是理解与领受。小说中有一段关于“劫”的论述,堪称全书的哲学注脚,既是小说人物对命运的感悟,也寄寓隐含着作者对世事无常的沉思。小说中每个人物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实践这种“共处之道”:文田没能改变自己的处境,没能摆脱家族的命运,没能守住自己的琵琶,但他守住了一个更重要的东西——他没有被仇恨吞噬,没有被命运击垮。他活着,看着,记着。这本身就是一种胜利。这不是消极的认命,而是一种存在主义的智慧——认识到人生的荒诞与无常,然后依然选择守住内心的清明。小说中霍文珠有一段话,道出了这种智慧的来源:“唯太阳和人心不可直视。唯亲情和内心平安不可辜负。”这段话出现在小说结尾处,堪称全书的精神内核——面对不可知的命运,人所能做的,不是改变世界,而是守护内心;不是战胜困境,而是与之共存。从《锦瑟》到《惊鸿》再到《十面埋伏》,范迁一直在书写历史洪流中的个体命运,一直在追问面对困境的可能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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