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岁的保安谢中贤遭遇工伤后，找不到他真正的雇主。

物业公司说，他是保安公司的员工。而保安公司说，查无此人。

他没签劳动合同，也没有社保，只好把这个难题交给法律。

为了被打掉的4颗牙，他经历4年的仲裁与诉讼，最终拿到了超乎自己想象的15万元赔偿。

入职

对于保安这份工作，谢中贤心里起初很感激。他是北京市大兴区瀛海镇的一个农民，家有三亩半地，都已流转出去。家中还有两个在上学的儿子。

2020年，他认识了物业公司的“韩主管”，才得到了这个当保安的机会。

在和“韩主管”面谈时，谢中贤提出想上夜班。

这样的话，他就能下班骑着车在早上7时前赶到饭店，继续当洗碗工——那是他的“正职”，每月能挣将近5000元。等23时下了班，再接着赶回来当保安。

“韩主管”同意安排谢中贤0时到6时上班。这就是劳动关系发生错位的起点——物业公司已把小区的安保工作外包给了保安公司，它本身只有监管职责。

在“韩主管”介绍下，谢中贤认识了保安队队长杨辉——平日工作受他管理，工资也由他微信转账发放，每月2000余元。

谢中贤被安排在北京一小区的北门站岗，负责车辆出入管理、中控室报警情况、小区扰民事件处理等工作。晚上活儿不算多，但也睡不了整觉。就这样工作了大半年。

没有合同，没有社保，谢中贤也不在意，只要有人给发钱就行。

2021年8月的一个雨夜，谢中贤刚上班不久，因防汛事宜，与保安队队长杨辉发生口角，随后被打。据谢中贤回忆，队长当时喝了酒，也不是第一次动手打人。

谢中贤当即报了警。他的4颗牙被打得摇摇晃晃，没法吃饭，不得不拔掉。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花了364元医疗费。

在这之后，“韩主管”出面组织过和解，让杨辉赔偿几千元，但谢中贤不同意。之后，两人都被辞退了。

放在以前，谢中贤觉得自己就会拿钱了事。毕竟前些年他做分拣工，因为总要按时下班去接孩子，年终奖被扣到只剩100元，他也没敢说什么。

2017年的一次意外，让谢中贤有了转变。

下班路上，他被车撞至骨折，动了大手术。医生告诉他，这属于工伤，能得到赔偿。

出了诊室，有律师围上来要为他维权。他最终选了一个律师，凭九级工伤鉴定，得到了20多万元赔偿——这让谢中贤彻底意识到了法律的力量。

谢中贤接下来长达4年的4次劳动仲裁、2起诉讼，就是这样开始的。

“找地方说道说道”

被物业公司辞退后，谢中贤就去北京市大兴区司法局咨询，接着认识了北京京兴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李林琛。

李林琛代理过许多劳动争议类案件，他坚信劳动法是保护劳动者的，只是许多人缺乏了解——例如，没有劳动合同还能拿到“双倍工资”。

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从未签合同的第2个月起算，最多支付11个月。

李林琛发现，不仅许多劳动者不知道这一点，连一些用人单位也不知道。

这就是谢中贤第一次申请劳动仲裁的请求之一。但他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该向谁去要这笔钱。要想申请工伤赔偿，也得先确立劳动关系。

他锚定了物业公司。但在庭审中，物业公司拿出合同，证明小区里的安保服务工作已经全部外包给了保安公司。北京市大兴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对合同予以采信，驳回了谢中贤的全部诉讼请求。

2022年，谢中贤以同样的理由向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起诉。这一次得到了支持。

法院判决认为，谢中贤从事的工作是物业公司的业务组成部分，日常接受物业公司的管理，因此对这段劳动关系予以采信。物业公司应向谢中贤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等共3万余元。

物业公司不服，但没有提起上诉。因为他们很快就收到了一份由保安公司出具的承诺书。

“由于我公司管理制度不完善等原因，造成了贵公司在与谢中贤劳动争议一案中败诉。”承诺书写道，这笔赔偿费用将由保安公司承担。

这是一个矛盾的“承诺”，毕竟在法院庭前询问时，保安公司还说不认识谢中贤这个人。现在却主动摆出了和解的态度。

至此，两家公司都以为纷争告一段落。谁都没想到，5个月后，谢中贤会再次申请劳动仲裁。

物业公司的反击

后续的许多进展证明，规范用工，既是在保护劳动者，也是在保护用人单位自己。

法院判决生效后，谢中贤就拿着这份劳动关系证明去做了工伤鉴定，被北京市大兴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为10级工伤。

他据此请求一次性伤残补助金10万余元，并争取得到离职后至仲裁时的5万余元工资，尽管在这两年里他一天班也没去上过。

谢中贤抓住了物业公司的“失误”——法院判决生效后，物业公司没有主动解除这段自己认为并不存在的劳动关系。这期间劳务费用一直在产生。

再度紧张起来的物业公司将谢中贤诉至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请求确认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

在这个阶段，物业公司找到了一个新的证据：一位员工翻阅旧手机，发现了一份两年前的文件，其中提到：“我公司员工杨辉……于当日提出离职。”文末加盖了保安公司的公章。

这可以证明杨辉是保安公司的员工，而谢中贤平时就是受杨辉管理并发放工资。但为物业公司代理的北京泓聚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心琪认为，这还不是最有力的证据。

“这个案子，劳动者（维权）其实比较简单，各项赔偿明晰，都有法律规定。但是公司这边，能找到的证据和法律依据都比较少。”赵心琪也认同法律对劳动者的偏向保护。

2024年1月，北京市大兴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认定截至庭审当日，双方劳动关系未解除，支持谢中贤的部分赔偿请求，驳回了其索要工资的申请。

物业公司决定向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这是在法院的救济途径用尽后，法律赋予当事人的最后一道司法救济屏障——法律监督程序。

在此期间，谢中贤又申请了一轮劳动仲裁，请求确认上一次仲裁至本次仲裁时与物业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并支付工资及解除劳动关系补偿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共9万余元。

北京市大兴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再次支持了谢中贤的部分赔偿请求。

如果不能推翻原判决，物业公司将面临共约15万元的赔偿。

查明真相

2024年7月，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苏侃办理了这个案件。

在翻阅案卷后，她初步判断，谢中贤的真实用工主体很可能是这家保安公司，而非物业公司。“（保安公司）向物业公司出具了承担赔偿的承诺书，又说不认识谢中贤，这本身就不合逻辑。”她说。

从谢中贤提供的聊天记录来看，他和杨辉的工作交流更多。对物业公司的韩主管，“主要是吐槽保安队长分工不公平、行为不端……”苏侃说，物业公司作为发包方，的确对保安业务有监管职责。

在审查阶段，苏侃询问了小区里的其他保安。有人说，是由保安公司发放工资，此前有一个姓张的保安队长，还和保安公司打过官司。

苏侃抓住这个线索，找到了关联案件，从法院调取的卷宗里看到了保安公司的工资表和考勤表——谢中贤的名字恰好列在上面。但这还不是最直接的证据。

最好能找到银行的工资流水记录。苏侃说：“我们也不知道他们（谢和杨）在哪些银行办过卡。”她和同事花了一个月，一家挨着一家银行查，也没找到任何有关工资发放的记录。

苏侃又从保安公司的社保缴费记录入手，通过北京市大兴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找到了保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接受询问时，对方承认的确通过保安队长杨辉向谢中贤发放工资。

这个供述让案件实现最终突破。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最终以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为由，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每一步能查出来都是很艰难的。”苏侃提到，检察机关最终通过上下联动，确定了“以抗促和”的办案思路，同时联合两级法院与两家公司沟通，促进三方达成共识：谢中贤的15万余元赔偿，由物业公司承担2万元，保安公司承担13万元；物业公司支付此前拖欠保安公司的39万余元安保服务费。

2025年9月，法院出具调解书，彻底解决所有关联纠纷。

“不学法不成”

打官司的这几年里，谢中贤一直在送外卖，为生活奔忙。苏侃几次见他，他都穿着外卖员的制服，在法庭上也是。

律师李林琛说，赔偿数额的确超出了他的当事人的想象。4颗牙，4年时间，换得15万元。

“他这个事虽然看着是小，他职业很普通，待遇也不高。但这个事儿，它就是符合工伤待遇的范畴。”李林琛再次强调，劳动法是保护劳动者的。

谢中贤特意在法院门口拍了张自拍照，设置成他的微信头像。在与记者谈话间，他会一字一顿地强调：“国家法律明文规定……”

“不学法不成，得稍微懂点。”他说，“如果都像我一样拿起法律武器去维护自己的权益，以后中国就少很多这样的老板，打架的人也早就开除了。”

2025年，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安保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项目部副经理黄大勇表示，我国已有保安企业超1.7万家，保安从业人员达到670多万名。北京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总队保安管理支队支队长刘炜说，北京市30余万名在职保安员中，95%以上为外来务工人员。

苏侃此前很少在生活中留意这个群体。办谢中贤案后，她进出写字楼、商场，有时会停下来问门口的保安：单位有没有给你们交社保？

“这几个都没有。”她说。

谢中贤所在的保安公司名下有150多名员工，自2020年以来仅为13人缴纳了社保。2023年，该公司还因“招用人员未取得保安员证上岗”而违反《保安服务管理条例》被行政处罚。谢中贤也没有保安员证。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检察院后来向保安公司制发了检察建议，督促其规范用工及管理、为员工依法缴纳社保，同时将线索移送大兴区总工会。

2025年，我国劳动关系与社保领域又实施几项新规。9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再次对劳动关系认定进行细化，囊括了业务转包、挂靠、劳动者被多个存在关联关系的单位交替或者同时用工等多种情况。

《关于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 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意见》则宣布全面取消社保参保户籍限制，着力将灵活就业者、农民工等群体纳入保障体系，并推动合理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