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刑起始时间该怎么计算？这个在实务中看似细小的问题，对维护罪犯合法权益、确保刑罚执行公正性而言，绝非小事。”今年3月，在成都市检察院检委会会议上，我在领学“陈某减刑监督案”时谈到这一点。

　　陈某的情况比较特殊。2021年1月，陈某因犯徇私枉法罪入狱服刑。此前，司法机关已掌握其涉嫌包庇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事实，因关联案件尚未判决，故未与徇私枉法罪并案审理。2022年12月，法院对陈某包庇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作出判决，与前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八年。2023年10月，监狱拟对陈某提请减刑并征求检察机关意见。一个棘手的问题摆在眼前：陈某的减刑起始时间，应自原判决执行之日计算，还是自新判决确定之日计算？

　　不同的算法，结果天差地别，也直接关系到陈某是否符合“已执行刑罚二年以上”的法定减刑起始条件。办案人员认识存在分歧：有的认为应当“从新计”，有的则认为可以“连续计”。我们没有草率下结论，而是开展实质化审查，查明陈某实际刑罚执行情况，特别是其入监后悔改表现是否稳定、一贯。我们认为服刑期间因入监前未结案件被数罪并罚，入监后没有阻碍诉讼的情形，不应影响对罪犯服刑期间悔改表现的评价，因此，陈某自原判决交付执行之日起已执行二年以上，符合减刑条件。

　　2024年1月，成都市检察院提出同意减刑的检察意见。同年4月，法院采纳该意见，裁定对陈某减刑五个月，减刑起始时间自原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2025年12月，该案入选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第六十批指导性案例。

　　近年来，我们办理“减假暂”监督案件不再“文来文往”地审查材料，而是立足日常派驻，深入掌握罪犯计分考核、奖惩表现、认罪悔罪态度及医疗情况。配套建立的办理“减假暂”案件监督机制和“案管轮案+集中办理+员额讨论+负责人把关”工作模式，在保证精细办案、精准监督的同时防范了廉政风险。让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法律和历史检验，是我们的职责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