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内蒙古日报)
转自:内蒙古日报
皮囊是游牧部族常用的容器。考古学家在匈奴墓葬中曾发现皮质容器的残片,缝线痕迹清晰可见。鲜卑人沿用了这一传统,在呼伦贝尔的嘎仙洞遗址,壁画上的猎人腰悬皮囊,手持弓箭,形象生动如昨。皮囊上的皮条纹、缝合针脚,本是工艺的需要,却成为日后一种美学的源头。
鄂尔多斯出土的铜鋬耳杯,器身饰有动物咬斗纹,环形的把手便于系挂,明显脱胎于皮囊的实用设计。更有贵族使用金银器,例如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墓中出土的鎏金银壶,虽为萨珊风格,却揭示了草原丝路对器物形制的深刻影响。金属虽坚固耐用,却没有皮囊轻盈。这种取舍背后,是游牧部落逐渐定居,需要长久保存器物的开端。
契丹人建立政权后,生活方式发生转变,催生出陶瓷器对皮囊的精妙模仿。通辽市科尔沁区二林场辽墓出土的鸡冠壶,刻意做出三片皮革缝合的痕迹,连“针脚”都清晰可见。尤其是“鸡冠”上的双孔,保留了穿绳悬挂的功能。这种仿皮囊的陶瓷器在辽宁、内蒙古、河北等地大量出土,釉色从白褐到黄绿,装饰从划花到镂空,纹样从皮条纹到葡萄纹,每一次变化都是文化融合的细节注脚。
金元时期,鸡冠壶的器身逐渐加高,变成纯粹的陈设品,皮囊的形制退出历史舞台,但那些便于提携的弧度、适合马背颠簸的重心设计,是瓷器壶的“本能”。
容器的材质从柔软到坚硬,从模仿到创造,游牧部族的容器样式在文化兼容并蓄中前进。他们把便携的皮囊换为坚实耐保存的陶瓷,陶瓷工艺技术中又保留了对皮囊的记忆,这些细节破解着文化交融的密码。
(雷焕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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