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历史上第一副“瓷托牙”出现在18世纪末，由尼古拉·杜波瓦·德·切芒发明。与此同时发生的，是一场席卷巴黎的微笑革命——1787年的秋天，维热·勒布伦夫人带着露齿微笑的自画像掀起了这场革命的高潮。科林·琼斯的著作《微笑革命：18世纪的巴黎与牙医》，讲的正是这场在历史上绝无仅有、声势浩大，却最终因大革命而迅速夭折的社会变革。

《微笑革命：18世纪的巴黎与牙医》，[英]科林·琼斯著，王启元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25年7月出版，241页，58.00元

微笑是一成不变的吗？这一看似简单的面部表情，实则承载着复杂的文化内涵与历史变迁。琼斯以时间顺序串联起线索，第一章主要探讨牙医的旧秩序，第二、三、四章重点讲述微笑革命从萌芽到高潮的进展过程，第五、六章讨论了微笑革命是如何走向衰落的。

第一章以18世纪晚期之前的西欧为背景，琼斯指出，在“牙医的旧秩序”下，微笑被视作不体面的行为，开放和无拘无束的微笑往往与不礼貌的下层人民联系在一起。当时的行为准则不赞成在大多数社交场合开口表达感情，诸如路易十四等皇家榜样，让严肃、庄重的表情成了宫廷中的审美典范；而且社会各阶层的口腔健康和卫生水平低下，一方面这使得人们张嘴微笑遭受牙齿脱落、口腔疾病、口臭等生理困扰，另一方面更直接影响了社会的文化风向，进而构建起全社会对于微笑的偏见——微笑代表着社会差距，尤其是那种熟见于宫廷中的自上而下的等级差异。

然而，正是在18世纪后期的巴黎，这些古老的习俗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强调身体美和表达个人身份的现代意义上的微笑开始出现。

第二章讲述历史转折的开始。摄政时期出现了微笑掠影，“嘴角挂着微笑，眼中噙着泪水”的新表情是18世纪感性文化崛起的标志，与启蒙思想家对人性本善的乐观信念遥相呼应，更成为后续微笑革命的思想基础。

第三章和第四章是全书最核心的内容，通过更加细致地分析，琼斯揭示了微笑革命的物质基础。在18世纪中期的巴黎，传统的拔牙匠逐渐被新兴的牙医（或者“牙科—外科医生”）所取代。最有意思的是两位牙医——大托玛和皮埃尔·福沙尔——之间的明争暗斗。中译本中，他们的故事被译作“两位牙医的故事”，原版中此篇名为“A tale of two dentists”，大抵是致敬查尔斯·狄更斯的《双城记》（“A Tale of Two Cities”），译者也曾想过直接译为“双医记”。这种英国绅士做派的幽默和小巧思贯穿整部著作，碍于文化差异，翻译过来总会流失一些意味。

以大托玛为首的拔牙匠，从事着具有表演性质的医疗活动，但其专业性和卫生条件都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真正的革命性变化来自以皮埃尔・福沙尔为代表的新一代牙医。琼斯指出：“牙医选择在私域工作（而不是在公共场合）、强调保护牙齿（而不是拔牙），并建立在健全的解剖学和外科学基础上（而不是独门秘方）。”通过引入新的牙科技术和美学理念，巴黎的牙医们不断提高诊治口腔健康问题的水平，更重要的是，他们让洁白的牙齿成为社会地位、文化修养和个人品位的象征。

福沙尔去世后，巴黎牙医进一步专业化，并通过出版、广告等方式拓展业务，牙科成为盈利行业，主要服务于中上层阶级。然而此时的凡尔赛宫廷仍固守旧礼仪，面部表情僵化，巴黎的微笑文化与宫廷的保守形成鲜明对比，也暗示着文化权力从凡尔赛向巴黎、由上至下转移。

可惜的是，勒布伦夫人的自画像是微笑革命的高潮，同时也是微笑革命最后的绝唱。第五、六章中详细说明法国大革命后，政治氛围趋于严肃，微笑受到质疑，被认为是虚伪的表现，到了恐怖时期甚至成为反革命的标志。革命让牙医沦为普通匠人，牙科发展停滞。哥特风格与情节剧的兴起，让开口形象与恐怖、暴力相关联。到了19世纪，微笑逐渐成为女性专利，而不是普遍的情感表达方式，严肃的表情重新占领了公共领域，微笑革命宣告失败。

维热·勒布伦夫人，《自画像》（1786）

说起来也令人费解，封面上勒布伦夫人的笑容在我初读此书时，就给我留下明媚、灿烂、令人舒心的印象，又怎会被指责是“对自古以来文明礼仪的蔑视”呢？读罢此书后，我更觉得微笑革命是一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特殊值，各方面的时机尚未成熟，却生得个好时候：启蒙思想的鼓动、消费文化的兴起、摄政时期开放的氛围、医学技术的发展……历史之必然的齿轮直到二十世纪才重新转动，引领笑容走向现代化。

二

说到笑容的变化，不禁让我想到民国时期《良友》画报的封面人物。民国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时机，而《良友》画报作为民国“第一画报”，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其封面人物便不再只是单纯的视觉审美对象，更是社会心态的映照。

《良友》由伍联德（1900-1972，广东台山人）于1926年在上海创办，至1945年停刊期间共出版172期，所谓“良友遍天下”。这份画报从多角度展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封面人物的情态变化直接反映出时代对现代性的追求，也为我们研究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的卫生观念变迁提供了丰富的图像史料。

在统计了172期封面（除去无人物或难以辨识的6期）后发现：紧闭嘴唇者54位，抿嘴微笑者40位，露齿笑者72位，且后期封面女性几乎均为露齿笑，形成清晰的变迁轨迹。而这一转型的关键节点出现在1930年代初的第81期，此后，露齿笑从偶然现象成为主流表情。

从1926年第2期封面人物紧闭嘴唇、神色拘谨，到1927年第20期黄柳霜第一次露齿微笑，再到后期第156 期封面人物的笑容自然绽放，尽显自信从容，这不仅是表情变化，更象征着露齿笑从“失礼”行为，转变为新女性、现代人的身份符号，呼应着时代对开放与文明的追求。

《良友》第2、20、156期封面

能够让这些封面人物露出笑容的首要前提就是牙齿的健康。没有洁白的牙齿，哪里有勇气露出牙齿微笑？

牙科技术的现代化为民国“微笑革命”的实现提供了支撑。此时，中国牙科从传统口齿科向现代的转型，突破了“敢笑”的生理障碍。

在教育与学术层面，现代牙科知识体系逐步建立。1911年哈尔滨第一齿科专门学校、1917年华西协合大学牙学院相继成立，1935年国立牙医专科学校创办，标志着正规牙科教育起步。专门的口腔医学书籍和期刊的问世，既吸收了国外牙科的研究成果，还记载着本土口腔疾病的特点和诊治经验，肩负着中国口腔医学由经验积累转向理论研究的历史任务，向大众普及科学认知，为露齿笑提供知识背书。

朱王镜璘：《牙粉与牙膏》，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

医疗实践与用具的革新让日常洁齿成为可能。城市中正规牙科诊所出现，配备基础牙科器械，开展补牙、洁牙等标准化治疗，改善牙齿缺损、蛀牙等问题。同时，口腔卫生用具实现产业化，以上海、广州为中心，梁新记、双轮等品牌生产的牙刷，刷毛从马尾、猪鬃迭代至尼龙，工艺涵盖植毛、消毒等二三十道工序。洁牙剂的使用也实现了近代化，古代盐粒、复方药物牙粉逐步被近代牙粉替代，五洲大药房 “一三一”、中国化学工业社等产品，融合本土原料与西式配方，包装兼顾卫生与便携，让洁齿从奢侈行为变为大众习惯。

牙医职业权威的建立增强了民众信任。1933年上海市牙医公会成立，1935年《牙医师管理暂行规则》颁布，建立证照制度，规范从业者资质，确立牙医职业权威。白大褂成为牙医标准着装，正规诊所的专业设备取代街头拔牙摊的简陋工具，民国牙医群体逐步摆脱了街头拔牙摊的刻板印象，建立起具有专业门槛的职业权威。在这一基础上，民众更愿意接受牙科治疗与保健服务，为露齿笑的传播提供信任基础。

“能笑”不是终点，而是让微笑成为社会潮流的起点。如何传播这种健康，使微笑风靡社会上下，广告宣传和卫生意识发挥了作用。

《申报》刊发的双妹牌牙膏广告

民国都市报刊广告是重构笑容文化意涵的核心力量，它们将露齿笑与社交价值、审美标准深度绑定，为《良友》封面的笑容变迁提供了文化土壤。1933年《申报》连载的双妹牌牙膏广告极具代表性，以 “一笑倾城，再笑倾国” 为口号，配图中女士与绅士共舞露齿，旁注 “齿牙洁白如银”“交际中必受欢迎”，直接关联 “齿白” 与 “露齿笑”，将牙齿美观纳入现代审美体系。广告暗合西方公共卫生观念传入的时代背景，强化了市民对口腔整洁的重视，让 “洁白牙齿” 成为微笑的前提。同时，广告也突出了笑容的社交功能。在舞会等现代都市场景中，得体的露齿笑有助于拉近距离、获得认可，契合了市民对融入现代生活的渴望。它还将微笑与更受青睐的都市女性身份联系在一起，既呼应了民国女性解放运动中新女性走出家庭、迈入公共空间话语体系、独立获取职业的多元女性身份之思潮，也暗含了现代审美对女性的塑造。在消费文化与视觉文化语境双重建构下，塑造了追求身体解放又无意识地成为“被凝视者”的矛盾主体。

值得注意的是，广告对笑容的建构存在文化张力。口腔卫生产品常与化妆品并列，广告图示多以女性为主，笑容形象聚焦美妆、婚恋场景，突出 “柔美” 与 “吸引力”。这种偏向性反映了男权中心文化与现代性的碰撞：女性的 “笑容自由” 虽突破传统桎梏，却仍被限定在“取悦他人”的框架内。

广告对“齿白”的强调催生了口腔卫生产品的市场需求，而丰富的产品供给则为微笑普及提供了物质基础。民国时期，牙粉、牙膏已实现规模化、产业化生产，形成迎合多种市场需求的多元市场格局。

民国口腔卫生产品广告始终围绕笑容构建完整的消费欲望链条：先激发人们的微笑需求，如获得社交认可、身份认同，再指出笑容前提，即齿白、牙健，最后提供解决方案，推销产品。笔者将此种由笑容需求催生出的一系列商业活动称为“笑容经济”。

民国都市报刊中的牙医广告，对探究广告与市民认知现代化转型之间关联极为关键。它们不仅是商品推销的重要手段，更核心的作用是重构“笑”的文化内涵。它们将露齿笑与社交价值、审美标准、身份认同深度绑定，同时突出洁白健康的牙齿作为微笑前提的重要性，在情感上提供了需求基础。

民国刷牙观念由小众猎奇转变为大众共识，为微笑和健康口腔观念的传播提供了重要社会土壤。这一转变，依赖于厂家、媒体、公共卫生机构的共同推动。

民族口腔工业的兴起是观念传播的核心推动力。双轮、一心等厂家通过情景剧广告、诗词谜语、联合促销等生活化形式，把刷牙与婚恋、社交、育儿等场景结合，弱化其“洋习惯”标签，让观念渗透到更多人群中。

媒体与科普为刷牙等卫生观念的普及奠定认知基础。例如，《申报》等主流报刊刊登大量科普文章，详细讲解刷牙方法、工具选择与消毒常识，纠正“刷牙伤牙”等误区；1924年3月2日，孙中山先生在“民族主义”第六讲中曾讲到中国人不刷牙，提及中国人牙齿不洁被视为野蛮；林语堂等文人也以生活化视角讨论刷牙，发表诸如《我怎样买牙刷》等文章，提升了观念的社会关注度。厂家与媒体合作的场景化宣传，更强化了刷牙的社交价值。

公共卫生机构将刷牙纳入“日常卫生规范”，牙医参与产品鉴定也让刷牙的科学性可信度提高，而“国货运动”“卫生救国”等社会思潮，更让使用国产牙刷、牙粉与爱国行为划上等号，推动刷牙从“外来习惯”转变为本土化的卫生选择。

在这一过程中，民众对刷牙的认知逐渐上升为健康之刚需。不过这一转变也存在时代局限。由于城乡差异、贫富差距，农村仍以传统洁齿为主，部分民众由于认知的偏差或经济原因不愿意刷牙，有些贫困地区因为缺少洁齿水源而无法实践。

虽然目前对于民国笑容转变的原因研究尚为浅显，但是可以确定的是，通过分析《良友》封面的人物情态转变，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在前口腔医学时期卫生观念的萌芽过程。这一时期的特征是现代口腔医学体系尚未完全建立，但相关的卫生意识已经开始通过各种媒介传播。

值得注意的是，民国时期的口腔卫生观念具有明显的中西融合特征。一方面，传统的口腔清洁方法如“盐水、浓茶或药水等漱口护齿”仍然存在。另一方面，西方的口腔护理产品和卫生理念大量涌入，这种外来影响深刻改变了中国人的口腔卫生习惯。​

与科林·琼斯《微笑革命》中西方“个人主义驱动的微笑突破”不同，民国的笑容变革更具本土化色彩，是中国传统与西方现代的有机融合。儒家文化对“礼”的追求，逐渐转化为现代社交中得体微笑的礼仪规范，而传统口腔护理智慧与西方牙科技术、产品相结合，形成独特的民国洁齿方式。塑造民国人笑容的，既是牙医手中的器械、货架上的牙膏，也是广告中的价值引导、报刊上的科普文章，更是一个时代对现代性的集体追求。

对于微笑革命的研究，科林·琼斯更像一位娓娓道来的说书人，透过重重迷雾，讲述了一个与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都息息相关的18世纪医学故事。也正如译后记中谈到的：“身体抱恙、头疼脑热虽不至于挥之不去，却也频繁相见。”医学史的话题因此而能使处于任何人生阶段的我们产生共鸣。对于史料较稀少的18世纪，真相可能已经湮灭于时间而不得而知，唯有碎片化的内容得以保留，让我们有机会猜测故事的原貌。但是对于民国时期这个距今并不遥远的时间，我们能够挖掘出足够的、详细的史料加以论证，整个故事的走向也更清晰。笔者认为，《微笑革命》一书带来的不仅是一个18世纪巴黎的故事，更是一种用图像观察社会，用文化理解现象的专业视角，让我们能够把医学的问题和社会、文化联系起来，理解“医学的社会文化史”是如何出现的。图像不只是历史的插图，更可以作为研究的起点。由此，我们或许可以从历史图像中寻找到更多社会变革的蛛丝马迹。

胡懿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