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团结报）

转自：团结报

　　□ 朱万红

　　中央苏区时期，文艺大众化是革命文艺发展的必然，但面临着一个核心难题：如何让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文盲半文盲群众理解并接纳革命思想，破解先进意识形态与落后文化语境的对接困境。苏区文艺工作者为打破文化壁垒、扩大革命宣传效果，借力民间文艺资源，采用“旧瓶装新酒”策略，实现革命思想大众化传播。

　　“旧瓶装新酒”

　　红色歌谣是“旧瓶装新酒”最具代表性的实践成果。苏区文艺工作者沿用群众耳熟能详的民间曲调，重新填写革命新词，让革命思想随着歌声传遍山野乡村。这些歌谣主题鲜明、贴近生活，涵盖革命动员、阶级觉醒、婚姻解放、歌颂党和红军等各个方面。例如，《农民苦》《五更鼓》控诉旧社会的黑暗压迫，唤醒工农革命意识；《劝妹歌》《反对封建婚姻歌》批判封建礼教，倡导男女平等与婚姻自由；《日头一出红彤彤》《歌唱苏维埃》则热情赞颂党、红军与苏维埃革命带来的崭新生活。在曲调选择上，高度切合群众审美习惯，如《红军纪律歌》套用“苏武牧羊调”，《快去当红军》采用“红绣鞋调”，《慰劳红军歌》借用“泗州调”，至今仍广为流传的《送郎当红军》以“怀胎调”为基础改编，“送郎当红军，阶级要分清，心明眼亮枪口对敌人……送郎当红军，亲郎慢慢行，革命成功天下享太平”的唱词，既保留民间曲调的温婉，又注入革命理想的坚定，成为动员青年参军的有力武器。旧戏新编同样是“旧瓶装新酒”的重要实践，文艺工作者将传统戏曲与革命题材相结合，创作出一大批接地气、有宣传力量的作品。如《龙岗擒瓒》以京剧皮黄腔演绎革命战事；《鲁胖子哭灵》融合当地花灯与万载傩戏特色，辛辣讽刺反动势力；彭加伦创作的《塘沽恨》，虽缺乏专业京剧锣鼓伴奏，仅靠胡琴二胡配乐，却因切合现实而达到很好的宣传效果；彭加伦说：“那时京戏结合现实，有点像话剧似的”，打破了传统戏曲的题材局限。此外，新诗、大型话剧、小型活报剧等新文艺形式，也充分汲取民间文艺养分，变得朗朗上口、通俗易懂，在苏区广泛流传，进一步扩大了革命宣传的覆盖面。

　　本土化转型

　　与形式创新相呼应，苏区文艺话语革命还体现在乡土话语体系的构建上，首先表现为语言表达的本土化转型：文艺工作者大量运用赣南、闽西方言、谚语和表达习惯，让作品充满浓郁的乡土气息与生活质感。标语、美术、唱词等均力求简单直白，让群众一听就懂、一看就会。即便在诗歌领域，乡土化表达也成为主流，如《青年实话》发表的《春耕山歌》：“春耕运动在眼前，大家起来总动员；男女老少都要做，脱离鞋子来下田……”虽带有打油诗风格，却直白有力、贴近生活，有效动员了群众参与生产。

　　苏区文艺乡土话语体系的构建，还表现为叙事立场、形象塑造和情感表达的转型。苏区文艺直接取材于现实斗争与群众生活，歌颂的英雄不再是遥远的古代将领或神话人物，而是身边的红军战士、劳动模范；表达的都是工农兵大众的喜怒哀乐，有分田分地的喜悦、参军支前的热情、军民鱼水深情、憎恨剥削者等真情实感。使革命叙事与乡土生活紧密相连，抽象的革命意识形态转化为可感知的身边人身边事。在表现方式上，依据工农大众认知水平，采用脸谱化与二元对立的表达，实现爱憎分明的情感传递。创作者以长袍马褂、瓜皮帽塑造地主形象，以西装革履、大腹便便塑造资本家形象，以棉花贴胡子、面粉涂高鼻梁塑造帝国主义者形象，这些鲜明符号让群众一眼能辨明阶级属性，引发对剥削压迫者的憎恨；而工农群众和红军战士则本色出演，以镰刀锤头、红旗、红五星为标志，传递革命正义性，引发群众热烈拥护与歌颂。红色象征革命、白色象征反革命的二元表达，虽不符合现代文艺审美，但在当时历史语境下，却以简单直白、情感强烈特点直击人心，成为有效宣传手段。苏区文艺创作与传播极具针对性，不同场景的节目各有侧重。如召开会议时合唱《国际歌》，彰显革命的严肃性；教育俘虏时选用《白军受苦歌》《亡国恨歌》，唤醒其阶级意识；扩红工作中安排《送郎当红军》《优待红军家属》等节目，通过展现军民鱼水情，动员群众参军参战、支持革命。

　　革命思想的大众化传播

　　中央苏区文艺大众化实践，通过“旧瓶装新酒”的形式创新与乡土话语体系构建，成功搭建起革命政治内容与民间文艺的沟通桥梁。这一实践不仅在技术上降低了群众的接受门槛，更在心理情感层面实现与工农群众的深度连接，让革命思想突破文化隔阂，在乡村社会扎根生长。苏区文艺工作者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完成了革命思想的本土化传播，为革命事业凝聚起强大力量；也为中国革命文艺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其群众路线与创新精神至今仍具重要启示意义。

　　（作者单位：江西瑞金干部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