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立彪

　　今年全国两会上，多位汽车界代表委员围绕自动驾驶商业化运营及立法、标准、安全等议题建言献策，自动驾驶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当前，我国自动驾驶产业正站在从“技术领先”迈向“规模商用”的关键节点。这不仅是一场技术革命，更是一次涉及法律、伦理、城市管理与产业生态的系统性变革。要让自动驾驶真正驶入寻常百姓家，亟须以制度创新破除发展瓶颈，为技术落地铺平道路。

　　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汽车自动驾驶已具备坚实基础。2025年12月，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准长安深蓝、北汽极狐等首批L3级有条件自动驾驶车型准入，标志着“机器主导、人类监管”的驾驶模式正式进入商业化探索阶段。与此同时，全国自动驾驶开放测试道路里程达到2.8万公里，具有智能驾驶功能的乘用车渗透率达68%，无人配送车、RoboTaxi等应用场景加速落地，技术迭代与市场验证同步推进。

　　在此背景下，汽车行业关注的焦点已从自动驾驶汽车“能不能跑”转向“能不能用”“敢不敢用”。全国人大代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朱华荣认为，合法性不足仍是影响自动驾驶规模化落地的主要瓶颈。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尚未完全适配自动驾驶特性，责任认定、保险机制、数据治理等制度供给滞后于技术发展。例如，L3级系统激活期间事故责任归于车企，但跨区域行驶时各地法规不统一，导致企业合规成本高企。此外，不少用户对“脱手脱眼”存在误读、自动驾驶培训体系滞后等，这些问题也会埋下安全隐患。

　　对此，多位业内人士提出系统性建议。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小鹏汽车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何小鹏提出，推动政策从L2级直接跨越至L4级，简化L3级中间环节；全国人大代表、广汽集团董事长冯兴亚呼吁构建全国统一的标准与测评体系；全国人大代表，小米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CEO雷军则建议将L2级“脱手脱眼”纳入交通违法处罚，明确安全边界。这些声音共同指向一个核心诉求：加快立法进程，建立权责清晰、安全可控、激励创新的制度框架。

　　汽车自动驾驶不仅是技术竞赛，更是制度设计的考验。要实现从“示范”到“商用”的跃升，当务之急是加快修法释法，明确法律地位。应尽快修订道路交通安全法，依法赋予自动驾驶汽车上路权利，明确不同级别系统的责任主体。可借鉴深圳等地经验，建立“车企担责﹢保险兜底﹢数据追溯”的责任认定机制，并推动全国统一事故处理标准，避免“一城一策”带来的碎片化风险。

　　自动驾驶安全不能只依赖单车智能，更需“车路云一体化”协同，要构建协同治理体系，筑牢安全底线。江苏无锡示范区的无人小巴、北京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的实践表明，5G-A、车联网、城市交通云脑等基础设施能显著提升系统可靠性。政府应牵头建设国家级智能驾驶数据共享与安全评估中心，推动数据互通、标准统一，并鼓励企业、科研机构、保险机构共建安全生态联盟。同时，应将智能驾驶相关内容纳入驾驶培训考核体系，建立全国统一的用户认知与操作规范培训机制，提升公众对“人机共驾”理念的理解与信任。正如朱华荣所言，只有让消费者“懂技术、信技术、用技术”，技术普惠才能真正实现。

　　目前国内车企都在推行“走出去”战略，在此过程中，应将“制度出海”纳入总体规划，提升全球竞争力。我国已形成车路云一体化、全产业链协同的独特优势，百度Apollo、小鹏等企业正在自动驾驶方面加速海外布局。应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将中国实践转化为国际规则话语权。同时，建立海外风险预警与合规服务体系，助力中国标准、中国方案走向世界。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制度创新必须与安全底线并行。在鼓励突破“长尾难题”、推动技术迭代的同时，必须严守数据安全、公共安全与伦理底线，防止“萝卜快了不洗泥”的冒进倾向。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中国自动驾驶正站在从“技术验证”向“规模商用”跨越的关口。今年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们关于自动驾驶的密集建言，折射出产业界的集体焦虑与期待：技术跑得太快，制度需要跟上；全球竞争激烈，窗口不容错过。

　　当技术狂飙遇上制度重构，唯有以法治护航、以协同破局、以安全为本，才能让这辆高速列车行稳致远。从北京长安街的试点路段到重庆的山城道路，从无锡的智慧公交到广州的飞行汽车工厂，中国正以制度创新为轮，推动智能出行生态加速成型。未来已来，唯改革者进，唯创新者强，唯制度与技术双轮驱动者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