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经济与气候治理深度联动的背景下，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决策逻辑已发生结构性变化，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成为越来越多中国企业投资所必须考量的因素。

澳大利亚是中国重要的能源投资国，其ESG政策的转型值得关注。澳大利亚气候治理的标志性转折点在于《2022年气候变化法案》的通过与实施。该法案提供，至2030年澳大利亚温室气体排放量比2005年减少43%，至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该法案将国家减排目标从一项政治承诺提升为具有明确法律约束力的联邦立法。

此举彻底结束了该国长期以来气候政策的波动期，给企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长期政策确定性，形成了一个层次分明、工具多元、具有法律强制力的综合性政策体系。

《2022年气候变化法案》为基础排放设施设置逐年递减的排放基线。如果设施实际排放量大于当期基线，责任主体就要通过购买政府认可的澳大利亚碳信用单位（ACCUs）来抵消超额排放的部分。这一设计把碳排放的外部成本直接变成企业的运营成本，产生出明确的经济激励。

目前，澳大利亚正稳步推进立法，计划分阶段对大型公司及金融机构强制实施与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建议相一致的披露要求。这表明，在澳大利亚达到一定规模的中资企业或者上市实体，必须按照澳大利亚的法律规定，建立完善的数据治理体系，来应对涵盖治理、战略、风险管理、指标目标四个维度的详细披露要求。

面对澳大利亚日益完善且强制的碳中和政策体系，中国企业不应采取零散、被动的临时举措，而应实施系统化、前瞻性的战略行动。

对中国企业而言，适应这一“碳约束”环境具有双重战略驱动力。从内部看，这是响应国内“双碳”战略、践行国务院《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中“深化绿色低碳国际合作”要求的必然延伸。从外部看，这是在东道国市场生存发展的现实需要，忽视当地法规就会造成合规成本大幅增加、项目受阻、声誉受损的结果。双重压力下，企业必须将气候因素纳入核心投资决策和战略规划流程里。

有意投资澳大利亚的中国企业应对企业资产、运营所涉的法律条文进行系统的梳理，同时要厘清澳大利亚联邦层面的通用规制和资产所在州或领地的特别法规，在此基础上，中国企业应按照澳大利亚国家温室气体与能源报告体系标准，采用清洁能源监管机构认可的官方方法和工具，准确核算运营边界内碳排放量。量化的分析可以把抽象的气候风险转化为具体的预算项目，给决策提供财务依据。

明确风险之后，中国企业应把ESG因素，尤其是气候风险管理，全面融入核心的管理体系和治理结构之中，实现由“外部合规驱动”向“内部战略驱动”的转变。

为满足监管与市场日益严格的信息披露要求，中国企业应着手按照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或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理事会的框架，准备系统性的披露工作。中国企业应开始系统收集、整理和分析涵盖治理、战略、风险管理、指标目标四大支柱的信息，建立可靠的数据治理流程，保证信息披露的准确性、可比性、决策有用性。

中国企业可以主动加入或者参与澳大利亚有关行业的低碳转型联盟、标准制定机构，以便不仅能够提前预判政策和技术趋势，还可以将自己的技术实践和关切反映在行业标准里，从而在将来的竞争中占据有利的位置。

从长远来说，中国企业对国际规则的了解和适应能力至关重要。能够在澳大利亚等严格监管市场率先完成系统性低碳转型，不但可以规避风险、降低成本，更能获得全球产业链重构、绿色技术合作和可持续金融领域先机，在国际投资新格局中占据有利战略位置。

（作者柴裕红系兰州大学—甘肃省侨联涉外法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王子昕系兰州大学—甘肃省侨联涉外法治研究中心研究人员。本文为2025年度法治甘肃省级课题《“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企业出海法律风险与应对策略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