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美国最高法院作出判决，裁定特朗普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征收的一揽子全球关税缺乏法律依据，自始无效。

然而，白宫旋即宣布将援引另一法案，继续加征关税。

这一幕“司法否决、行政再征”的戏码，绝非简单的法律程序之争，而是将美国政治深层的结构性矛盾与霸权逻辑的自我反噬暴露在世界面前。

它像一面棱镜，折射出这个超级大国在国力相对衰减期，如何陷入一种“税来税去”的路径依赖与战略焦虑，其挥舞的关税大棒，在伤及全球的同时，最终更沉重地回击自身。

（一）

要理解这场闹剧的深意，必须将其置于历史的纵深感与全球的横截面中审视。

关税，作为立国以来便深植于美国政治基因的工具，其角色早已超越单纯的经济政策，而是帝国兴衰的晴雨表与国内矛盾转嫁的阀门。

回溯近一个世纪，那场以《斯姆特-霍利关税法》为标志的贸易保护狂潮，非但未能挽救大萧条中的美国经济，反而如同推倒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引爆全球报复性关税战，导致国际贸易急剧萎缩，加剧了经济危机，并为极端民族主义的滋生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埋下了经济层面的伏笔。

历史的警钟犹在耳畔：当一个大国试图以高墙隔绝世界来保全自身时，往往最先窒息的是自己。

特朗普政府自再度执政以来，将关税武器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极端化、工具化与随意化境地。其政策早已脱离了传统贸易纠偏的范畴，演变为一种服务于多重复杂目的的“复合型霸权工具”。

它首先是“政治提款机”，旨在迎合国内特定的民粹情绪，将复杂的产业空心化、收入不平等问题简单归咎于“不公平贸易”，为“美国优先”的口号注入看似强硬的注脚，服务于选举政治与国内动员。

它又是“财政补血袋”，在推行大规模减税政策导致财政窟窿扩大的背景下，试图通过向全球“征税”来弥补收入，维系其国内议程的运转。

它更是“外交胁迫棒”，关税税率与谈判让步直接挂钩，成为其向盟友索取更高军费分摊、向发展中国家强加政治条件、在各类议题上极限施压的“万能筹码”。

（二）

一系列“税来税去”的操作，给世界带来了深重祸患。

它严重扰乱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预期，迫使企业陷入“生产向何处去”的长期迷茫，抑制了投资与创新活力。

它推高了全球通胀压力，特别是让那些依赖国际贸易的发展中经济体承受了不成比例的代价，侵蚀了多年来全球减贫的努力。

更致命的是，它对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进行了“釜底抽薪”式的破坏。特朗普政府用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的丛林法则，替代了历经数十年艰难构建的、虽不完美却至关重要的国际规则网络。美国此举，无异于亲手拆解支撑战后全球经济相对稳定发展的基础架构，将世界推向一个更加分裂、不确定乃至对抗的风险之中。

（三）

然而，这场看似对外挥舞的大棒，其最沉重的回击力却落在了美国自己身上。

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恰照见了美国政治肌体上几道深刻的裂痕。

首先，它暴露了“行政权扩张与宪法制衡”的激烈冲突。特朗普政府滥用“国际紧急状态”这一概念，将长期存在的贸易逆差等常态问题包装成国家安全危机，试图绕过国会，攫取近乎无限的征税权。

这直接触动了美国宪政“三权分立”的根基——征税权属于国会，这是防止行政独裁的核心设计之一。此次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由保守派与自由派大法官罕见联手形成，其背后正是对行政权力无限膨胀的深切担忧。

其次，它揭示了“国内政治极化与治理失灵”的恶性循环。关税政策在美国国内并非获得一致支持，反而激化了社会分裂。受益于全球供应链的部分企业、依赖进口消费品的普通家庭以及遭受贸易伙伴报复的农业州，早已苦不堪言。国会内部，共和党温和派与强硬派之间、两党之间，围绕关税的合法性与经济代价争吵不休。

然而，在极化政治下，理性的政策辩论让位于党派立场与选举算计。本应作为纠错机制的国会，其制衡能力在党争中不断削弱；而本应基于专业评估的行政决策，却高度依赖总统个人的意志与情绪波动。这种治理失灵，使得一项明显弊大于利且被司法裁定存在合法性缺陷的政策，仍能凭借行政执念继续推进，国家机器在空转中不断内耗。

再者，它反映了“霸权焦虑与战略短视”的深度捆绑。幻想通过高关税壁垒重现美国制造业独霸全球，这种旧梦忽视了当今全球经济你中有我、深度互联的根本性变化，也回避了美国产业空心化、经济金融化、创新机制等内在结构性难题。试图通过对外筑墙来解决内部积弊，无异于缘木求鱼。

更重要的是，这种以邻为壑的策略，正在加速消耗美国最宝贵的战略资产：信誉与盟友体系。当关税大棒无差别地挥向盟友与对手，当国际承诺因政府更迭或总统推特而朝令夕改，美国的政策可信度与领导力便急剧流失。其结果是，不仅未能“让美国再次伟大”，反而促使欧盟、东亚乃至全球南方国家加速推进战略自主，寻求减少对美元体系和美国市场的依赖，为“去美国中心化”的多极世界秩序埋下伏笔。

（四）

当前美国的关税狂热，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贸易保护主义回声重叠，警示着孤立与对抗可能带来的全球性风险。对于世界而言，美国的这场内耗与外溢效应，意味着必须为更大的不确定性做好准备。

但是，世界经济的海洋，不会因一国筑起高墙而停止流动，相反，水流会寻找新的通道。当关税高墙之内的人为成本与裂痕所困时，墙外致力于互联互通、共同发展的力量，或许正在塑造未来更广阔的海域。

美国“税来税去”的迷思，最终困住的，恐怕首先是那个举着大棒、却找不到真正出路的自己。

撰文：赵骁

作者单位： 外交学院亚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