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辽宁日报）

转自：辽宁日报

何灿

当一位学者倾数十年之力，为另一位学者编纂年谱长编，这本身就构成一种意味深长的学术传承。崔建利教授的《柯劭忞年谱长编》近日由中华书局出版，纳入“近代中国学人年谱长编”系列。

柯劭忞的名字，对专业史学者而言绝不陌生。他是《新元史》的著者，是《清史稿》的总纂，是晚清翰林、民国遗老，是王国维眼中“今世之诗，当推第一”的诗人。然而，正如崔建利在书中所言，“柯氏除了以《新元史》作者闻名于世外，其生平履历少为世人所知”。这种“知名”与“未知”的悖论，恰恰构成了柯劭忞研究的困境：我们知晓他的学术贡献，却对他的人生轨迹、交游网络、心路历程知之甚少；我们引用他的著作，却难以还原那些著作诞生的具体语境。

崔建利的工作，正是要打破这一困境。他广泛搜罗柯劭忞本人著述、家属资料、档案文牍、交游文集、友朋书札、报刊报道、拍卖文物等，计400余种。在此基础上，将材料按年编排，系以月日，构成从谱前、正谱、谱后到附录的完整结构。这种“长编”体例，看似只是资料的汇编，实则暗含深刻的学术理念：它以时间为经，以人事为纬，在看似客观的编排中，让谱主的生命轨迹自行呈现。

此书的独特价值，首先体现在它对“柯劭忞是谁”这一问题的回答方式上。与传统的传记书写不同，年谱长编无意建构一个连贯的叙事，也无意给出一个确定的评价。相反，它通过材料的并置，展现了柯劭忞生命中的多重面相：他是忠于清廷的遗臣，视新政为“洪水猛兽”；他也是为稻粱谋的家长，明言“俸禄不可少”的坦荡；他是严谨的学者，以三十年之力独力撰著《新元史》；他也是慈爱的长者，为子女升学就职而谋划操心。这些面相之间并非没有矛盾，但正是这些矛盾，构成了一个立体而真实的人物形象。

尤为可贵的是，崔建利对材料的处理并非简单地堆砌。在涉及罗振玉、王国维等人书札的系年问题上，他参合柯劭忞行迹，对前人整理成果提出商榷意见。在关于陈垣请柯劭忞为《二十史朔闰表》题签的传闻上，他检核不同刊本，发现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胡适捐赠本中确有柯氏题签，这为探讨两人关系提供了新证。这些细节的处理，体现的不仅是编纂者的功力，更是一种学术态度：年谱编纂不是被动的材料汇编，而是主动的史料考证。

《柯劭忞年谱长编》的更大价值，或许在于它以柯劭忞为视角，对近代中国历史文化进行了独特的展示。柯劭忞的一生，跨越晚清与民国，历经甲午战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他是这些事件的亲历者，也是见证者。通过他的交游网络，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知识人的生存状态：他与吴汝纶的翁婿关系，与王国维、罗振玉的学术往还，与日本学者的跨国交流。这些关系网络，构成了理解近代学术史、政治史的重要线索。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此书在体例上的创新。崔建利注意到，传统年谱长编以农历月日系事，读者为确定某月某日之具体年份，不得不前翻后检，“倍感支离”。为此，他在农历月日后括注公历时间，且年、月、日俱全。这一改动看似细微，实则体现了编纂者对读者阅读体验的体贴。在数字化时代，学术著作的编纂理念需要更新，而崔建利的尝试，为年谱类著作的体例改进提供了有益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