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日记，不仅是私人的生活书写，还是珍贵的史料宝藏，它们包罗万象，具体而微。学界通常认为日记起于西汉，成熟于唐宋时期。自宋代起，日记成为记录中国历史的重要文献，直至清代，传统日记迎来全面繁荣。庞大的日记体量，增添了记录中国历史的厚度。近些年，近代日记整理、研究成果颇丰，蔚为大观。本期特邀三位学者对这一学术研究领域及新近出版的图书进行评介。

　　作者：张剑（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近些年来，随着党和国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愈发重视，古籍整理与研究出现了全面蓬勃发展的局面。特别是以往相对被忽视的日记、书信等私人性较强的史料，由于其具有私密化、细节化、现场感强等特征，为宏大的正史叙事提供了必要的补充或校正，并通过亲历者的视角，呈现人在历史中的主体差异性，因此受到读者和研究者的特别青睐。其中，又以近代（1840—1919）日记的整理与研究最为兴盛，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近代历史的重要性。近代是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转型的特殊阶段，大大小小的人物日记，记载了国人在这一时代洪流中的经历、思考与探索，是我们理解今天中国特色道路、坚定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经验总结。

　　二是近代日记的丰茂性。据目前初步统计，近代之前，中国有日记传世的人物才400多人，而近代人物有日记传世者超过了1500人，其中大部分处于未被整理和研究的稿抄本状态，为我们了解百年前的中国打开了一扇独特的窗户，是值得持续开掘的学术园地。

　　三是国家层面的引导性。《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2021—2035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均包含一定数量的近代日记整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近代日记文献叙录、整理与研究”立项后，成效显著，带动了近代日记的整理与研究的热潮。仅项目成果就整理有100余人的日记，发表80余篇论文，出版10余部专著，还为1100多位近代人物的日记做了叙录，是国家重大项目推进学科建设的有力见证。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2014年至今已出版十二辑，其中日记史料为数众多。

　　近代日记除了数量较前代日记有大幅度增加外，还有几个明显的特色值得注意：

　　首先是日记作者身份的多样化。作者上至帝王将相、下至贩夫走卒。比如末代皇帝溥仪，除了自传体文学《我的前半生》外，还有部分特赦以前的日记留存下来，其中1914—1922年溥仪大婚前的日记保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反映了少年溥仪的读书生活。再如宁波小商人童柄魁（1887—？）也有26册稿本日记存世，日记除描述童氏的日常生活外，还附载不少宁波、上海一带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信息，日记中童柄魁长达十余年的吸烟与戒烟史的详细记录，更是一份难得的医疗史和身体史研究资料。而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基层小吏王大点的稿本日记，虽然别字连篇，但真实记述了庚子年间义和团在北京的活动，有清兵和洋兵烧杀抢掠，也有拳民的烧香拜神，胡乱杀人，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是，王大点像一个冷漠的看客，整天出去看杀人的热闹，野蛮的侵略者和被害的同胞们，都激不起他的愤怒和爱国心，他的行为，在晚清民众中无疑有一定的代表性，个中原因，值得深思。

　　其次是旗人日记的不断出现。此为清代日记的特殊现象，目前发现的有上百人之多，且集中于近代。既有满八旗的祥麟、那桐、那晋、绍英、宝熙、载沣，也有蒙八旗的柏葰、倭仁、花沙纳、有泰、锡珍、荣庆，还有汉八旗的斌椿、张德彝、左霈等。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日记均以汉文书写。以荣庆为例，除了业已出版的谢兴尧整理《荣庆日记：一个晚清重臣的生活实录》外，其还有一册稿本日记《昨死今生录》藏于北京大运河博物馆，记载了光绪八年十月初一至光绪十年闰五月初三日荣庆的读书及修身活动，末页载有其师邵曰濂对荣庆的评价：“吾之所以器重子，在以子毫无旗人、汉人一切习气，就须持此以往，将来无论何如，此志总不可改。”《清史稿》载荣庆拜军机大臣、政务大臣后尝上疏：“国家取才，满、汉并重。”此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平等、正确认识，在《昨死今生录》中已发前兆。

　　再次是大型日记的逐渐增多。近代之前存世的日记，尚未发现规模百万字以上者，而近代百万字以上的日记至少已发现数十种，除人们熟知的晚清四大日记《翁同龢日记》《李慈铭日记》《王闿运日记》《叶昌炽日记》外，像《杜凤治日记》《余肇康日记》《徐兆玮日记》等均超过了300万字。大型日记时间跨度往往数十年，内容丰富，具有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军事史、文化史、文学史、生活史、书籍史、气象史、人物史、身体史、情感史、思想史、心态史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开辟了不同于正史的观察历史的新维度。研究者往往据其中某方面的内容即可形成有价值的专著，如张德昌《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以《越缦堂日记》为对象，统计李慈铭三十余年间的实际收入与支出，将庞杂的日记信息提炼为清晰的经济数据，揭示出晚清财政制度、社会经济状况与官员生活之间的内在联系。邱捷《晚清官场镜像——杜凤治日记研究》也以丰富的细节史料，生动展示了晚清官场制度在基层的实际运作情况。

　　最后是游历日记的大量产生。这类日记的集中出现往往与现实的变化密切相关。如19世纪中叶以来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强化了国人的忧患意识与自强观念。西北地理研究的兴起以及大量西北游历日记的产生，某种程度上就是“经世致用”传统在民族危机下的复兴。包含了不少日记在内的王锡祺的《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及《补编》《再补编》即是在这种家国情怀的驱动下编出的名著。而晚清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中的惨败，迫使朝野上下产生了解外部世界的强烈需求，于是有了域外游记的勃兴。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重臣还把是否出洋游历列为提拔官员的标准，1905年，袁世凯《派遣官绅出洋游历办法片》建议实缺州县新任官员必须“先赴日本游历三月，参观行政、司法各署及学校、实业大概情形，期满归国，然后饬赴新任。并责成呈验日记以征心得”。据熊达云《近代中国官民之日本视察》统计，从甲午战后到民国成立前夕，赴日考察的官员人数高达1382人，虽然不是所有人的游历日记都保存下来，但东游日记现存仍有数百种之多。而近代科技的发展和交通工具的便利，也催生了很多迥异于传统游记体验的新式游记，王舫1915年坐新式轮船游历三峡时就感叹：“汽船过此，履险如夷，帆船入峡，莫不惴惴也。”（王舫《乙卯入蜀记》）皆为我们理解中国近代社会变迁提供了重要参照。

　　虽然近代日记大多是由毛笔书写的行草书，加上涂抹修改，辨识困难。有些日记还散落在全国各地的图书馆，收集不易。但是，随着人们对日记的关注，相信越来越多的日记会得到整理出版与研究。历史也将不再仅仅是纸上冰冷的文字和后见之明，也不再仅是抽象的时代、制度、群体的说明，而将成为一种AI无法取代的浸入式体验。它有血有肉、有柴米油盐、有悲欢离合，以鲜活的姿态展演在我们面前。我们希望更多的读者通过日记，了解吾国吾民，并油然生出一份对过往历史的温情与敬意，生出一种强烈的文化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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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2026年03月28日 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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