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国翔

冬至这天，外侄请我回乡吃刨猪汤。外侄是个地道庄稼人，经过辛勤耕作，生活进了小康。前些年，每到杀年猪时，他都打电话请我回去，当时单位事多一直没能如愿。如今我退休了，正好回去凑个热闹。

我赶到外侄家时，年猪早已杀好。中午12点，两大盆热气腾腾的刨猪汤和各种菜品摆满了一大桌。我问外侄，现在农村杀年猪还办手续吗？外侄说早就不办了，“只需喊来杀猪匠就行”。外侄这话，让我想起40多年前农村杀猪的往事。

那时，我刚高中毕业，被招聘到公社一所偏远小学当民办教师。为增加社员收入，县里和公社大力动员发展生猪产业，但成效一般。生猪产业发展不起来，上级有些急，想了很多办法，但效果仍不佳，家家户户仍一年只养一头过年猪。于是，上面来了一项硬性规定：三口以上农户，饲养生猪要在两头以上，一头卖给食品站，一头留下自家宰杀。食品站开出卖猪证明，社员方可凭证明请公社培训的杀猪匠来杀年猪，否则就是无证宰杀，也叫“杀黑猪”，要被喊到大队去上学习班……这张小卡片式的卖猪证明，就叫“返还证”。

当时，社员为啥不愿多养生猪呢？后来才了解到，社员们思想比较保守，他们认为农民的正经活路就是栽秧种谷，饲养生猪只是个副业。个别农户还说：“生猪生猪，越养越输；栽秧种谷，仓满富足。”

我家隔壁邻居姓周，一家四口人只养了一头生猪。按规定，他家只能将猪卖给食品站，食品站再分一半猪肉给他。他家想杀年猪，但没有“返还证”，于是就想了一个点子——

周家有亲戚在山区，当地家家户户都养了好几头生猪，亲戚家有好几张“返还证”，周家便用10元钱买回一张外地的“返还证”。快到过年时，周家请来村上的杀猪匠杀年猪，正忙着的杀猪匠瞟了一眼“返还证”，说：“行了行了，亮证就行……”听了这话，周老兄手一松，“返还证”就落进了灶里，化为灰烬。

不想第三天，有人举报周家“杀黑猪”。杀猪匠被叫到大队问话，杀猪匠说：“我看见是有‘返还证’的！”但食品站有存根，一查便露了马脚。这下，周老兄和杀猪匠都被叫到公社“上”了两天学习班，直到过年当天上午，才垂头丧气地回家。杀猪匠还因此受到“禁杀”一年的处罚。

三年后，同样的事也落到了我头上。那时公社已改为乡，我仍在那个小学当民办教师。年底时，全村小学组织统考，来了4名监考老师，我都熟悉。村长安排在我家吃饭，我很高兴，便叫母亲和媳妇推豆花、煮老腊肉、泡杂酒准备好好款待。我家养了两头猪，那时杀年猪已不用扯“返还证”了，但还是要去乡上的税务点办一张三元的屠宰证，实际上也相当于“返还证”。

那天，村长说：“下午考试完，干脆将庞老师家的猪杀了，晚上大伙一起吃刨猪汤。”正在外面监考的我当然赞同，正好晚上回家也可以陪大家喝几杯……傍晚时分，我回到家时，猪早已杀了，刨猪汤也煮好了，两名村干部和4名老师都等着我。当天晚上，我们热热闹闹、痛痛快快地吃到很晚才收场。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赶到乡上的税务点，专门补开了一张屠宰证。

第二年民办教师转正，考试成绩公布，我名列前茅。这时，上级收到一封举报信，说我家“无证偷杀年猪”。乡里立即组织调查，我虽办有屠宰证，但属先杀后办，性质虽没举报信说的那么严重，但仍属违规。最后，我不仅没能转正，就连民办教师的资格也被取消了，只保留了代课教师身份……这件事情，对我是一次不小的打击，至今记忆深刻。

几十年过去，“返还证”和“屠宰证”早成过眼云烟，那些当年为杀年猪而发生的往事，如今想来仍让人颇感心酸且有趣。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