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千龙网）

1945年后的欧洲为什么能够保持长期稳定？马克·特拉克滕伯格在《构建和平》中给出的回答是：欧洲的战后秩序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被刻意构建的。在他看来，战后欧洲和平至少在三个方面并非“结构必然”：第一，德国问题并未因战败而自然消失；第二，苏联并非被动接受西方秩序安排；第三，美国的欧洲政策并非由简单的威慑或遏制逻辑所驱动。相反，1945年之后的欧洲秩序，是一套通过反复试探、妥协、协商与制度安排逐步形成的政治结构。这一结构的关键不在于彻底压制某一方，而在于将潜在的破坏性力量嵌入一个可预测、可管理的制度框架之中。使和平得以出现的，不是形势，而是策略。

电影《间谍之桥》（2015）剧照。

美苏博弈中的“德国筹码”

特拉克滕伯格明确指出：德国问题是整个战后欧洲秩序的中心问题。在一开始，彻底削弱德国看起来是一个很有诱惑力的选择，毕竟二战殷鉴未远。但是很快美国人就意识到不能这么做，因为这只能短期有效，在长期来看，会促使德国人重新陷入凡尔赛情结也说不定。

因此，应该让联邦德国拥有某种独立自主和平等的地位。比方说艾森豪威尔在担任北约盟军总司令的时候，就说道：“（美欧双方）已经有了一个政治平台，并且达成了一种共识，即在我们开始谈论将联邦德国武装力量纳入某种军队中时，双方就打算部分地赋予德国最终的、应得的平等权。作为一个指挥官，我不想有一支勉为其难的军队，不想要士兵们以我们大革命时期雇佣军的形式服役，因为这会成为北大西洋防御的软弱之源。”当时的欧洲人也赞同这个观点，法国政治家舒曼（后来被称作欧盟之父）就指出，一个大国不可能永远受人束缚，阻止德意志民族主义复兴的最好方式不是拒绝权利平等。相反，应该创造出既使德国充满活力而又不对其邻国构成威胁的环境。但是，让德国恢复强大与独立也不是上策。苏联人绝不会坐视旁观，其他欧洲国家也会心怀疑惧。请不要用今日欧洲人的对德观感来考量当时，当时的欧洲人对德国其实是非常忌惮的，而且这种忌惮延绵很久。

这里有一个故事，大概是在60年代晚期，基辛格面见戴高乐，戴高乐对他陈述法国对未来欧洲的设想。基辛格问戴高乐，你有什么办法来阻止德国人主宰这样的欧洲，戴高乐的回答极其简要：那就再做一场呗。此时距离戴高乐与阿登纳签署德法永久友好条约不过六年。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必须将德国整合到欧洲中去，这种整合既不能对德国显得特别歧视，又要给予欧洲其他国家对德国一定控制权。这种整合就是欧洲一体化和北约多边主义（即各国以平等姿态通过国际机制协调行动）。有些研究者会用“双重遏制”这个词来形容美国的欧洲政策，也就是同时遏制苏联和德国。他们的说法是，“区域中的各国联合起来，比它们一个个独自行事更能抵抗苏联的压力，然而这也是一个将德国重新整合到欧洲社会中去的间接的手段”。换句话说，德国在西欧的重新成长是一种高度受控的恢复。德国获得了国家地位、安全保障与国际承认，却无法在若干关键领域中做出单独决定。在特拉克滕伯格看来，正是这种“参与而不掌控”的制度设计，使德国既不被边缘化，又无法单独撬动欧洲战略平衡。

要额外提到的是，德国人之所以愿意接受这种安排，也是因为德国在这种安排中所获得的权力（尽管是有限的）是真实的，西欧作为一个整体确实能在北约的决策中有真实的影响力。乔治·凯南是冷战初期美国的重要外交思想家，也是遏制政策的提出者与设计者。凯南认为，苏联问题并不是迫在眉睫的军事威胁，而是长期的政治与心理威胁。凯南同时也认为，美国目前所具有的军事和经济优势并不是一个长久现象，或者说“不管外部威胁有多危险，美国只有用来与之斗争的有限的资源”。因此，美国政府必须从长远考虑出发，以非对称的方式（也就是非纯军事的方式）来应对苏联威胁。凯南坚决主张将西欧当作一个整体单位对待，让它们自主，成为有力盟友，以作为减轻美国负担的一种手段。用多边主义姿态，而不是美国霸权下的庇护－附庸关系，把欧洲纳入这种秩序来，才能刺激欧洲人的积极性。这种想法并不是凯南一人之见。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也是这一想法的坚定支持者，他在当北约总司令的时候，就表示“我们（美国）不能成为一个现代罗马，用我们的军团守卫遥远的边域。”他成为总统后，在1955年告诉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他希望西欧联合、独立，建立美苏之外的第三大权力核心，这样美国就可以“坐镇本国，稍作休息。”1956年10月，美国对外行动委员会主席哈罗德·史塔生（Harold Stassen）对艾森豪威尔总统说道，对美国利益最好的方式就是使欧洲保持虚弱和分裂状态，这样方便美国支配其盟友，艾森豪威尔的回答是：“弱者无法合作，弱者只能乞求”。很显然，无论是凯南，还是艾森豪威尔都没有用帝国主义或霸权眼光来处置欧洲事务，欧洲人和德国人也领会到了这一点。

相应地，苏联人也能接受这种安排。其中的道理，用作者的原话来说就是“北约体系尽管在官方上是针对苏联的，但是在实际上却解决了苏联的头等安全问题……德国也不会再是个威胁。”在1955年，艾登国务卿告诉苏联人，从苏联的角度看“让北约遏制德国的军事实力也比令其放任自流”要好得多，斯大林和他的继任者们都没有对这一点提出过反对意见。

微妙的核平衡

特拉克滕伯格对核武问题的处理，是本书最具原创性的部分之一。他并不否认核威慑的重要性，但强调指出，核武器在欧洲的作用，首先是政治性的，而不是军事性的。

特拉克滕伯格指出，在艾森豪威尔当政时期，他有一个三步骤计划。第一阶段预期为五到十年，美国仍旧在欧洲保持一支相当大的常规军事力量，同时促成欧洲初步实现政治上和军事上的一体化。在第二阶段，一体化中的欧洲将接手地面防务，美国象征性地保留一部分地面部队，但主要作用在于提供战略核威慑。在第三阶段，实现一体化目标的欧洲将完全依靠自己对抗苏联的威胁，成为世界事务中一个真正独立的政治力量。

很显然，美国的撤退不能是裸退，必须先做好相应的政治与军事安排才行。这个安排中的重要一环就是让欧洲人也有自己的核能力。美国独家控制核力量，在艾森豪威尔政府官员看来，是根本不可行的。因为如果这样，欧洲的安全要完全依赖于美国的核延伸威慑，就会在北约中制造一个信任危机——“美国要求欧洲信任自己会兑现承诺，但是如果美国不愿意信任自己的盟友，不将自己最重要的武器与之分享，怎么能指望欧洲人信任美国？如果美国将欧洲人视作联盟中的二等成员，这种联盟怎么可能得以维系？”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言简意赅地做了一个总结：“信任是双方的，仅仅是他们信任我们，这是不够的。”杜勒斯在1956年末的时候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时说，那些没有自己核力量的盟友，会觉得“他们没有发言权”，停留在一种“相当大程度的不确定性和慌乱”之中。因此为了同盟的稳定起见，必须给予盟友一定的核武器控制权。到1958年，他更直言不讳，“（北约盟国）必须至少有种错觉，认为除了美国按下按钮引发全球性的核战争之外，他们自己具备某些抵御苏联的能力。”

但是，给归给，怎么给则是一个问题。美国可以让欧洲国家各自建立自己的核力量，那德国怎么办？无论是苏联人，还是其他欧洲人都不会容忍一个具有独立核力量的德国。规避此困境的办法可能有三：或一，建立一支欧洲统一的核力量，欧洲各国依程序共同支配这支核力量；或二，美国将其核武器交予欧洲各国保管，听其在紧急场合下支配，但是美国也能对这些核武器的使用行使否决权；或三，欧洲各国可以在北约机制下参与到核武器军事计划的制定和决策中来，可以影响核武器的部署与实际使用。三策归一，则是所谓的“核共享”（nuclear sharing）。请注意，不是核“转让”，而是核“共享”。

艾森豪威尔政府在相当大程度上努力推行这三策。第二策就是所谓的北约核储备。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晚期，有500枚核武器被部署在欧洲盟国的基地里。美国原子能联合委员会的人在60年代对其监管情况进行了调查，结果大吃一惊，“载着核弹的战斗机停在机场跑道的边缘，德国飞行员端坐在驾驶舱内，开启的钥匙插着。代表着美国进行控制的具体化身，是一个美国军官，站在附近的某个地方握着一把左轮手枪。这个小伙子甚至不知道如果飞行员在没有得到授权的情况下强行起飞他应该朝什么开枪”。在一个地方，美国的核武器直接装配在外国导弹上，“旁边站着的七个人（带着一辆便携式拖车，电源接在核弹头上），其中六个人是外国人，代表美国行使控制权的是一个美国人，由他带着核钥匙。那些人如果想要拿到钥匙，只需要一棒子打在那个美国人头上就可以了”。由于核武器实际部署在欧洲盟国的基地里面，只由少数美国士兵负责保管，因此所在国想要实际夺取美国的核武器，只是“几把扳手的事情”。特拉克滕伯格用政府官员的多项私下表态指出，这种监管松散的情况其实是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刻意之举。虽然“这些武器仍然会留在美国人手中，因此政府就可以声称这是没有违反法律的。”但艾森豪威尔在1959年告诉北约盟军总司令：“实际上，我们愿意交出武器的控制权，我们只是在名义上保持对它们的占有。”

上述北约核储备计划在经历了肯尼迪政府的控制收紧修正（但没有被废除）之后沿用至今。至于其他两策，第一策就是欧洲核力量，后来以北约中程导弹计划（MLF）的面目出现，但由于欧洲国家自己达不成一致意见而告终。第三策就是北约内部核磋商机制，以核计划小组的面目出现，也沿用至今。特拉克滕伯格明确指出，核共享并非空洞安抚和纯粹骗局，而是刻意设置的一种政治参与机制和一种秩序管理工具，即便美国始终保留最终控制权，核分享仍然具有真实意义：它让欧洲国家相信自己是秩序的一部分，而不是被秩序支配的对象。

最后，可以用一句话概括本书的结论：“战后欧洲的和平不是历史的偶然，也不是结构的必然，而是通过制度、核政治与同盟管理精心建构出来的政治成果。”

《构建和平》

作者：（美）马克·特拉克滕伯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