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天津日报）

转自：天津日报

　　初冬的一个周末，我又带着孙儿大桐来到民园广场。大桐出生时，这片场地刚改造完不久——他在这里学会走路，坐着观光马车听导游讲五大道故事；现在，作为一名北京小学生，每次回天津，他总要在这儿玩到尽兴。

　　民园广场的前身民园体育场曾是天津最大的体育场，新中国成立后历经多次升级改造，2012年至2014年完成脱胎换骨的重建，变身为集健身、观光、餐饮、购物、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城市休闲广场。场地无封闭围墙，吸引国内外游客纷至沓来。天津人念旧，老土著仍习惯叫它“民园体育场”。

　　● 上世纪中期的成长往事

　　民园体育场地处和平区，上世纪初被英租界爱丁堡道（今重庆道）、马耳他道（今衡阳路）、新加坡道（今大理道）、威灵顿道（今河北路）四条路部分路段围拢起来。在我少年时（上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中期），除正门外，四个交叉路口各有两扇对开的高大庄重的红门；三四层楼高的围墙圈起的看台，能容纳约两万名观众，那时天津还属河北省管辖，省、市许多体育大赛都在这里举办。

　　体育场正门斜对面是长沙路。出此门，顺直走到耀华中学，全程不到1公里。我家就在长沙路四品香旁边，从体育场正门左手边往鸿德里走，先经过民园大楼、和平第11幼儿园、长沙路小学（现址已是11幼），横过成都道后，再穿过永安里，就是鸿德里。鸿德里左手第一门的房产，现仍属于101岁的老寿星唐婶；90年前，她的公公唐鸿宾先生见五大道已成规模，便在那一年开始兴建鸿德里。开工那天，他兴奋留影，照片上清晰记录下：“乙亥除夕前一日余初留鬓于时年五十一岁，越二十七日开始建筑天津英租界鸿德里楼房亲自持锨动工典礼摄影留念 唐鸿宾 识 丙子正月二十七日”。当年鸿德里与永安里、思治里本是相互呼应的建筑群，唐先生协调施工。

　　上世纪60年代初，长沙路小学和西安道一小、二小，以及我1962年入学的营口桥小学（校址在今耀华中学校内），四所学校的房龄尚在“青春”。建筑美如画，崭新的书桌、新安装的玻璃黑板和明亮的教室，至今难以忘记。鸿德里总是安安静静的，九方格地砖铺就的地面永远干干净净。这一切，让我和小伙伴们的童年像花儿一样温馨美好。

　　民园体育场的环形大台阶就是看台，有二十几层，每层约两尺高，一尘不染。看台十分宽敞，坐下来，双腿放在前一排人背后，还有很大的余地，不会碰到对方后背。天冷时台阶冰凉，到了夏天又晒得滚烫，我姐曾在一个夏天参加组字表演，当时多所中学在这里集训，学生们热情似火，没有人因为天气热而叫苦叫累。

　　天津一中老学长张鸿德，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多年前，他就拍下了鸿德里的照片，还珍藏着自己从小学到高中在民园体育场留下的时光印记：有参加短跑、中距离跑、跳远的夺冠照片，有运动会剪报，还有天津市体委、河北省体委乃至国家体委颁发的比赛奖章、奖状、运动员等级证书等。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民园体育场周日常举办球赛，那会儿观赛球迷的自行车长龙很是壮观，从耀华中学那边过来600步，右手从求志里（大革命时期中共天津地委办公地之一，当代作家何申曾住在这里）开始排，依次经过冯骥才先生当年住的思治里和相连的长沙路幼儿园、研制“通脉养心丸”的名中医董晓初居住的鸿德里、鸿德里旁边永安里两条胡同，以及对面的九福里和瑞玮山庄，100多米长的路两侧整整齐齐地排满自行车，足有上千辆，多到把我家设在长沙路上的前门都堵住了。那会儿也没听说过球迷丢车的事。

　　鸿德里的邻居开着窗户，民园体育场里“进球了”的欢呼声能把整个胡同唤醒。邻居陈哥和我姐还记得，曾有阿尔巴尼亚足球队、朝鲜鸭绿江足球队与天津队在此比赛，陈哥清楚地记得鸭绿江队与天津队的比分是1:1。张鸿德学长说1965年前的球票从1角到1元不等，按看台方位细分；陈哥则记得上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球票一个价格，不分座位等级，位置好不好全看买票早不早，当时花两毛钱就可以观看一场高水平的酣畅淋漓的球赛。那时的民园体育场，不只是比赛场地，更承载着天津整座城市的激情与梦想。陈哥记得上世纪60年代天津足球队的主力球员有张业富、宋恩牧、孙霞丰、张亚男、韩武……我知道国家队守门员张俊秀住长沙路桐华里，却从没遇见过，据说他后来调到国家体委，成了年维泗的助手。

　　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民园体育场里盖满临时抗震房，几年没有赛事；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里经常举行大型公开的非体育类活动。这些都成了五大道周边居民抹不去的记忆。

　　● 上世纪末的足球印记

　　10多年前在多伦道一家银行，一个年轻的男储蓄员笑着跟我打招呼：“阿姨，多年没见，‘于根伟’后来上大学了吧？现在在哪儿工作？”我愣了愣，终于想起他是与我儿子小时候一起踢球的邻居小伙伴。

　　上世纪90年代，全国足球甲A联赛开展得如火如荼，我儿子也成了小球迷。从小学三年级起，他就对着电视直播预判解说员的用词；高中时把自己写的世界杯足球赛征文送到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当晚的体育节目就播出了这篇文章，成为他青葱岁月的美好印记。

　　那些日子里，儿子把邻居家的小朋友们组织起来，成立了一支小足球队。小朋友们问他叫什么，他不假思索地回答“于根伟”。那些年，他的记录本上满是足球教练员、解说员和运动员的签名：蔺新江、高复祥、金志扬、张路，等等，当然还有真正的于根伟。天津足球队领队刘作云的爱人，是鸿德里的老邻居苏杭，我常幸运地得到这对夫妇的赠票。

　　1996年，天津三星足球队主场对广州松日队的比赛，是令我们母子最难忘的一场足球赛。多年后儿子跟我说：“1995年天津队没外援，1996年奥斯瓦尔多来了，下半赛季左树声上任，又换了三个巴西外援。邵庚那次连过五人进球，那可是甲A历史上的最佳进球之一，咱们能亲眼看到，太幸运了。”他还回忆道，“看那场球咱俩坐在民园体育场14看台，就在主席台右边，出来就能看见外援。奥斯瓦尔多那场头破了，缠着绷带还坚持踢完，救护车都来了。您当时跑在追星族最前面，速度快得很，把奥斯瓦尔多都看呆了——现在想，他肯定纳闷儿，这天津40多岁的中年女球迷真厉害！”

　　那段日子，我写了篇几百字的文章《球迷的奇迹》，表达看球时气血顺畅的快乐。我贴了张两毛钱的邮票，把稿子寄给了《天津日报》。多年后我才知道，当年处理我稿件的是编辑彭莱，我不知道她的模样，连句“谢谢”都没说，成了永久的遗憾。后来，我总以她为榜样，认真修改作者的稿件，尽心尽力地为他人作嫁衣。

　　那几年，还有两段发生在民园体育场的插曲令我难忘。有一场比赛太热门，进场管理严格，一张票只能一个人进去，不能带孩子。我只好让儿子自己进场，反复叮嘱他：“别去拥挤的地方，散场时等会儿再出来，一定要注意安全……”我的唠叨被一位执勤的武警排长听到了，他让一个战士追上我：“大姐您别走，我们排长让您进场。”我感动地问他们是哪支部队，战士只说“我们就是武警”，追问了半天，终于告诉我排长姓邢及其联系方式。

　　进场后，我找到主席台，请播音员帮忙找儿子。不一会儿，儿子远远地冲我跑过来，欣喜的目光里似乎在问：“您怎么进来的？”

　　当晚，我就试着给邢排长写了封感谢信。他接到信后给我打来电话。后来他还来我单位找过我，说他特别崇拜周总理，立志要做总理那样的人。他是大学毕业后参军成为一名武警战士的，那天在体育场听到我跟孩子的对话，想起每次离家时母亲对他的嘱托，差点儿落泪。

　　那时因为爱足球，我特别关注北京国安队，也喜欢听时任国安俱乐部总经理张路先生的解说。找他聊足球成了我组稿的敲门砖。我根据他的口述，执笔写了《我曾住在黄土高坡》一文，得到了他的热情肯定，这篇文章还被收录到《知青老照片》一书里。

　　● 进入新世纪后的情感联结

　　进入新世纪后，因种种原因，我对足球的热情渐渐淡化，可与民园体育场的情感联结还在延展。

　　2008年，一个叫布莱恩·鲍尔的英国人进入我的视野。他1918年出生在天津，童年时期住咪哆士道（今泰安道），1930年搬到了爱丁堡道（今重庆道）——那时的爱丁堡道刚建好，鲍尔满心欢喜地随父母搬进了新家。我编写的《散落的珍珠》一书，竟被他在大英博物馆看到了。他按照版权页上的信息给我打来电话，希望我帮他找几本他在天津出版的书——《租界生活：一个英国人在天津的童年》。可他手头没有这本书，连出版社和编辑的名字都忘了。

　　了解情况后，我找到了天津人民出版社的责任编辑韩玉霞。韩老师特别热心，很快就寄了书，满足了鲍尔的心愿。鲍尔特意发来电子邮件表示感谢。在书中他回忆，1930年5月24日值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生日，12岁的鲍尔在民园体育场参加了纪念女王的校际运动会，还与老师、同学等拍了合影；他记得那时体育场的跑道是煤渣儿铺的，也记得英国人伍海德常常自豪地说：“在世界任何地方举办的庆祝活动，都不如天津办得热闹。”他还提到当年民园体育场的管理者是俄国人，叫尼科庭。可谁知，或许是心愿已了，鲍尔收到书后没多久就去世了。

　　如今，我儿子也已人到中年，经常抽时间观看中国足球超级联赛，尤其天津津门虎与北京国安的比赛，常到现场加油助威；他平时也爱踢足球，2025年还参加了北京市第五届社区杯足球赛。孙子大桐课余时间也爱踢足球。我们一家与足球的缘分还在继续。

　　民园体育场，留下了往日时光中的点点滴滴，一生难忘。 题图摄影：记者 吴 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