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韩鹏飞

当全球地缘政治格局进入新一轮深刻调整之际，一场超越传统领域、更具根本意义的战略博弈正在全面展开——科技创新已成为决定中美未来国力对比的核心变量，它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引擎，更日益成为牵引双方在经贸规则、外交布局、安全架构乃至全球治理体系等领域全方位竞争的战略制高点。

四大维度上的攻防与胶着

中美科技博弈的核心围绕四大关键维度展开：原创型创新（“0-1”突破）、应用型创新（“1-N”迭代与产业化）、技术自主与安全、全球影响力构建。当前态势在这四个维度上呈现出复杂胶着、相互交织的局面。

美国在多数前沿科技的源头创新（“0-1”突破）上仍占据优势，尤其在半导体设计、AI基础框架、云基础设施与量子计算等定义未来的领域保持领先，并持续吸引全球顶尖人才。然而，中国已在绿色低碳技术、高超音速技术、动力电池、量子通信等若干关键赛道上实现了局部反超。

而在应用型创新（“1-N”迭代）与产业化、规模化部署方面，中国展现出令人瞩目的速度和效率。中国近年来工业机器人部署量已超过全球其他国家的总和。当美国仍在为无人机商业配送的监管框架争论不休时，中国已经在多个城市开展无人驾驶出租车、垂直起降飞行器等先进物理AI系统的常态化测试与试点运营。

尽管实现“从0到1”的原创型突破的战略紧迫性正日益凸显，但需要警惕一种潜在的认知误区——将原创型创新与应用型创新简单对立或排序，并隐含着前者价值高于后者的等级观念。事实上，一项技术的演进轨迹和最终主导地位，往往并非在诞生之初就已确定，而是在大规模市场应用中通过持续迭代与优化而得以塑造。

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历程为此提供了启示。日本曾在氢燃料电池技术上取得显著原创突破，投入巨大；然而，这条技术路线未能与中美两大关键市场的需求和产业偏好形成共振。相比之下，纯电动汽车路径在中美庞大市场的强力推动下快速迭代，产业链日趋成熟，商业化进程加速，最终主导了全球新能源汽车格局。这一案例生动说明：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从1到N”阶段的胜出者，决定了众多“从0到1”原创探索中的最终赢家。

美国的历史经验进一步印证了这一逻辑。尽管美国早在20世纪伊始就成为世界头号制造业强国，但直至二战结束时，其在诺贝尔奖获得者数量上仍大幅落后于德国、英国、法国等欧洲主要国家。美国全球经济与创新领导地位的确立，关键并非源于其是基础科学的首要策源地，而在于其全球领先的应用转化、迭代改进和大规模产业化能力——这正是“从1到N”创新的精髓。在广阔国内市场中进行技术吸收、适应和持续优化的能力，构成了其决定性的竞争优势。

以史为鉴，尽管中国正在进入全力攻坚原创突破的全新发展阶段，但应警惕将原创突破、应用迭代对立或简单排序的认知陷阱，防止出现“重0-1、轻1-N”的战略失衡。应用导向的“1-N”迭代绝非附属性的次要活动，而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决定性阶段。在这里，技术经历真实市场的压力测试，在成本与性能之间不断优化，最终融入复杂的经济社会系统。原创突破提供了竞争的入场券，但大规模应用创新才真正决定技术路径的最终走向与价值实现。中国在攻坚原创型创新“0-1”突破的同时，更应珍视并巩固在应用型创新“1-N”迭代上已建立的领先优势，这是中国参与全球科技竞争的核心基本盘。

通过“双循环”战略，中国正系统性地推进技术自主与供应链安全建设，在降低对外部关键技术依赖的同时，也增强了全球供应链对中国的依存度——从动力电池到关键矿产的庞大产能优势，正持续巩固这一态势。

而在全球影响力的拓展上，中国凭借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集融资、建设、运营于一体的数字化整体解决方案，已在众多区域构建起超越传统西方主导模式的数字基础设施网络，这不仅是一种市场开拓，更是一种发展范式、标准与影响力的输出。

创新范式的升维：从工程辉煌到科学引领

中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中展现出鲜明的能力特征：在工程集成领域（如高铁网络、特高压输电、移动通信基础设施及消费电子制造）已建立起显著的全球优势；而在科学前沿领域（如底层算法框架、原创药物靶点发现、高端芯片架构设计）仍处于追赶阶段。这种差异化的能力结构，与中国过去数十年所选择的工业化路径、资源分配逻辑及参与全球分工的方式密切相关。

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以成熟技术为基础的规模化制造业扩张。基础设施建设、生产流程优化及消费电子产品组装等工程密集型行业，能够快速吸纳就业、形成产能并带动出口，这与中国当时亟须完成资本积累、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发展阶段高度契合。相较之下，半导体材料、生物医药底层研发等科学密集型领域，往往需要持续数十年的基础研究投入与高风险试错，其回报周期与工业化初期追求快速增长的目标并不一致。

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特别是工程学科，以为产业输送大量具备扎实应用能力的技术人才见长，有效支撑了“世界工厂”的运转。然而，基础科学的突破性进展，往往更依赖于鼓励自由探索、包容失败的学术环境以及跨学科协作的生态，而中国这方面的制度与文化构建仍在深化之中。

深度参与国际分工使中国在制造与集成环节确立了关键地位，但产业链上游的高附加值领域，如尖端设备、核心软件与原创药物，仍主要由发达经济体主导。这些科学密集型环节通常构建了深厚的专利壁垒与生态护城河，追赶难度巨大。

然而新质生产力的核心驱动力，最终还是来自前沿科学与颠覆性技术的突破。根据《自然指数2024》（Nature Index 2024）对全球基础科学科研绩效的评估结果，中国高质量科研论文产出总量已超过美国约45%，但在《自然》（Nature）、《科学》（Science）两大顶尖期刊上的发表数量仅为美国的30%。在企业基础研究方面，差距更为明显：《自然指数2024》全球发表高质量科学论文的前20家企业中，一半位于美国（其中八家为生物制药公司），中国仅有三家企业上榜。

这要求我们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在优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基础上，尤其要加强以“好奇心”为导向的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应为科研机构和高校创造鼓励探索、包容失败的学术环境，改革评价机制，推动从追求论文数量向突出成果原创价值转变。同时，需切实强化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作用，引导更多资源投向周期长、风险高的基础研究和前沿领域，尤其是在那些高度依赖底层科学突破才能取得商业成功的行业。

半导体与国产替代：

效率瓶颈与“开放式”安全观

半导体产业因其技术密集、产业链条复杂，常被视为人类工业文明的精密极限，当前也正成为中国科技自立进程中受外部制约最深、攻关难度最高的战略领域。荷兰ASML在极紫外（EUV）光刻机领域的绝对垄断、美国泛林集团（Lam Research）等在蚀刻设备上的主导，以及台积电占据全球90%以上最先进芯片制造的格局，构成了三大关键瓶颈。

由于半导体产业是基于比较优势通过全球分工形成的深度一体化产业链，因此任何单一国家试图建立具备高水平的独立产业链都将面临极大挑战。但若问哪个国家最有可能突破这一限制，那答案可能就是中国——庞大的工程人才储备、系统性的资源动员能力，以及世界最大的应用市场所形成的“需求—迭代”闭环，构成了中国独特的体系化突破潜力。

然而，当前制约中国半导体产业取得决定性突破的主要矛盾，已非国家投入总量不足，而是资金与资源分配的精准度、协同性和使用效率问题。在国产替代导向的政策驱动下，容易形成地区间、项目间的同质化竞争，资源分散，难以集中力量攻克最尖端、最复杂的“硬骨头”。资金配置若不能高度倾斜于产业链中最薄弱、最卡脖子的战略环节（如高端光刻机及核心部件、先进制程工艺集成、EDA软件），而是平均发力，将大幅延缓整体突破进程。

与此同时，国产替代产品常面临“不敢用、不愿用”的困境。若资金支持与强有力的首台套应用、政府采购优先、国内市场强制性验证等需求侧措施脱节，产品将缺乏迭代升级的实战场景与反馈，易陷入技术“孤岛”。

上述结构性挑战，促使我们重新思考自主可控的最优实践路径——如何在坚持开放合作的前提下，界定国产替代的战略边界，构建一种既保障安全又不失效率的“韧性供应链”，从而实现科技发展、科技安全之间的平衡。“开放式”安全观认为，科技安全的根本目标是保障发展权，而非单纯地为替代而替代。安全并不一定要求在所有技术节点实现绝对自主，而是追求在关键领域形成不对称的、他国难以替代的核心能力，同时在全球网络中构建深度相互依赖。

正如美国并未掌握所有芯片技术，但通过掌控设计工具和半导体设备等环节，实现了对整个产业链的有力掌控。有鉴于此，中国可思考如何聚焦核心，培育不可替代优势——将资源集中于已具备或可能形成全球比较优势的领域（如特定材料、设备模块），打造“非我不可”的技术节点。

对于成熟制程半导体，可追求自主可控以保障基本盘；对于尖端制程，目标应是展示突破关键瓶颈的能力（如EUV光源、物镜系统），以此作为战略威慑，迫使对方重新评估封锁成本。即便在部分环节存在对外依赖，但只要中国掌控某些独有、不可或缺的技术，打造出“非我不可”的技术节点，便能创造出新的相互依赖格局，在维护科技安全的同时，持续推动基于比较优势的科技发展。

从“并跑领跑”到“攻坚破壁”的双轨战略

在复杂的科技竞争版图中，中国需要探索更加精准化、差异化的产业竞争策略和发展路径。对于已具备领先优势或处于并跑态势的领域——如新能源、数字应用、部分人工智能及量子通信——宜采取“扩张与塑造”并举的策略。通过发挥市场规模与产业链协同优势，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构建，并在全球范围内推进标准输出与模式推广，从而在规则制定层面争取主动。

而在仍需追赶且存在外部制约的领域（例如尖端半导体制造），策略则应转向聚焦核心、提升效能。这要求建立更为精准的资源分配机制，将有限的资金与政策支持集中投向产业链中最具战略意义、也最为薄弱的环节。通过推行“揭榜挂帅”等市场化激励机制，配合首台套装备保险、政府采购优先等需求侧支持，为国产技术提供宝贵的早期应用场景和迭代反馈，逐步破解市场端的应用壁垒。

与此同时，培育支持长期创新的资本生态愈发受到重视。引导设立面向硬科技的长周期基金，优化科研管理制度与人才评价体系，给予研发团队更充分的自主权与试错空间，对于需要长期投入的底层技术突破具有重要意义。

世界重估中国的能源与资源战略底牌

在耗能巨大的全球科技竞赛中，中国的能源优势正成为关键变量。与美国面临的电网约束和供应链问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充沛、稳定且成本相对较低的电力供应——特别是在可再生能源（如风能、太阳能、核能）领域的快速扩张，为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高耗能产业提供了坚实支撑。

在关键矿产领域，中国掌握着更具分量的筹码。特别是在稀土这一战略矿产领域，全球供应链的博弈呈现明显分化。在轻稀土方面，美国通过扶持本土企业（如MP Materials）和深化与盟友（如澳大利亚Lynas）的合作，已在开采和分离环节的供应链多元化方面取得较快进展。

相比之下，美国在重稀土（如镝、铽）领域则面临深刻的结构性壁垒。中国凭借对离子吸附型黏土开采提炼技术长达数十年的积累、全球最完整的“资源-冶炼-材料-器件”产业链，以及近年来向缅甸、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资源与产能网络延伸，牢牢掌控着全球的重稀土供应链。美国本土不仅缺乏具备经济开采价值的重稀土矿床，更完全没有商业规模的重稀土分离产能，相关领域的关键技术人才也已出现严重断代。

这种供给格局的极端不对称，在美国国内引发了深刻的战略认知矛盾：一方面，摆脱对中国稀土战略依赖的安全焦虑持续蔓延；另一方面，其高端应用领域（如国防工业）对重稀土的实际需求量相对有限，且存在材料替代的技术可能性。这种“安全焦虑”与“现实需求”之间的矛盾，导致美国相关政策始终在激进“脱钩”与务实妥协之间摇摆，很难形成持续且坚定的资源投入与战略执行。

从“中国制造、出口全球”

到“中国创造、国内消费”

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系统部署，要“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坚持创新驱动，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命题，已从“中国制造、出口全球”，转为构建“中国创造、国内消费”的良性循环，迈向“创新驱动、内需拉动”的新征程。

扩大内需不仅是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应对，更是推动技术创新持续深化的“孵化器”与“试炼场”。一个规模巨大、层次丰富、需求不断提升的国内市场，能够为前沿技术提供最直接的应用场景和迭代反馈。

当前制约因素在于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中国2023年家庭消费占GDP（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仅38%，远低于全球中高收入经济体平均水平。房地产市场的调整影响了家庭财富预期，而医疗、养老、教育等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强化了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倾向。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求兜牢民生底线，通过增加居民收入、优化收入分配、切实加大民生领域投入，降低家庭后顾之忧，从而稳定消费预期，释放消费潜力。只有当国内消费者对国产高端产品和服务具备强劲、持续的购买力时，以国内消费驱动创新发展的良性循环才能真正畅通。

“人口红利”褪去，“人才红利”兑现

中国正面临日益凸显的人口结构转型挑战。2024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已达20%，而总和生育率则降至1.0，显著低于2.1的人口更替水平。快速老龄化与持续低迷的生育率叠加，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构成了显著压力。

然而，尽管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规模趋于收缩，但人口素质也在持续提升—中国每年培养的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领域博士人数已超过美国和欧盟的总和，工业机器人装机量也位居全球首位。韩国的经验表明，通过自动化升级与人力资本深化，仍然可以在人口总量下降的背景下维持经济活力与产业竞争力。

与此同时，中国的人才战略正在转向更开放、更国际化的模式。在夯实本土培养体系的基础上，中国正在积极筹划通过设立人才签证、专项科研基金与国际教职席位等方式，积极延揽全球顶尖科学家。诺贝尔奖得主热拉尔·穆鲁（Gérard Mourou）加盟北京大学、知名学者查尔斯·利伯（Charles M. Lieber）受聘清华大学等案例，均显示出中国深度融入全球科研网络的努力。中国吸引顶尖国际人才的能力，以及这些学者与中国科研体系的融合深度，将影响中国在原创科学思想和前沿技术领域的长期突破潜力。

全球南方：科技博弈新棋局上的

“第三战场”

在这场竞赛中，全球南方国家成为关键第三方。中国通过提供数字化一揽子方案，已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建立起数字基础设施领先优势。这些网络产生的海量数据，又进一步训练中国的人工智能模型，使其能够为这些市场量身定制产品和服务，形成自我强化的影响力循环。相比之下，美国尚未匹配中国在这些市场的政府支持力度。曾经突出的援助项目（如美国国际开发署）已大大削弱，使美国面临技术影响力削弱的困境。

在全球科技竞合格局重塑的背景下，中国需要以更具战略定力和系统性的方式推进自主创新；与此同时，应进一步拓展与“全球南方”国家在科技与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合作，以市场化和商业化为导向，淡化安全敏感色彩，稳步提升影响力，有效应对外部竞争压力。

通过主动深化与中东、东盟、拉美及非洲等“全球南方”国家的科技与能源合作，提供以发展为导向的综合解决方案，有助于避免形成针对中国的封闭性技术联盟，从而为中国技术的全球化拓展与关键资源通道的稳定提供更广阔空间。

重构中的世界：科技大博弈，路在何方？

当前的中美科技博弈，正日益呈现出一种“领域分化、区域分层”的复杂格局。美国在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等科学驱动型领域持续引领前沿，而中国则在绿色低碳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工程集成型领域展现出全球竞争力；美国在尖端技术研发与核心软件生态构建上保持优势，而中国则在全球市场渗透、规模化应用与先进硬件制造方面积累了显著优势。这种态势可能导向一个长期并存的未来：美国主导创新架构与标准定义，中国主导产业化落地与市场渗透，双方在各自的优势领域形成深度护城河，而非一方对另一方形成全面压制。

当前美国的对华政策，正受到国内经济周期与政治议程的显著影响。在高通胀压力与2026年中期选举临近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近期在对华关系上呈现出一种“选择性聚焦”的特征——在整体经贸层面倾向于通过协商稳定双边关系、控制冲突升级，但在关键技术领域，以及在其传统影响力范围内的美洲地区（例如近期对委内瑞拉采取的行动），则展现出更具进攻性的战略姿态，通过多维度施压与系统性竞争手段，持续强化对关键区域与战略领域的实际控制力。

这一政策转向背后，反映出美国政府在经济现实与战略竞争之间的平衡考量。稳定国内物价与就业已成为当前政治议程的重心，这使得美国政府在对华经贸谈判中更侧重实际经济利益与市场准入等可交易议题，从而降低了意识形态对抗的调门。美国近期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中，已可观察到某种战略收缩的倾向，即更聚焦国内经济重建，减少过度扩张的全球干预承诺。

然而，美国政治体系的内在张力依然存在。国会，尤其是通过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所体现的立法意志，仍深受传统安全思维与意识形态竞争逻辑的主导。这种强调技术封锁、供应链安全与价值观对立的政策惯性，将持续对行政部门的务实经贸议程形成制度性制衡，并可能在关键科技领域与地缘战略区域延续竞争性乃至对抗性态势。

美国近期在委内瑞拉的干预行动，进一步揭示出全球南方国家在安全与发展需求上面临的结构性困境。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虽能有效提供贸易拓展、直接投资与基础设施建设等发展类公共产品，却难以提供主权国家最为核心的国防安全保障。在美国持续强化西半球军事存在与政治影响力的背景下，如何在与拉美等地区的合作中，既深化互利的经贸联结，又妥善应对伙伴国面临的外部安全压力，成为中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过程中必须统筹应对的战略课题。这要求中国的对外合作模式需更具韧性，坚持发展导向的同时，需通过多边协调、危机外交与符合国际规范的综合性方案，助力伙伴国维护自身稳定与发展空间。

对于中国而言，下一阶段的转型关键，在于能否实现从工程集成型创新向科学驱动型创新的范式跃迁，并实现科技创新与扩大内需之间的协同共振。这不仅是一场技术层面的追赶，更是一场涉及教育体系、科研生态、产业政策、收入结构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系统性重构。

面向“十五五”及更长远未来，中国将致力于构建一个更具韧性、更富活力、更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新格局——一个既能孕育重大创新成果、又能被国内广阔市场有效吸收和驱动的现代化经济体系正在稳步成型。

这场科技大博弈的结局，将决定未来数十年全球力量格局。而竞赛的胜负手，可能不仅在于技术本身的突破，更在于创新生态的活力、国内市场的深度、人才战略的成功及赢得全球信任的能力。

（作者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系副教授；编辑：王延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