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团结报)
转自:团结报
□ 朱万红
中央苏区时期,文艺大众化是革命文艺发展的必然,但面临着一个核心难题:如何让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文盲半文盲群众理解并接纳革命思想,破解先进意识形态与落后文化语境的对接困境。苏区文艺工作者为打破文化壁垒、扩大革命宣传效果,借力民间文艺资源,采用“旧瓶装新酒”策略,实现革命思想大众化传播。
“旧瓶装新酒”
红色歌谣是“旧瓶装新酒”最具代表性的实践成果。苏区文艺工作者沿用群众耳熟能详的民间曲调,重新填写革命新词,让革命思想随着歌声传遍山野乡村。这些歌谣主题鲜明、贴近生活,涵盖革命动员、阶级觉醒、婚姻解放、歌颂党和红军等各个方面。例如,《农民苦》《五更鼓》控诉旧社会的黑暗压迫,唤醒工农革命意识;《劝妹歌》《反对封建婚姻歌》批判封建礼教,倡导男女平等与婚姻自由;《日头一出红彤彤》《歌唱苏维埃》则热情赞颂党、红军与苏维埃革命带来的崭新生活。在曲调选择上,高度切合群众审美习惯,如《红军纪律歌》套用“苏武牧羊调”,《快去当红军》采用“红绣鞋调”,《慰劳红军歌》借用“泗州调”,至今仍广为流传的《送郎当红军》以“怀胎调”为基础改编,“送郎当红军,阶级要分清,心明眼亮枪口对敌人……送郎当红军,亲郎慢慢行,革命成功天下享太平”的唱词,既保留民间曲调的温婉,又注入革命理想的坚定,成为动员青年参军的有力武器。旧戏新编同样是“旧瓶装新酒”的重要实践,文艺工作者将传统戏曲与革命题材相结合,创作出一大批接地气、有宣传力量的作品。如《龙岗擒瓒》以京剧皮黄腔演绎革命战事;《鲁胖子哭灵》融合当地花灯与万载傩戏特色,辛辣讽刺反动势力;彭加伦创作的《塘沽恨》,虽缺乏专业京剧锣鼓伴奏,仅靠胡琴二胡配乐,却因切合现实而达到很好的宣传效果;彭加伦说:“那时京戏结合现实,有点像话剧似的”,打破了传统戏曲的题材局限。此外,新诗、大型话剧、小型活报剧等新文艺形式,也充分汲取民间文艺养分,变得朗朗上口、通俗易懂,在苏区广泛流传,进一步扩大了革命宣传的覆盖面。
本土化转型
与形式创新相呼应,苏区文艺话语革命还体现在乡土话语体系的构建上,首先表现为语言表达的本土化转型:文艺工作者大量运用赣南、闽西方言、谚语和表达习惯,让作品充满浓郁的乡土气息与生活质感。标语、美术、唱词等均力求简单直白,让群众一听就懂、一看就会。即便在诗歌领域,乡土化表达也成为主流,如《青年实话》发表的《春耕山歌》:“春耕运动在眼前,大家起来总动员;男女老少都要做,脱离鞋子来下田……”虽带有打油诗风格,却直白有力、贴近生活,有效动员了群众参与生产。
苏区文艺乡土话语体系的构建,还表现为叙事立场、形象塑造和情感表达的转型。苏区文艺直接取材于现实斗争与群众生活,歌颂的英雄不再是遥远的古代将领或神话人物,而是身边的红军战士、劳动模范;表达的都是工农兵大众的喜怒哀乐,有分田分地的喜悦、参军支前的热情、军民鱼水深情、憎恨剥削者等真情实感。使革命叙事与乡土生活紧密相连,抽象的革命意识形态转化为可感知的身边人身边事。在表现方式上,依据工农大众认知水平,采用脸谱化与二元对立的表达,实现爱憎分明的情感传递。创作者以长袍马褂、瓜皮帽塑造地主形象,以西装革履、大腹便便塑造资本家形象,以棉花贴胡子、面粉涂高鼻梁塑造帝国主义者形象,这些鲜明符号让群众一眼能辨明阶级属性,引发对剥削压迫者的憎恨;而工农群众和红军战士则本色出演,以镰刀锤头、红旗、红五星为标志,传递革命正义性,引发群众热烈拥护与歌颂。红色象征革命、白色象征反革命的二元表达,虽不符合现代文艺审美,但在当时历史语境下,却以简单直白、情感强烈特点直击人心,成为有效宣传手段。苏区文艺创作与传播极具针对性,不同场景的节目各有侧重。如召开会议时合唱《国际歌》,彰显革命的严肃性;教育俘虏时选用《白军受苦歌》《亡国恨歌》,唤醒其阶级意识;扩红工作中安排《送郎当红军》《优待红军家属》等节目,通过展现军民鱼水情,动员群众参军参战、支持革命。
革命思想的大众化传播
中央苏区文艺大众化实践,通过“旧瓶装新酒”的形式创新与乡土话语体系构建,成功搭建起革命政治内容与民间文艺的沟通桥梁。这一实践不仅在技术上降低了群众的接受门槛,更在心理情感层面实现与工农群众的深度连接,让革命思想突破文化隔阂,在乡村社会扎根生长。苏区文艺工作者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完成了革命思想的本土化传播,为革命事业凝聚起强大力量;也为中国革命文艺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其群众路线与创新精神至今仍具重要启示意义。
(作者单位:江西瑞金干部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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