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午马年将至，马自然成了各地竞相挖掘的文旅资源。在日前举行的2026年四川省两会上，省人大代表、甘孜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局长刘洪透露，今年该州至少有12个县将推出赛马、马术及系列文化活动，让厚重的马文化在草原上焕发鲜活生机。

　　对于今天的城镇居民来说，日常生活中已难觅马的踪迹。但在四川历史上，尤其是今天的川西高原和攀西地区，马曾是一种很常见的动物，更是当地农牧民代步、运输的主要工具。据《四川省畜禽遗传资源志》记载，当地人根据生产、生活的需要，经过不断选育，逐步形成适应当地生态环境的甘孜马、建昌马、河曲马三大品种。

　　今年1月初，抖音视频“马背上的法官”正式上线，24小时内吸引近7000万人次点击，点赞量破百万。在镜头中，颠簸的马背视角，一枚庄严的国徽，在寒风中卷起的案卷，马背法官的身影奔走在苍莽雪色与阳光之间，将公平正义的种子播撒在雪域高原。视频讲述的“马背法庭”故事，就来自甘孜马的中心产区之一甘孜州德格县。

　　元代以来，藏族商人常骑着骏马、赶着驮牛，驮运各种土特产到康定交易。他们带来的藏马，尤其是青海玉树马与当地马杂交，对甘孜马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河曲马的外来基因则更为显著。据《四川省畜禽遗传资源志》介绍，唐代安史之乱后，吐谷浑、吐蕃等部落攻占了位于河曲草原（今川、甘、青交界处）的养马基地，波斯马、大宛马、乌孙马等外来良马就此落户当地；后来，蒙古马也进入河曲地区，这里广袤的草原成了外来马生存和繁衍的天地。经过长期的自然和人工选育，最终形成了河曲马这一独特品种。

　　甘孜马“四肢修长而粗壮，肌腱明显，关节强大，蹄质坚实”，河曲马“体质粗糙结实，外形均匀厚重，体躯舒展，骨量充实，筋腱强健，肌肉丰满”。今天的建昌马，则是一种体形矮短、耐力很好、善于驮运的小马，是西南马中的名马。

　　“建昌地区是指历史上大渡河以南、金沙江以北的广大区域。唐懿宗咸通六年（865年），南诏国在这一地区设立建昌府，建昌因此得名。”凉山州史志办原主任、四川旅游学院特聘研究员罗瑾介绍，在历史上，建昌地区其实一直出产高大英俊的马匹，例如汉代当地所产良马名为“天马子”，唐宋时期向朝廷进贡的名马均体形高大、外形俊美、善于奔跑，元代出产的罗罗马、蒙古马、站赤马也皆是高大善驰之马。

　　到了清代，建昌马发生了明显变化。清代建昌地区即四川宁远府，仍然盛产马匹，但一改往日的高大善驰，变为矮小善驮。

　　江苏丹阳人陆炳在乾隆年间游历四川后写道：“松潘马大如牛疲，建昌马小如驴蹇。川西川北马中适可骑，川南川东马少难为选。”四川文人李调元也表示：“建昌出名马，惯走似奔泉。栈道登虽险，沙堤踏似绵。”

　　一言以蔽之，清代建昌马身形如驴般矮小，其特点是耐力极强、善于驮运。

　　罗瑾介绍，据专家学者研究，这是因需求变化而加以选择和培育的结果。清代对高大善驰的驿马、军马、贡马的需求大大减少，随着建昌山区的开发、商业的发展，人们在日常生活和商业运输用马方面的需求日益凸显，善走山地的小型马种逐渐获得更多青睐。时至今日，矮小善驮的建昌马，仍是凉山地区的主要马种。

　　成都市青羊区有一条长约300米的马镇街。据袁庭栋所著《成都街巷志》记载，马镇街的得名，源于昔日设在街中的马政司衙门。自宋代起，这里便是四川地区管理马政的核心场所，足见马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设立马政司衙门，核心目的便是管理茶马贸易。“古代的马，是军队重要的战备物资，更是巩固政权、争夺资源的先决条件。”四川农业大学教授、中国藏茶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窦存芳表示，西北地区盛产良马，而当地少数民族以肉类、奶酪、青稞为主食，缺乏蔬菜水果；西南地区出产的茶叶，兼具解腻、消食、止渴等功效，两地的茶与马各有优势、互为所需，为茶马贸易奠定了基础。

　　早在唐睿宗时期，吐蕃为确保能从唐朝获取急需的生活用品，便提出以益州（今成都）四镇通市往来，作为唐蕃联姻结好的条件。彼时唐朝良马短缺，急需吐蕃战马充实骑兵，于是在706年“神龙会盟”后，双方恢复经济交流，712年后正式开启以茶换马的互市交易，仅当年马的交易量就达4.8万匹。

　　茶马互市就此成形，并成为茶马古道的核心内涵。窦存芳介绍，茶马古道作为系统性的贸易与文化通道，形成于唐代，兴盛于宋明，直至20世纪中期，才因现代交通运输的发展而逐渐式微。

　　20世纪90年代初，木霁弘、陈保亚等6位学者率先提出“茶马古道”这一概念，很快获得业界广泛认同，成为我国茶业、文化、旅游、影视等相关领域的热门话题。

　　其中，川藏茶马古道以四川为起点，通往西藏、甘肃、青海等地，进一步连通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南亚、中亚国家，形成庞大的道路交通网络。它与古蜀道、南方丝绸之路、唐蕃古道交错重叠，成为亚洲大陆历史上最为庞大复杂的贸易通道之一。由此形成的四川马帮，并非单一群体，而是由骡马队（马帮）和人力运输者（背夫）共同构成的综合运输体系。

　　窦存芳解释，在川藏茶马古道体系中，川青道、川南道等地势相对平缓的区域，多由专业商队或少数民族组建马帮，用骡马驮运茶叶、布匹等货物；而川藏道雅安至康定段，因山高路险、骡马难行，人力背运便成为主要运输方式。

　　随着朝代更迭、社会变迁，加之马种各异，马的角色也在不断转变。体型小巧、耐力强劲、善于运输的马匹，能够在缺氧、陡峭的茶马古道上通行，既充当贸易载体与交通工具，也是重要的交易对象。窦存芳说，马帮用马驮茶进藏，返程时则换马而归，换回的马匹主要来自青藏高原及西北地区，其中以体格健壮、耐高寒、善长途跋涉的河曲马最为典型。

　　进入20世纪，川马走出茶马古道，在更广阔的舞台上“建功立业”。

　　长期以来，马在战争、运输、农耕等诸多领域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科技不断进步，马的地位虽逐渐退居次要，但在国防军事领域，骑兵、炮兵、通信兵等仍需倚仗军马，承担运输与骑乘的重要任务。

　　抗战时期，川军在前线浴血奋战，川马也立下了汗马功劳。罗瑾介绍，抗战后期，滇西前线急需驮马支援，凉山各族人民积极响应，供应了上万匹骡马，西昌、越西、冕宁等地甚至有农民主动交出家中仅有的役马、种马，用赤诚之心支援前线。

　　新中国成立后，建昌马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罗瑾回忆，在三线建设期间，仅甘洛县境内，1965年就组织了340万人次、500匹驮马、20辆马车参与运输，货运量达2.44万吨。直至21世纪初，建昌马仍是凉山地区不可或缺的重要交通运输力量。

　　成都银花丝制作技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马年将至，位于成都文殊坊街区的道安银花丝工作室一片忙碌。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王晓璐与团队成员各司其职，拉丝、掐丝、焊接、打磨，一件件承载着“马到成功”“一马当先”等美好寓意的马元素银花丝作品，在指尖慢慢成形。

　　除了用传统手工技艺诠释马的意象，四川还有不少与马直接相关的文化遗产，在岁月流转中得以传承。

　　流行于泸县等川南部分地区的牛滩马儿灯，起源于明末清初的马帮文化，由当时人们将流行唱腔、锣鼓韵律，与驮马的基本步伐相结合演绎而成。表演者将纸或布制成的马头、马尾分别套在身上，在锣鼓等打击乐的伴奏下载歌载舞，表演内容涵盖《孟姜女》《安安送米》《天仙配》等经典民间故事，极具乡土气息。

　　泸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局长冯秋兰介绍，牛滩马儿灯表演前，表演者要向表演对象或现场观众说吉利话，俗称“四言八句”；表演结束后，还要向主人辞行、念诵祝福话语，比如“锣鼓打得闹沉沉，牵着宝马敬主人。自从我灯来耍后，金银满屋福满门”，随后主人会向表演者赠送红包，或留其用餐，场面十分融洽。

　　在川西高原和攀西地区，马是与当地人朝夕相伴的好伙伴，从古至今始终在生产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与之相关的民俗文化更是丰富多彩、底蕴深厚。

　　赛马和马术运动广泛流行于甘孜、阿坝、凉山三州，在四川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中，康定“四月八”跑马山转山会、理塘赛马会、红原芒卓甲扎（红原马术）、若尔盖河曲马赛马节、彝族赛马习俗等均是当地文化的鲜明标识。

　　1980年出生的彭措，参与创办了红原县邛钦马术演艺有限责任公司，如今是红原芒卓甲扎省级代表性传承人。“马是藏族不可或缺的忠实伴侣，更是生产生活中的重要交通工具。”他介绍，芒卓甲扎是基于养马、驯马习俗形成的民间马术活动，主要设有速度/耐力赛马和马术技巧两大比赛项目，其表演特色的核心，是骑手在飞奔的马背上做出高难、惊险、优美、巧妙的动作，尽显游牧民族的勇气与技艺。

　　精美的马鞍、服装、配饰等，也是芒卓甲扎表演的一大看点。彭措介绍，芒卓甲扎所用的马鞍，通常以松木为原料，牦牛皮绷面，用牛皮绳手工缝制而成，质地轻巧细腻。“马匹从来不是单纯的牲畜，而是牧民爱惜、尊重的朋友，甚至是家人。马术运动也不是用来夸耀炫技的，而是游牧民族生活智慧、生存技能与勇气的结合。”

　　“彝族民间处理纠纷时，常说‘一个人值一匹马’，这句话足以说明马在彝族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在拍摄《马背上的薪火》之前，克惹晓夫曾担任凉山州非遗保护中心主任。他介绍，彝族赛马比试的不仅是马力与速度，更包括骑技、姿势与技巧。典型的彝族赛马并不以速度取胜，而是着重考验“人马合一”的境界，类似现代马术运动中的盛装舞步，要求骑姿潇洒、风度翩翩、动作行云流水，优秀的骑手甚至能端着酒杯坐在行进的马背上，做到滴酒不洒。

　　在彝族地区，赛马习俗并非孤立的文化现象，而是深深融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克惹晓夫举例说，在彝族火把节上，赛马是民间体育竞技的重要环节，用以展现男子的英武之气；而在另一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彝族民间送灵归祖仪式“尼木措毕”中，赛马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活动。

　　“非遗的活力是多形态、多样化的。”克惹晓夫表示，除了民间体育竞技，彝族马文化还通过毕摩绘画、支格阿鲁英雄史诗等文艺形式，以美术、音乐、民间故事等多样形态得以表现和传承，在新时代彰显出蓬勃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