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唐山劳动日报)
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信息资源价值实现更依赖跨领域、跨系统整合效能。图书机构与档案部门作为文化记忆保存主体,因管理体制和专业壁垒长期处于“数据孤岛”状态。图书管理以知识传播利用为核心,资源具开放性、时效性与专题性;档案管理以维护凭证价值为根本,资源偏向封闭性、历史性与原始性。两者深度融合并非数据互通,而是重构信息价值链,构建全生命周期管理闭环。这一融合转型契合相关战略部署和政策要求,是适应需求升级的必然选择。当前,破解跨系统资源共享矛盾、构建协同发展机制是文化信息资源治理的核心命题。
一、图书管理与档案信息化的理论基础
(一) 图书管理的范式演进与知识服务转型
传统图书管理模式受限于物理载体与手工操作,其核心职能长期聚焦于文献编目、馆藏建设、流通服务与参考咨询等基础业务,服务模式呈现“被动响应”的典型特征。随着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数字图书馆的兴起推动图书管理实现跃迁——管理对象从实体文献转向数字知识单元,服务场景从物理空间延伸至网络平台。智能技术的深度应用正推动图书管理向“智慧图书馆”新阶段演进: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实现文献内容的自动标引与主题提取,机器学习算法支持用户画像构建与个性化知识推送,知识图谱技术则打破传统文献分类的线性结构,构建起多维度、网络化的知识关联体系。
(二) 档案信息化的价值转向与技术革新
档案信息化进程历经三个衔接阶段:第一阶段是数字化转型,核心是将纸质档案转为数字载体,解决保存与利用问题;第二阶段是网络化传播,通过构建系统与网站,实现远程检索与在线利用,打破时空限制;第三阶段是智能化升级,依托新技术实现知识挖掘与智慧应用,推动档案价值拓展。
在技术革新上,区块链技术为电子档案“四性”保障提供革命方案,通过构建证据链解决易篡改、难追溯痛点;知识图谱技术让档案资源突破传统目录结构,形成动态知识网络,提升知识密度与利用效率。
二、图书与档案信息化融合的驱动逻辑
(一) 资源维度的互补共生性
图书与档案资源在时间维度与知识粒度上的天然互补性,构成两者融合的核心驱动力。在时间维度上,图书资源聚焦于最新的知识成果与研究进展,具有鲜明的前瞻性与时效性,能够为用户提供反映当前学术前沿与社会动态的预见性知识;档案资源则固化了历史发展的轨迹与社会活动的原始记录,具有不可替代的回溯性与凭证性,能够提供支撑决策的回溯性证据。
(二)知识粒度互补
图书资源以专题化、系统化的知识聚合为主,侧重构建宏观层面的知识框架与理论体系,适合用户开展深度研究与系统学习;档案资源则以事件化、碎片化的数据片段见长,包含大量具体的会议纪要、来往文件、原始报表等微观信息,能够为知识验证提供精确的事实依据。
(三)技术创新的催化效应
新一代信息技术突破性发展,为图书与档案资源融合提供技术引擎。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用命名实体识别、主题模型等算法,突破图书关键词与档案主题词表语义鸿沟,实现语义对齐;大数据技术构建虚拟资源池,将分散于不同机构的图书档案资源在数字空间镜像整合,形成逻辑集中、物理分散的管理模式;人工智能技术通过知识抽取、关联推理等功能,发现图书与档案资源隐性关联,提供深度知识服务。尤其知识联邦技术兴起,在不共享原始数据时,通过加密参数交换实现跨系统联合数据分析,既解决数据隐私与安全管控问题,又深度挖掘资源价值,为打破“数据孤岛”提供创新方案。
(四)政策环境的战略导向
国家层面的政策支持与战略引导,为图书档案信息化融合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明确提出“推动档案工作数字化转型,加强与图书、文博等机构的合作,构建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则强调“整合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机构的数字资源,纳入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
三、跨系统资源共享的深层矛盾解析
(一)元数据标准的结构性冲突
元数据标准不统一是制约图书与档案资源共享的首要技术瓶颈。图书领域长期以MARC为核心元数据标准,侧重描述文献属性,强调检索便利性与书目控制规范性;档案领域普遍遵循EAD,以全宗理论为基础,强调三级结构与形成背景信息,注重凭证价值与历史联系。两者在描述上差异显著,MARC描述文献内容深度有限,EAD结构复杂不利检索。这种差异使数据映射损耗率超40%,关键信息丢失或失真,影响跨系统检索的准确性与完整性。此外,图书的《中国图书馆分类法》与档案的《中国档案分类法》不兼容,加剧了元数据整合难度。
(二)技术架构的互操作性障碍
图书与档案系统技术架构异构,造成严重互操作性障碍,主要体现在数据接口与存储架构两层面。数据接口层面,图书系统多基于OAI - PMH提供元数据服务,适合批量收割结构化元数据,但实时交互与复杂查询支持不足;档案系统普遍用Web Service或RESTful接口,能灵活交互,但与OAI - PMH缺乏统一转换标准,转换有效率损失,还可能致数据格式错误。存储架构层面,图书资源以非结构化数据为主,倾向分布式文件或对象存储架构,重存储容量与读写性能;档案资源以结构化数据为主,需关系型数据库保障一致性与完整性。这种差异致混合查询有严重性能瓶颈,同时检索图书全文与档案目录,响应时间是单系统的3 - 5倍,影响用户体验。
(三)管理制度的路径依赖困境
图书机构遵循《公共图书馆法》开放、平等、免费的服务原则,以推动知识普惠为核心目标,资源开放程度较高;档案部门则受《档案法》维护档案完整与安全的约束,强调保密审查与利用权限控制,安全优先的价值取向导致资源开放较为谨慎。这种开放优先与安全优先的价值冲突,在资源共享的授权机制、隐私计算、审计追踪等环节产生严重的制度摩擦。
(四)知识权益的分配难题
图书资源包含作者的著作权、出版社的专有出版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多重权益,权利主体分散,授权流程复杂;档案资源则包含大量未公开的政府信息、企业商业秘密与个人隐私,其利用不仅需要遵守保密法规,还需尊重个人信息权益。传统一刀切的授权模式无法适应融合场景下的动态权限需求,亟需建立精细化的权益管理机制。
四、信息资源共享的协同发展体系构建
(一)标准协同:构建跨域互操作框架
标准协同是实现图书档案资源共享的基础工程,需从元数据标准、分类体系、技术规范三个层面构建跨域互操作框架。在元数据标准层面,应联合图书、档案领域的专家学者,研制《图书档案融合元数据规范》,以元数据为基础,扩展历史关联度、证据权重、知识类型等专有属性,实现对图书与档案资源特征的全面描述。在分类体系层面,建立《中图法》与《中国档案分类法》的动态映射机制,开发基于深度学习的自动归类系统,实现图书档案资源的跨分类体系统一组织。
(二)技术赋能:搭建智能融合基础设施
技术赋能是提升资源共享效能的关键支撑,需构建智能感知-高效计算-安全存储的融合基础设施体系。在架构设计上,采用边缘计算+云平台的混合架构:边缘节点部署在各图书档案机构本地,负责处理实时检索请求、数据预处理与安全管控,实现毫秒级响应;云端平台则构建分布式计算集群,开展深度知识挖掘、大规模数据 与机器学习模型训练,平衡服务响应速度与计算负载。
在核心技术应用上,部署知识联邦系统,基于联邦学习、同态加密等技术,在保障数据隐私的前提下实现跨机构联合建模与知识发现;开发多模态资源引擎,整合文本、图像、音视频、实物档案扫描件等异构数据,利用跨模态检索技术实现以文搜图、以图搜档,大幅提升资源利用率。此外,还应构建统一的API网关,实现对各系统接口的标准化封装与管理,解决技术架构的互操作性障碍,为用户提供一站式的资源访问入口。
(三)制度创新:完善协同治理机制
制度创新是保障资源共享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需从组织架构、管理制度、激励机制三个层面完善协同治理机制。在组织架构上,由国家文化主管部门牵头成立国家级图书档案资源共享委员会,成员涵盖公共文化机构代表、技术和法律专家及用户代表等,负责统筹规划和协调解决重大问题。在管理制度上,推行负面清单管理,明确禁止共享的敏感信息,其余资源默认开放共享以简化审批流程;同时制定《跨系统资源共享管理办法》,明确各方权利义务,规范资源全流程管理。在激励机制上,建立知识贡献积分体系,用量化指标衡量各机构贡献度,将积分与财政补贴、绩效考核挂钩,调动参与共享的积极性。
(四)服务升级:重塑用户体验生态
服务升级是资源共享的最终目标,需以用户需求为导向,构建场景化、智能化的知识服务生态。在服务模式创新上,构建AR数字助手服务系统,通过增强现实技术将档案中的历史场景与图书中的理论阐释叠加呈现,为用户打造沉浸式、交互式的学习体验;开发智能荐读系统,基于用户行为画像与资源关联图谱,自动推荐图书+档案的组合知识包,如5G技术白皮书+通信标准制定会议纪要、党史学习教材+革命历史档案等,满足用户的深度知识需求。
在服务平台建设上,打造集资源检索、知识关联、分析工具、交流互动于一体的智慧服务平台,开通学者工作坊功能,为科研人员提供数据清洗、可视化分析、知识建模等工具链,支持用户自主创建专题知识库与研究数据集。
(五)安全强化:构建可信共享环境
安全强化是资源共享的前提,需构建技术防护、制度保障、应急响应三位一体的安全保障体系。技术防护层面,实施量子加密传输技术,用量子密钥分发技术保护高密级档案资源,防范安全威胁;部署数字水印系统,嵌入隐形标识,实现资源使用追踪与泄密溯源;建立双因子认证体系,结合多因素认证技术,确保高危操作可控与不可抵赖。制度保障层面,制定数据安全管理规范,明确分类分级标准与防护要求;建立安全审计制度,对资源访问等行为实时监控、记录日志,定期审计评估。通过全方位保障措施,为图书档案资源共享构建可信可控环境,消除机构安全顾虑。
(此文为唐山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2025年度立项课题“图书管理与档案信息化融合下的信息资源共享对策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课题编号:TSSKL2025-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