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视点】

　　作者：张大林、季飞（分别系贵州大学党委副书记、教授，贵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传统村落凝结着农耕文明的智慧结晶，承载着亿万国人的乡愁记忆，是推进乡村文化振兴、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根基。

　　经过多年实践，我国传统村落保护已从零散抢救迈入系统性推进、整体性保护的新阶段，全国8155个村落列入国家级保护名录，各地探索出诸多有益路径。但也要清醒认识到，保护工作仍面临治理协同不足、产权界定模糊、主体活力不强等深层次难题，部分地方存在“重申报、轻管理”“重开发、轻保护”现象，或陷入“冻结式保存”困境，或因过度商业化消解乡土本真。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制度创新要强化统筹协同。传统村落保护涉及规划、住建、文旅、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条块分割、权责交叉易导致“九龙治水”，制约保护成效。比如，福建南平建立传统村落保护离任交接制度，将保护责任纳入干部履职清单，实现“在任担责、离任交责、失职追责”，确保工作接续推进；云南通过出台省级保护办法，构建“规划管控、分级保护、动态监管”全链条体系，将保护要求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监督实施。实践证明，唯有通过制度设计明确各级权责，建立统筹协调、联动高效的机制，才能凝聚保护合力，提升工作的系统性与整体性。

　　制度创新要深化产权改革。产权清晰是资源合理配置的前提，更是破解“保护无资金、开发无路径”困局的关键。比如，浙江松阳搭建农村产权交易平台，创新传统建筑使用权流转模式，在坚持集体所有权不变前提下，通过修缮补助、技术指导等政策吸引社会资本参与，让闲置古民居焕发新生；安徽黟县制定古民居产权流转管理办法，建立“产权人+运营商+村集体”利益共享机制，实现保护与增值双赢。产权制度创新既破解了资金瓶颈，又让沉睡的文化资源转化为乡村发展的优质资产，构建起“保护—利用—增值”的良性循环。

　　制度创新要凸显村民主体。村民是传统村落的创造者、守护者，更是直接受益者，其参与度直接决定保护工作的可持续性。保护传统村落，必须坚持“保护为了人民、保护依靠人民、保护成果由人民共享”。比如，福建永定创新“政府引导+村级主导+企业运营+村民受益”联营模式，让村民在旅游发展中获得租金、股金、薪金多重收益，村集体经济显著增长；广东潮州龙湖古寨成立村民议事会，让村民全程参与规划制定、项目实施等关键环节，确保保护工作贴合民生需求。同时，要加强技能培训与文化引导，培育乡村工匠队伍，提升村民保护意识与参与能力，推动村民从“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受益者”，让传统村落始终充满烟火气。

　　制度创新要推动融合赋能。传统村落保护的核心是活态传承，既要守住文化根脉，也要适配现代生活需求。要坚持“保护优先、合理利用”原则，推动传统村落与文旅、生态农业等产业深度融合。比如，陕西袁家村以传统民居为载体打造民俗体验街区，让饮食文化、传统手工艺在经营中传承；福建屏南县通过引入艺术创作业态，吸引年轻人回流，唤醒古村文化活力。此外，要强化科技赋能，借助三维扫描、虚拟现实等技术建立数字化档案，实现精准保护、动态监管与全景展示，让传统村落文化魅力在数字时代广泛传播。通过制度设计规范开发边界，杜绝过度商业化与同质化，守住乡土本真，实现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有机统一。

　　传统村落保护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关乎文化传承、乡愁寄托与乡村振兴。以制度创新破解发展难题，构建“政府引导、社会参与、村民主体、科技赋能”的长效格局，既能让传统村落保留“老味道”，又能焕发“新活力”。唯有久久为功，不断推进制度完善与创新实践，才能让传统村落真正成为承载乡愁记忆、彰显文化自信的精神家园。

　　《光明日报》（2026年01月12日 05版）

[ 责编：孙宗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