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除夕，先祝大家除夕大吉，在新的一年马力全开！

既然是马年，我们就来聊聊马。

马，健硕的身躯，如风一般的速度，在原野上驰骋，在大漠上飞奔，将飞尘与时间抛在身后，它是速度与活力的象征，提起马，就会想到那风驰电掣般一骑绝尘的身姿。它是天神的坐骑，可以踏云在空中翱翔，先民的想象赋予了它翱翔的翅膀，让它飞驰的身体不再桎梏于大地的束缚。

奔跑，几乎可以说是定义了人心中马的形象，就像雨果在诗中所言，“奔跑时的目标是它的思想”，马敢于和闪电一决高下，马激奋高扬的前蹄，似乎能破开无所不能的大门。在世人的心目中，马蕴藏着不羁的精神，用奔跑超越自我，但马也是驯顺的，战马的勇敢与忠诚，让它成为士兵生死以共的同袍，它会在战场上救下自己的骑士，老马识途的本性，会引领深谷中迷途的主人找到回家的路。

古代帝王骑跨马上，向天下昭示他的赫赫威严，驷马拉起的华车，彰显着主人的富贵权势。墙头马上的相顾一笑，成就了因缘佳话，古道西风瘦马，则驮着一颗无处安放的诗心。人与马结伴行走了几千年，它是华丽的鞍鞯装饰的宠物，也是沉重车轭役使的牲畜，尽管鞭笞会加在它的身上，马刺会刺痛它的腹部，鬃刷会刷洗它的毛发，笼头会牢笼它的口舌，但它依然会向往着无尽的原野，因为马本是为奔跑而生，驾驭本该是人与马结成的契约，自由的奔跑才是马的本心——马年来也。

本文内容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2月13日专题《马来也》B04-05版。

长久以来，马在中国古代社会扮演了重要角色。马车是古代贵族出行最常用的交通工具，是社会地位的象征。先秦时期，车马是战场上的核心作战单元；在此之后，骑兵成为了军中的重要力量。“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马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衍生出帝王的名马情结，为天子御车的马甚至以龙相称。龙马被视为天降祥瑞，后来又与易经相结合，演绎出龙马精神。

古老的车马

在古代中国，达官显贵乘车马出行，军事上用车马运输粮草和正面交战。车马的出现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据东汉谯周《古史考》载，黄帝创造出车的雏形，少皞为车配备了牛力牵引，后来奚仲改用马来牵引，并改进了车辆形制，形成了成熟的车马。在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二期遗址中，考古人员在疑为夏朝晚期都城宫殿区南侧大路上发现了迄今最早的车辙印。晚商都城殷墟一带也出土了大量车马坑，其中有一些是商朝大贵族的陪葬坑，还有一些是王室祭祀先祖的遗迹。先秦时期，贵族出行驾车的马匹数量是等级的象征。《逸礼·王度记》载：“天子驾六马，诸侯驾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

商周时期，车马是战场上的核心作战单元，被称为“乘”。《左传·隐公元年》杜预注云：“古者兵车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每辆战车上一般配备有二至三人。如果是两人的配置，左边的是驾车的御者，后边的是手执兵戈的武士。如果是三人的配置，在御者和武士之间多了一位击鼓的指挥者。《诗经·郑风·清人》云：“清人在轴，驷介陶陶。左旋右抽，中军作好。”交战中，当双方车马靠近时，御者向左调转方向，以便武士能兵戈相向。《诗经·小雅·六月》描写了周宣王五年（公元前823年）的盛夏，周王师讨伐北方游牧部族猃狁前整装备战的场面：“六月栖栖，戎车既饬。四牡骙骙，载是常服。”

“兵车一乘”的总人数有七十五人，“乘”的数量成为当时衡量各国军事实力的重要指标，正所谓“千乘之国”“万乘之君”。《诗经·小雅·采芑》载，“其车三千”，指的是周宣王时期的军队规模有三千乘。春秋时期，中等诸侯国的兵力大概是千乘，《诗经·鲁颂·閟宫》称“公车千乘”，指的就是鲁僖公在位时鲁国军队的兵力规模。《诗经·鲁颂·駉》中描写了鲁国一共有十六种驾车的马，诗中以马驾车的威武雄壮，“以车彭彭”“以车伾伾”“以车绎绎”“以车祛祛”歌颂鲁僖公的英明神武。正因车马的重要性，西周时期的军政长官称为“司马”。

然而，车战往往只适合于平原开阔地带展开，水网、丘陵、林莽地带均不利于车战。《左传·成公十六年》就记载了晋楚鄢陵之战中，晋厉公的战车“陷于淖”。后来，战车逐渐被更加灵活的骑兵取代。

胡服骑射与骑兵

战国时期，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组建了第一支规模化的骑兵部队，从此，骑兵作为主力兵种，驰骋华夏两千年。胡服骑射是赵武灵王效仿北方游牧民族的举措，后者凭借骑兵的灵活机动，屡屡奔袭劫掠，赵国原有的车马军团受地形所限无法有效反击。改革后的赵国骑兵迅速展现出惊人战力，不仅击败了游牧民族，而且向北拓地千里。据《史记·赵世家》载，“北破林胡、楼烦……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著名军事家孙膑对骑兵给予了高度评价：“夫骑者，能离能合，能散能集。百里为期，千里而赴，出入无间。”

正因骑兵的强大威力，军马的重要性愈加凸显。《韩非子·解老》云：“马者，军之大用。”为了应对北方匈奴的威胁，汉武帝派人经略西域，得到了适合重装骑兵的“汗血宝马”。李斐在《汉书·武帝纪》注中写道，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南阳新野的暴利长在敦煌服刑屯田期间，在渥洼水捕获一匹奇马献给武帝。据《史记·乐书》载，汉武帝得此马后，创作了《太一之歌》赞颂天降祥瑞：“太一贡兮天马下，沾赤汗兮沫流赭。骋容与兮跇万里，今安匹兮龙为友。”应劭注云，“大宛马汗血沾濡也，流沫如赭”，可见暴利长所献之马即为产自大宛的“汗血宝马”。后来，汉武帝为了得到“汗血宝马”，不惜发动了对大宛的战争，最终得偿所愿。据《史记·大宛列传》载，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李广利破大宛，挑选了数十匹上等汗血宝马及三千余匹中等马，将其带回长安。

随着战场上骑兵的广泛使用，战马频频出现在古代描绘战争场景的诗篇里，承载了不同的心境。南朝鲍照《拟行路难》的“将死胡马迹，能见妻子难”，道出了边疆战事的残酷和普通士兵九死一生的悲惨命运。唐代王翰《凉州词》的“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真实再现了边地军旅生活的慷慨豪迈。杜甫《兵车行》的“车辚辚，马萧萧”，描绘了大军从长安出征的肃杀场面。柳中庸《征怨》的“岁岁金河复玉关，朝朝马策与刀环”，以终日不离马鞭和战刀，往返于边戍之间感慨战事无尽。南宋陆游《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的“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以梦中的铮铮铁马，表达了诗人渴望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

帝王的名马情结

马在军事中的重要作用，让历代雄才大略的国君钟情于良马。周穆王即位后，因其父周昭王征伐楚国时断送了宗周六师，他亲赴西北寻找良马以重新武装王师。最终，周穆王得偿所愿，甚至还得到了天赋异禀的神马。据《史记·秦本纪》载：“（周穆王）得骥、温骊、骅骝、绿耳之驷，西巡狩，乐而忘归。”据《后汉书·东夷传》载，在周穆王西巡时，徐国国君偃王不安分守己，乘机作乱，穆王命车夫造父驾着由骥马所御之车来到楚国，命楚王出兵伐徐，“一日而至”，于是楚王大举发兵，消灭了徐国。《穆天子传》中记载了周穆王一生中的八匹坐骑：“赤骥、盗骊、白义、逾轮、山子、渠黄、华骝、绿耳。”《图画见闻志》卷五中记载有“八骏图”传世，称“旧称周穆王八骏，日驰三万里”。

穆王八骏所彰显的统治者的军事武功，让后世帝王纷纷仿效。《古今注·鸟兽》载：“秦始皇有名马七：一曰追风，二曰白兔，三曰蹑景，四曰奔电，五曰飞翮，六曰铜爵，七曰晨凫。”《西京杂记》记载了汉文帝从他年轻时的封地代国带回了九匹骏马：“文帝自代还，有良马九匹，皆天下之骏马也。一名浮云，一名赤电，一名绝群，一名逸骠，一名紫燕骝，一名绿螭骢，一名龙子，一名麟驹，一名绝尘，号为九逸。”

在历代帝王的坐骑中，昭陵六骏尤为引人注目。此六骏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坐骑，为李唐开国立下了赫赫战功。据北宋游师雄《昭陵六骏碑》载，六骏亲历了六场重大战役：青骓，乃李世民平窦建德时所乘；什伐赤，乃平王世充时所乘；特勒骠，乃平宋金刚时所乘；飒露紫，乃平东都洛阳时所乘；拳毛（马口内gūa），乃平刘黑闼时所乘；白蹄乌，乃平薛仁杲时所乘。为了纪念这些陪伴他出生入死的“战友”，唐太宗于贞观十年（636年）下诏，将六骏刻于石屏之上，安放在昭陵北阙祭殿两侧。相传，六骏图样由画师阎立本绘制，再由其兄阎立德雕刻而成。每一匹骏马的姿态不同、神情不一，鞍鞯齐备，或立或奔，身负箭伤，俨然战场上的模样。唐太宗还亲自为每匹骏马撰写赞词，并由书法家欧阳询书丹于石屏。

〔北宋〕李公麟《五马图》，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龙马与龙马精神

先秦时期，为天子驾车的最上等的马被冠以“龙”的称号。据《周礼·夏官·廋人》载，“马八尺以上为龙，七尺以上为騋，六尺以上为马”。不同等级贵族的御车用马身材不同，称谓也不同。《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载：“天子马曰龙，高七尺以上；诸侯曰马，高六尺以上；卿大夫、士曰驹，高五尺以上。”《礼记·月令》中，“孟春之月……（天子）乘鸾路，驾苍龙”中的“驾苍龙”就是驾青马。《大戴礼记·五帝德》载，帝喾“春夏乘龙，秋冬乘马”，此处的龙马互文。

正如汉武帝在“太一之歌”中所言，古人视龙马为天帝所赐，于是上古神话中，龙马衔着载有天地运转玄妙的河图洛书现世，宣告天命。《尚书传》载：“伏羲氏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文以画八卦，谓之河图。”《竹书纪年》中记载了尧准备禅位于舜，在河洛之间设祭坛，行礼完备，黄河中涌现出五彩光芒，白云升腾而起，旋风扶摇而上，“乃有龙马衔甲，赤文绿色，缘坛而上，吐甲图而去。甲似龟背，广九尺。其图以白玉为检（即封缄），赤土为泥（即封泥），似黄金，约以青绳。检文曰：闿色授帝舜，言虞夏当授天命。”

古人还以龙马为原型，演绎出神马祥瑞。《宋书·符瑞志》载：“腾黄者，神马也。其色黄，王者德御四方则出。”也就是君王以仁德统治天下，腾黄马就会出现；“白马朱鬣，王者任贤良则见”，君王任用贤良之人，红鬃白马就会出现；“泽马者，王者劳来百姓则至”，君王慰劳前来归附的百姓，泽马就会出现。历史上，历代王朝常以神马现世来颂扬国君。《瑞应图》载：“飞兔者，马名也。日行三万里。禹治水有功，勤劳历年，救民之害，天眷其德而至。”《宋书·符瑞志》载，“汉章帝元和中，神马见郡国”；“晋怀帝永嘉六年（312年）二月壬子，神马鸣南城门”。

后来，龙马合一的精神内涵演绎出龙马精神。《周易·乾卦》以龙的六种状态勾勒出君子从修身到治世的成长路径，《象传》对此进行了解释，并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来表现君子坚持不懈的精神状态；而《说卦传》载，“乾为马”，《大易粹言》引郭氏注云，“马行健也，良则善于其道也，老则久于其道也”，良马坚守正道，持之以恒，从而使龙、马、天道、君子融为一体。在此基础上，立身行道、矢志不渝的“龙马精神”成为一种君子永恒壮阔生命力的赞颂。唐代李郢《上裴晋公》诗云：“四朝忧国鬓如丝，龙马精神海鹤姿。”明代吴承恩为年满八十的潘公写下祝寿障词的引语云，“龙马精神，健壮有加于少日；凤皇仪采，辉光独瑞于今时”，一个有“龙马精神”的人，年岁越长，风采越不减当年。

祭马与祃祭

自古以来，历代王朝都要献祭马神。据《周礼·夏官·校人》载：“春祭马祖，执驹；夏祭先牧，颁马攻特；秋祭马社，臧仆；冬祭马步，献马，讲驭夫。”也就是周天子要在春季祭祀马的祖先，举行执驹之礼（将两岁左右的小马驹与母马隔离开来进行圈养驯化）；夏季祭祀最早教民养马的先牧神，随后按照马匹性别分群饲养，并对公马阉割去势（以备驯化）；秋季祭祀最早乘马的马社神，同时选拔驾驭王车的御手；冬季祭祀祸害生马的马步神，同时向周天子进献御车的马，并对御手进行考核，为来年的用车做好准备。这种祭马的传统延续后世两千多年。《旧唐书·礼仪志》载：“仲春祭马祖，仲夏祭先牧，仲秋祭马社，仲冬祭马步。”明清时期，简化为春秋二祭。

不仅如此，古人在田猎和出征前也要祭马。《诗经·小雅·吉日》云：“吉日维戊，既伯既祷。”《毛传》注云：“伯，马祖也。重物慎微，将用马力，必先为之祷其祖。”据《隋书·礼仪志》载，大业七年（611年），隋炀帝下诏东征高丽，“又于蓟城北设坛，祭马祖于其上，亦有燎。又于其日，使有司并祭先牧及马步。”古代开战前举行祃祭，最早也是祭马。《礼记·王制》载，“天子将出征……祃于所征之地”；应劭注云，“祃者，马也。马者兵之首，故祭其先神也。”隋唐时期，祃祭的对象逐渐变成了黄帝。《隋书·礼仪志》载：“开皇二十年（600年），太尉晋王广北伐突厥。四月己未，次于河上，祃祭轩辕黄帝，以太牢制币，陈甲兵，行三献之礼。”到了宋代，祃祭演变为祭军旗，据《宋史·礼志》载：“军前大旗曰牙，师出必祭，谓之祃。”

白马祭河与白马之盟

长久以来，白马被古人用来献祭神明。最初，白马被用来祭祀黄河之神。西晋陆机《要览》中记载了楚怀王以白马献祭河神，希望得到河神的庇佑，阻止秦国军队渡河，尽管遗憾的是，最终秦军“卒破其国，天不祐之”。《史记·河渠书》记载了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黄河瓠子决口后，粮食连年歉收，汉武帝派汲仁、郭昌率领数万名士兵去堵决口，“自临决河，沈白马、玉璧于河”。西汉末年，黄河泛滥，淹没了瓠子金堤。《汉书·王尊传》中记载了东郡太守王尊亲率官员和民众，“投沈白马，祀水神河伯”。汉代东郡的白马县和白马津，其名便得自于当地以白马献祭河神。

不仅如此，古人在结盟时要宰杀白马，歃血为盟。《战国策·赵策》中，苏秦主张六国合纵抗秦，游说赵肃侯道：“令天下之将相，相与会于洹水之上，通质刑白马以盟之。”《史记·张仪列传》中，张仪为了秦国游说魏王时也说道：“今从者一天下，约为昆弟，刑白马以盟洹水之上，以相坚也。”汉高祖刘邦平定天下后，分封功臣前结白马之盟。《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载：“于是申以丹书之信，重以白马之盟。”颜师古注云：“白马之盟，谓刑白马歃其血以为盟也。”当刘邦逐一消灭异姓诸侯王后，再次与臣下结白马之盟，约定“非刘氏不得王”。后来，刘邦驾崩，吕太后临朝称制，欲封吕氏家族的人为诸侯王，《史记·吕后本纪》载，右丞相王陵表示反对，其给出的理由便是“高帝刑白马盟曰：‘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

〔西汉〕金带扣上的“刑白马盟”，徐州博物馆藏。

不仅如此，中原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也行白马之盟。据《新唐书·突厥传》载，武德九年（626年），玄武门之变后，东突厥颉利可汗趁唐朝内乱、政权未稳之机，随即发兵南下，一路挺进到渭水北岸，直逼长安。颉利可汗派遣谋臣失思力入朝刺探军情，被唐太宗扣押。之后，太宗亲率近臣来到渭水边，与颉利可汗隔水交谈，斥责其违背约定。不久后，各路唐军赶到，“旗铠光明，部队静严”，颉利可汗见无利可图，便赶忙请和，“翌日，（太宗）刑白马，与颉利盟便桥上”。

马戏、舞马和马球

战国时期，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推动了骑马技艺的普及，逐渐发展出民间的马戏表演。西汉桓宽《盐铁论》中首次出现了关于“马戏”的记载。1975年出土于陕西咸阳的西汉漆奁上，绘有两个伎儿表演马戏的场景。在东汉墓葬出土的画像石上，也有大量刻画“马戏”场景的雕刻。

随着汉武帝经略西域，西域舞马传入了中原王朝。相传，大宛的汗血宝马不仅是上好的战马，而且拥有舞马的天资。宋膺《异物志》载：“大宛马有肉角数寸，或有解人语及知音，舞与鼓节相应。”三国时期，曹植曾驯养一匹大宛马，进献给兄长魏文帝，他在《献文帝马表》中写道：“臣于先武皇帝世，得大宛紫骍一匹……教令习拜，今辄已能，又能行与鼓节相应。”魏晋南北朝时期，史料中多有西域进献舞马的记载。

舞马表演在盛唐达到鼎盛。据《明皇杂录补遗》载，唐玄宗喜好音律，命宫廷教坊训练舞马，按部分组，定下名号。这些舞马的装饰极尽华丽，“因命衣以文绣，络以金银，饰其鬃鬣，间杂珠玉”，身披锦绣，以金银制成的络头上，装饰有珍珠美玉。在每年庆祝玄宗生日的千秋节庆典上，舞马衔杯是最受欢迎的祝寿节目之一。据《旧唐书·音乐志》载，日暮时分，三十匹皇家舞马伴随着《倾杯》的乐曲，昂首甩尾，每一个动作都完美契合了音律节拍。

安史之乱后，舞马走向了衰亡。据《明皇杂录》载，安禄山喜欢观看舞马表演，曾将数匹舞马带回范阳；另据《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载，安禄山攻克长安后，特意命人“驱舞马、犀象皆诣洛阳”。遗憾的是，后来洛阳的舞马死于战乱，而范阳的舞马因无人知晓，招致了灭顶之灾：有一天，军中犒赏将士，舞马听到熟悉的乐声兴奋不已，马夫们不明所以，拿起扫把就去打，舞马们还以为是因为舞蹈不合节拍，便更加卖力，马夫们惊恐之下，急忙逐级上报给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后者下令用马鞭狠狠抽打，可怜的舞马就这样白白丢掉了性命。

唐宋时期，马球也是王公贵族十分热衷的运动。关于马球的起源，有一种观点认为始于汉代的本土：三国曹植的《名都赋》云，“连翩击鞠壤，巧捷惟万端”，“击鞠”就是在马上击球。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起源于吐蕃，据《封氏闻见记》载，“太宗常御安福门，谓侍臣曰，‘闻西蕃人好为打毬，比亦令习会，一度观之’”，也就是唐太宗听闻吐蕃人喜欢打马球，下令让唐人学习，他本人也经常观看打马球。后来因有外邦人为了引起太宗的注意，不惜在闹市打马球，太宗便将马球焚烧以自诫。

〔北宋〕（传）李公麟《明皇击球图》（局部），辽宁省博物馆藏。

唐高宗即位后，马球在贵族中逐渐流行开来。《通鉴纪事本末》载：“上好击毬，由是风俗相尚。”在他的儿子中，章怀太子和唐中宗都喜欢马球。章怀太子墓中壁画上绘有马球图。唐中宗平时喜欢观看马球比赛。据《封氏闻见记》卷六载，景龙三年（709年），吐蕃派遣使团来长安迎接金城公主入藏，吐蕃使者提出与唐朝打一场马球赛，中宗先派护卫迎战，不料被吐蕃打得落花流水。面对如此难堪的局面，中宗当即下令派出由临淄王李隆基领衔的皇室阵容。赛场上，李隆基“东西驱突，风回电激，所向无前，吐蕃功不获施”，最终完败对手，为大唐赢回了颜面。李隆基即位后，仍以打球为乐事。天宝六载（747年），年逾花甲的唐玄宗在骊山与羽林军将士一起打马球，礼泉县尉闫宽为此写下《温汤御球赋》。

打马球可以有效锻炼体格和策马的技巧，十分适合练兵。正如《温汤御球赋》所云：“伊蹴鞠之戏者，盖用兵之技也。武由是存，义不可舍。”正因如此，打马球在军中蔚然成风。许多唐朝的将领都是打马球的好手。《资治通鉴·唐纪》中记载了广明元年（880年），权宦田令孜看到关东群盗渐起，于是就上奏唐僖宗，请求任命他的哥哥陈敬瑄镇守三川，暗地打算将来到蜀地避乱。唐僖宗下令陈敬瑄和他的心腹大将通过打马球比赛来争夺三川的职位，结果“敬瑄得第一筹”，之后便被任命为西川节度使。

到了宋代，打马球成为一种皇家的礼仪。据《宋史·礼志》载，自宋太宗以来，每年三月，皇帝要亲率皇亲近臣在大明殿前打马球。东西两侧的毬门“高丈余，首刻金龙，下施石莲华坐，加以采缋”，门旗下还各设五面鼓。门前各有承旨官一名作为裁判，还有一名手持小红旗的卫士负责“唱筹”，即进球后的信号官，还有一众手持哥舒棒的御龙官环卫球场。大殿台阶下的连廊里，还设有宫廷教坊龟兹部的鼓乐。伴随凉州曲的旋律，皇帝登上大殿，群臣谢恩后，皇帝上马象征性击球，然后由皇帝亲定的两队人选，分别身穿黄、紫色“队服”正式下场比赛，击鼓手跟随赛况击鼓，进球称为“得筹”，三筹之后，皇帝就会回到大殿，边看比赛，边与侍臣喝酒。北宋时期，宋徽宗还组建了一支球技高超的女子马球队，并为其赋诗云：“控马攀鞍事打球，花袍束带竞风流。盈盈巧学男儿拜，唯喜长赢第一筹。”

作者/任疆

编辑/李阳 李永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