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余美德

总觉得自己是被命运格外眷顾的人。作为当年的独生子女，成长路上从未缺过爱，却也没被宠成骄纵的性子。父母是地道的农民，不善言辞，却总在细节里藏着暖意。

一

春种时节，父母扛锄摸黑下地，我蜷在田坎上玩耍，晨雾里传来母亲低低的呼唤，她解开棉袄，把一包炒得喷香的苞谷子塞进我贴身的口袋；盛夏正午，父亲在玉米地里薅草，裤管泥水淋漓，回垄时却从怀里掏出手帕裹着的冰棍，薄汗与蒸汽交杂，手帕已微潮，冰棍却固执地守着最后一点凉意；秋收最忙，稻谷穗压弯他们的腰，手臂被苞谷叶划出细红的血线，夜里拢仓，星光落在粮仓的尖顶上，糖纸沙沙作响，像是要把一整季的甜都叠进我的掌心：“含一颗，明天有力气读书。”

冬天的黑夜来得早，煤油灯把屋子压成狭小的暖笼。我伏在桌沿写作业，火苗在灯罩里轻轻炸响，像提前排演一场未来的亮。母亲坐在一侧纳鞋底，针线穿过布面的“沙沙”声与窗外北风的长短哨音交织，成为我童年最安稳的催眠曲。一次期中考试失利，我攥着卷子不敢抬头，父亲蹲在门槛上“吧嗒吧嗒”地抽烟，烟头的红光在暗处明灭，像不肯坠落的星。良久，他伸手揉了揉我的发旋：“庄稼有好年成也有坏年成，人也一样，下次好好种就成。”父母从不把“争气”挂在嘴边，却用一双布满老茧的手，把最细腻的温柔留给我——新下的鸡蛋永远卧在我碗底，刚出模的布鞋先套在我脚上，补丁留给自己，体面让给孩子。

那年诺基亚还在蓝屏，父亲送我去涪陵师范报到，一个月返家一次。寒潮突至，我在电话里随口抱怨宿舍冷得很。周五傍晚回家，灶台上已摊开着一床厚棉被，棉花是母亲找熟人新弹的，蓬松得很，被套是她攒了半年的钱买的。周日中午返城，父亲扛着棉被送我去路口乘车，北风把暮色吹得猎猎作响，他的耳朵冻得通红，却仍把棉被往我怀里一次次掖紧：“抱紧点，别灌风。到校别怕花钱，吃饱。”车启动时，我回头，见他站在路口，身影被风掀起，像一面不肯倒下的旗，手臂却固执地挥着、挥着。

这些细碎的暖，像黑夜里隐约的萤火，被时间的手依次点亮，在我心里聚成一束不肯熄灭的光，让我此后无论行至少年、青年，都固执地相信：世间善意，远比冷漠汹涌。

二

2006年，23岁的我走上讲台。黑板、粉笔、孩子，成为我新的四季。木坪小学十年，是我生涯里最踏实的十年印记。

学校卧在三面环山的山脚，称为五马归巢。初来时我不过是个愣头青，连课堂纪律都拿捏不稳。一年级那群小捣蛋把粉笔头当子弹，我急得眼眶发热，是隔壁陈老师三步并作两步跨进来，几句话便让满屋麻雀归巢。他拍拍我的肩：“教书像种庄稼，急不得，得蹲苗。”此后三年，他是我师父，也是我搭档。他教我如何把“陈述句”拆成孩子能抱得动的积木，如何记住每个小脑袋里的秘密。我吃坏东西拉肚子，他凌晨五点上山采草药，瓦罐在炉上咕嘟作响，褐色的药汁苦得我皱眉，却暖得我落泪。家长们亦用他们最朴素的方式托举我——农忙时悄悄把沾露水的青菜倚在宿舍门口；放学后发现我留灯批卷，隔着窗喊：“老师，路黑，慢些回。”

2008年秋，木坪小学来了两位特岗教师，一个是小瞿，另一个是小刘。校长让陈老师给瞿老师磨一节转正课。陈老师偏头疼，夜里拿粉笔比画，怎么也搞不定拼音复习的导入。我陪他在办公室，把他当年教我的生字卡片搬出来——正面图，背面字，再配一句农谚。我帮他拍成最简单的幻灯，又用回形针把卡片串成翻页书。试教那天，陈老师坐在后排，小瞿端着翻页书上场，孩子们齐声喊：“禾——像田里低头的稻！”下课铃响，陈老师把粉笔递给我，说：“教了半辈子书，今天轮到你给我掌灯。”我接过粉笔，像接过一盏温热的灯芯。后来我把它转给小瞿，让她下次替别的老师掌灯。

三

2016年，33岁的我，调往黄鹤小学。行囊简单，忐忑却重。校园蜷在镇子西北端，不大，三十四位教职员工却像一大家子：谁有好吃的，必先拿到办公室；谁家孩子生病，众人便自发换课顶班。而我最隐秘的幸运，是遇见老黄——我的新搭档，也是此后十年里，为我亮灯的人。

老黄大我13岁，是学校专职副书记，却从不许我叫他黄支书。初见时，他穿了一件白衬衫，袖口和领角棱角分明，很有精气神，左手拎掉漆搪瓷杯，右手冲我摇两下：“别生分，叫我老黄。”后来我才懂，这声“老黄”里藏着他的处世哲学——把身份磨平，把人心垫稳。我们搭档教一年级，他教数学，我教语文。起初我怕自己经验欠缺拖后腿，备课到深夜。某晚十点半，我趴在办公室改作业，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他抱着一摞练习册进来，却把坚果收回口袋：“饿也得先改错，算对了再吃。”我笑着抗议，他才倒出两颗，自己含一颗，把剩下整包推给我：“算错的那部分，留给你下次达标再补。

学校新建教师宿舍，敞亮，却人声嘈杂。我喜静，踌躇再三，还是向老黄开口：“你家不是有空房吗？我租一间，价钱随你定。”话未说完，我已先脸红。他却咧嘴一笑：“谈什么钱，空着也是空着，来做伴。”次日我搬行李，才发现他已将朝南小间收拾妥当。那一刻，我抱着被子站在门口，夕阳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重叠在一起，像两条河流悄然汇合。从此，我们成了同一屋檐下的室友。

老黄有个雷打不动的习惯——晚饭后与冉主任出门散步。冉主任是爽朗大哥，与他有共同爱好。我却常被作业、公开课、家校沟通钉在办公室里，回过神，窗外已漆黑。不知从何时起，每晚九点，我的手机会准时亮起，有时是微信：“别熬，快回。”有时是电话：“又下雨，冷，早点回。”

有一次，家长视频连线结束时，已是晚上九点多钟。雨丝夹杂少许雪花，我裹紧外套冲进黑幕。路口路灯坏了，手机电筒的光被雨雾吞噬，像一叶随时会覆的扁舟。我低头疾走，水洼溅起冷意。转过拐角，忽见前方浮起一团暖黄——老黄竟把楼上楼下所有灯都打开，光像一条柔软的绸带，从高处垂落，劈开沉沉黑夜。雨线被灯光穿透，碎成金色的针。

老黄拉我进屋，他手里晃着干毛巾：“快擦，姜茶在保温壶里。”我接过毛巾，摩挲着粗糙却干净的纤维，忽然想起父母当年站在田埂上挥手的背影，想起木坪老槐树下斑驳的日影，想起陈老师凌晨熬药的瓦罐——原来所谓“被命运眷顾”，不过是有人在黑夜里，悄悄为你点亮一盏灯，然后一盏又一盏，连成一条可以回家的路。那一刻我明白，世间最动人的从来不是惊天动地的誓言，而是这样日复一日、不动声色地把你放进心里的那盏灯，那束光，那个人。

有这样一位哥哥，真好，有这份温暖，真好。父母用沉默与粗粮教给我的那些关于爱与坚韧的道理，也早已融进骨血，让我在每一个需要传递善意的时刻，都能成为别人的——哪怕只是一瞬的那盏灯。

星是天的灯，灯是地的星，照着我，也照着我将要照亮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