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走过半个世纪，西花厅的海棠花开了又谢，而那个佩戴“为人民服务”胸章的身影始终未曾远去。

2026年1月8日，是周恩来总理逝世50周年。

在这个特别的时间节点，澎湃新闻独家专访了周恩来总理的侄子，国防大学原党委常委、政治部主任周尔均少将。

周尔均出生于1932年，14岁那年在上海第一次见到他的七伯周恩来。他此后的人生中，既多次接受周总理的教诲，也因生活、工作中的交集而对周总理有着更全面、立体的了解。

如今，周尔均已93岁高龄，仍精神矍铄、思路清晰。在北京一个晴暖的冬日，他专门腾出大半天的时间，与澎湃新闻展开一场跨越时空的问答，深情追忆缅怀周总理。

周尔均眼中的周恩来，既是会打乒乓球、会捡地上的小乌龟给孩子玩的七伯，也是有着美好品德与伟大人格，一生无私、忘我奉献的人民总理。“他生前和七妈共留下5100元，并且全部作为党费上交，他一生坚守的廉洁底线是‘天下为公’。”周尔均说。

“我第一次见他，他就教育我自强自立，并强调了读书的重要性。”周尔均认为，周总理所说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应该成为当代青年的信念。因为时代在不断进步，新的信息、新的知识在爆炸性增长。特别是在人工智能时代，如果不想成为时代的落伍者，就要不断读书，掌握新的知识。

以下是周尔均与澎湃新闻的对话：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应成当代青年的信念”

澎湃新闻：2026年是周总理逝世50周年。您认为，在当下社会重温周总理“骨魂洒向祖国的江河大地”般的奉献精神，最重要的现实意义是什么？

周尔均：按周家排行，侄儿女辈一直叫周总理夫妇“七伯”“七妈”。讲到这件事情，七妈在七伯追悼会之后，紧接着与我们亲属的一次谈话中提到，她与总理约定，不保留骨灰，而是将骨灰撒向祖国的江河大地。

她说，这个约定是很早就定下的。改革中，丧葬习俗由土葬改为火葬，他不仅要火葬，而且不保留骨灰，将其撒掉。

她还说，七伯想的是，死后还要为人民服务，骨灰可以化作肥料，也可以用来喂鱼。物质不灭，生生不已，你们要支持他这种心愿。

可以说，他们以美好信念和人性之美教育我们。我把他们的一生总结为16个字：放下私心，看淡个人，来自人民，回归自然。

澎湃新闻：如果请您向一位“00后”青年介绍您的伯父周恩来，您想说些什么？您希望青年人传承弘扬周总理的哪些精神品质？

周尔均：毛主席评价白求恩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我觉得用这个评价来形容他也非常恰当。

周总理是一个有着钻石般光辉品格的人，他的精神在不同层面、不同角度都闪闪发光。他的本质就是高尚、纯粹。我觉得他所坚守和追求的人生价值，也是青年人应该努力追求的。

澎湃新闻：周总理年少时就说要“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在您看来，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对青年人来说，“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应被赋予怎样的新内涵？

周尔均：一百多年前，他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信念勉励自己，也勉励他的同代人。

八十年前，我第一次见他，他教育我自强自立，并强调读书非常重要，要我好好念书。他说，因为战争，延安条件比较艰苦，也没什么正规的学校。他教导我：好好读书、经受社会的考验和锻炼，与今后投身革命是同样重要的事情。

我想，“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句话，应该成为当代青年的信念。因为时代总在不断进步，新信息、新知识在爆炸性增长。如果不想成为落伍者、不想被抛下时代的列车，就要不断读书，掌握新的知识。

今天，人工智能的列车正在呼啸而来，它在每个人的人生站台上停留的时间很短，而知识是我们每个人手中的车票。没有车票的人，就会被呼啸而过的列车甩下，被时代所淘汰。

“第一次见面激励我要自强自立”

澎湃新闻：您和伯父第一次见面时，他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教诲？

周尔均：1946年我第一次见七伯，确实也是印象最深刻的一次。短短一个多月里，他三次同我见面谈话，对我产生了很大影响。

当时是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矛盾加剧的时期。我父亲在外地工作，家里少了顶梁柱，我在外祖父家生活。由于战事频繁，学校无法正常开办，我从江苏高邮初中毕业后无法升学，家里经济也困难。

所以，当有一天我听母亲说七伯因公到南京、上海，正在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我就决定和哥哥到上海找七伯。

此前我没见过七伯，但由于革命早期七伯在上海领导地下斗争时曾住我家避险，所以我从小就知道他。

9月的一天，我和哥哥按照母亲给的地址，找到了上海的“周公馆”，第一次见到七伯七妈。见面后他们问到我今后的打算，我当即表态，希望有机会继续升学，更希望跟他们去延安干革命。当时七伯支持鼓励我们说，年轻人要有愿望、有理想。

那时也是七伯政务最紧张、最辛苦的时候，加之他们居住的地方人多、环境复杂，我和哥哥分别住到了在上海的舅舅、朋友家。

几天之后，七伯七妈又专门来到舅舅家看我。这次七伯谈到，你想去延安，就得有吃苦的准备。更重要的是，战争是残酷无情的，参加革命就要随时准备牺牲生命。

又过了一段时间，七伯七妈把我和哥哥叫到“周公馆”。考虑到形势紧张，国共和谈估计会破裂，当时情况下带上我们去延安有困难，他们建议我们先留在上海读书，充实自己。七伯说，想去延安的愿望是好的，参加革命的机会总会有的。他还说，青年人应自强自立，说到底每个人的路要自己走。

后来形势发展很快，只一个多月谈判就破裂了，再过不久七伯就撤离了。

那三次见面，七伯像对待成年人一样与我交谈，激励我“要自强自立，走好自己的人生之路”。这对年少的我来说，就像⻓夜⾏⾛时的指路明灯，照亮了我的整个人生。

澎湃新闻：哪件事让您第一次真切感受到“总理侄儿”这个身份的特殊含义与责任？

周尔均：是我入党时。

我在上海求学期间，国民党由盛而衰，从高峰跌落，这对我的触动很大。少年时我更多是口头上想去延安参加革命，此时则是真正想投身革命。上海解放后，我立即参军投身解放西南。从这期间到新中国成立、七伯担任国务院总理，我与七伯七妈一直有书信往来。

我曾在信中提到，我正在积极争取加入共产党。七伯七妈得知后回信鼓励我。我申请入党时，对我父亲在抗战期间的一些情况不太了解，七妈还亲自写了证明，让我看后转送党组织。

1953年我入党后，立即写信将喜讯报告七伯七妈。七妈很快亲笔给我回了信，对我的称呼由此前的“尔均侄”，变为“尔均同志侄”。

七伯七妈认为“共产党员”的称号是最珍贵的荣誉。他们一生都把党视为自己的生命，并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由于学识修养和身份原因，他们的文字表述一直都很谨慎、精确、优美。当时，七妈在信中称我为“尔均同志侄”，说明了他们对我的认可，将我视为他们的同志了。

信中，七妈高兴地祝贺我入党，并向我提出，必须加强党性锻炼，克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不断地为着党员的八条标准而奋斗，不要辜负了光荣的共产党员称号。必须注意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向群众学习，从而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服务。同时，不骄不馁，必须从思想上行动上加以不断地实践。这三个“必须”，今天仍对我们有教育意义。

我也因此感受到了他们的深情关注，以及作为他们后辈的责任与使命。

“十条家规”与用“大原则”管“小原则”

澎湃新闻：周家家风以严著称，周总理对亲属有哪些要求？有没有您记忆深刻的故事？

周尔均：前面讲到，我第一次见七伯时说我想去延安，后来他没有带我去延安。除了内战扩大因素，背后另一个原因是他不希望搞特殊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七伯七妈向侄⼉⼥们提出了若⼲具体要求，我们把它归纳成“十条家规”，比如：外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不得住西花厅；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等。我觉得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九条“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

讲两个我印象比较深的事。1955年，得知我与邓在军恋爱，七伯七妈特地约在军去⻄花厅。当时是七伯的卫⼠⻓成元功给在军打的电话，说会来接她。实际是，成元功自己骑着自行车，领着一辆三轮车来接她了。

另一件事是，在军是中央电视台的导演，经常在一些场合碰到七伯。但按家规，她不能表露与总理的关系。因此，有次工作中迎面碰上他，在军没打招呼，低着头迎面而过。事后，我们去西花厅见到七伯，七伯说这样做很对，就这么办。

另外，“不准为别人传话，递材料”也是一条重要的家规。同时，七伯又是一个非常实事求是的人，因此也出现过唯一的一次例外：七伯亲自让我向我所在单位党委传达他的一项重要指示。

那是1955年，我还在重庆工作，当时到北京出差汇报我所在单位开展肃反运动的情况。七伯知道了，专门安排时间，要我也向他做一次汇报。听我汇报后，他说，开展肃反运动很有必要，但要认真甄别、弄清楚情况，避免搞扩大化，因为人的生命和政治生命是第一位的，共产党就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同时，他还叫我将他说的话转达给我所在单位领导，并强调“就说是周恩来的意见”。听到最后这句，我最初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后来我体会到，七伯这是用“大原则”管“小原则”，用“大道理”管“小道理”。他从保护人民利益的最高原则出发，果断地打破了不让亲属传话的惯例，采取了最简单直接也最有效的方法。

澎湃新闻：您和夫人一生坚守“再难也要自强自立，不给老人增加负担”。在物资最困难的时期，支撑你们的信念是什么？

周尔均：在困难时期，大家都一样困难。虽然那时我一个月只有几十块钱的工资，有时需要向同事借钱维持生活，但我们从来没有向七伯七妈开口。

七伯的卫士、后来任七妈警卫秘书的高振普，曾将他保存的最后一份七伯七妈的工资单送给我们举办的“缅怀周总理珍品展”展出。高振普告诉我，从1958年到1976年，七伯七妈工资共16万多元，其中近5万元补助亲属和工作人员，并记录了受补助的人员名字、金额。这个补助名单上没有我和邓在军的名字。我和在军提到这个，感到很自豪。

“对家族后辈既严又爱，曾捡小乌龟给我女儿玩”

澎湃新闻：您如何理解七伯七妈“看似无情胜有情”的深爱？在您看来，伯父留给您的最宝贵的生命馈赠是什么？

周尔均：他们对我们确实既严又爱。高度的严与更深的爱统一在深爱、大爱、长远的爱之中，是发自内心的无私的爱。

中南海怀仁堂旁边的小庭院里，有一块清代乾隆皇帝立的“下马必亡碑”。乾隆立的这块碑，就是训诫八旗子弟要学习骑射、满文，生活淳朴不得浪费，目的是“冀亿万世子孙，共享无疆之庥焉”。但历史现实是，从公元1752年立碑，到1912年清朝灭亡，仅相隔160年。某种程度上说，清王朝的腐败、衰败，就是从八旗子弟的堕落开始的。

听卫士说，七伯休息散步时经常走到这个庭院，在那块碑前沉思。他⼀⽣忧国忧民，熟谙中外历史，⼜⽬睹了清王朝的轰然倒塌，所以他教育后辈，要求我们自强自立。因为唯有自强才能避免个人的堕落。

澎湃新闻：作为国家领导人，周总理日理万机。据您了解，他是如何平衡“国事”与“家事”的？

周尔均：他一心扑在国事上，家事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国事的一部分。他的一言一行都是有关国事的，即使是对家人的支持或者关心，也是与党和国家的政策息息相关的。

比如我，从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开始，他就以党的政策要求我自强，认真读书，接受社会教育、参军、入党、工作，按党和国家的政策所期望的方式和路径来成长。

我有个堂弟叫周尔辉，七伯很喜欢他，他的婚礼还是七伯主持的。尔辉从北京钢铁学院毕业后留院工作，他的爱人是江苏淮安的小学老师。尔辉新婚后，北京钢铁学院要成⽴⼀所附属小学，经组织上征得淮安市同意，弟媳被调到钢院附小当老师。弟媳来京报到时，被七伯知道了。由于当时正在精简城镇人口，七伯劝弟媳服从大局，回淮安工作。于是，弟媳就回了淮安。后来，尔辉也主动申请调到淮安当了一名数学老师。

但在日常生活中，七伯作为长辈，对我们也是充满温情的。

1962年，有次在军带了我们一岁多的⼆⼥⼉蕾蕾去⻄花厅看望七伯七妈。七伯高兴地抱起蕾蕾，还喊七妈一起带蕾蕾到中南海湖边玩。其间，七伯在地上捡了个小乌⻳给蕾蕾玩。吃午饭时，是素菜的两菜一汤。蕾蕾⽤⼩⼿去抓，在军觉得这显得孩子没家教，就用筷子打了下蕾蕾的⼩⼿。七伯批评了在军，他说，凡事要实事求是，孩子这么小不会用筷子，手就是她的工具，你怎么能打她呢！记住：生活中、工作中都要实事求是。

“一天中的四件事反映总理的四重品格”

澎湃新闻：周总理曾多次向家人强调“修德是人一生中大事”。据您了解，他是如何通过日常小事来具体践行和传达这一理念的？

周尔均：作为亲属来看，生活中这样的事很多，衣食住行方面都可以举很多例子。这里，我讲点从工作的角度了解的例子。

1957年，他同贺⻰副总理率团出国访问回来，在重庆总结工作。代表团就住在我所在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重庆办事处，简称总后“渝办”）的“红楼”招待所。我因此有机会去跟他见上面。

我去见他还没坐下时，他就说，你先去旁边看看你们的老司令贺老总。从这里可以看出，他是很尊重他人的。他本人也说过，“要得到人家尊重，首先要尊重人家”。

我去见过贺龙副总理后，又发现了一件小事，就是贺龙副总理住的是一个大套间，而周总理住的是一个普通单间。我问七伯的卫士长，被告知：你七伯每次因公外出，到了接待单位，都要过问每个人的住房安排情况。他了解到“红楼”只有个大套间，便交代说“贺老总年纪大，套房留给他住，我同大家一样住单间”。贺龙副总理跟他是挚友，所以也没推辞。这说明他严于律己。

还有件事是，当天晚饭开餐时，他发现外交部的乔冠华还在赶材料没到场，就说那就等等。等了大约一二十分钟，乔冠华还没来。在场的外交部新闻司司⻓龚澎（乔冠华的爱人）便说不用等了，但七伯笑着说“再等等”，这说明他很体恤部下。

还是在当晚的饭桌上，七伯在逐一向在座同志碰杯问好的过程中，洞察了解到“渝办”副主任王政因⻄安事变时是地下党员、被认为有些历史问题需要调查弄清而未能授军衔，便主动过问、亲自做证，最后使王政的授衔问题得到了解决。这说明，他重原则的同时，不忘故旧。

这些都是在工作情况下，我看到的周总理非常真实的一面。他为人处事自然真诚，没有一点做作。

“他一生辛勤工作，心中始终装着‘人民’二字”

澎湃新闻：许多史料都记载了总理深入基层、倾听民声的事迹。在您看来，他这种“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内核是什么？

周尔均：总体来说，是深入基层群众，了解真相。

他认为高层领导人靠听报告可能不一定能了解全部真实情况，所以他亲自下去调研。

这方面我自己曾有难忘的教训：1958年，我曾在天津参观过亩产“万斤稻”的水稻田，还深信不疑，写下了一首热情颂扬的打油诗：“喜看稻禾浓密，光照通⻛⼩⼉睡。历代灾荒此无，世间变异今日殊。”回过头看，这明显是异想天开。那时，我也见证了“⼟⾼炉”炼钢，一些地方甚至砸锅炼钢。但由于没有先进工艺，炼出的钢品质不好。

周总理当时深入农村和工厂进行调查，尽力减少“大跃进”造成的损失。农业方面，在亲自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列举实例，向毛主席、党中央反映：社会普遍不赞成大办公共食堂。1961年夏收后，中央解散了公共食堂，口粮分配到户。工业方面，当时四川有几百万农民上山搞土高炉，庄稼烂在地里没人收割。他调查了解情况后下令让所有搞土高炉的农民“马上下山”，恢复生产。再回想，这个逆潮流而动的重大举措，对于当时的七伯而言，需要多大的勇气。

一直到去世，他办公室里还放着一块海绵铁。这是他在调研过程中发现的。当时大量的钢铁其实是“海绵铁”。他一直把它放在办公室里，其实是警示自己，也是他既解放思想又实事求是的体现。后来我看到这块“海绵铁”就想到了“俯首甘为孺子牛”这句诗。

他去世后，一句“人民总理人民爱，人民总理爱人民”，是对他的最高评价，也是对他历史定位的总结。他一生辛勤工作，心中始终装着“人民”二字，“为人民”是他奋斗的最高目标，也是他日夜奉献的动力。因此，他这种“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内核就是“为了人民”。

澎湃新闻：周总理一直佩戴着“为人民服务”的胸章，并以身作则、践行初心。您的印象中，他是如何严于律己并始终与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总理生前常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是如何身体力行这句誓言的？

周尔均：他心中始终装着国家和群众。在教育我们时，有很多话都提到人民群众。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说：“不怕战争失利，只怕失去人心。”

他一直把群众放在第一位，很多小事中都体现了这一点。举个例子，北京有个地方叫五棵松。有次七伯乘⻋经过这里，发现只有四棵松树了。他当即叫身旁秘书转告市政部⻔，再栽上一棵松树，“免得过往的群众找不到路，不方便”。

还有件事很感动我。原国家物资管理部部长袁宝华告诉我，有次七伯发现小学课本发黄，担心会看坏孩子们的眼睛，就把袁宝华叫过去问明原因。当时正值20世纪50年代，由于缺碱，所以生产的纸张发⻩。对此，七伯说，无论如何要保障课本用碱，不能把孩子们的眼睛弄坏了。后来袁宝华尽力克服困难解决了问题。

七伯是1976年1月8日逝世的。1975年12月20日，病痛中的七伯多次昏迷，他知道自己来⽇⽆多了。然而，他当时还想着台湾的事放心不下，嘱托“不要忘了台湾人民和在台湾的朋友”。

“他一生坚守的廉洁底线是‘天下为公’”

澎湃新闻：作为国家领导人，周总理始终坚守廉洁底线，他对金钱秉持怎样的态度？他对后辈是否有过关于“廉洁”的深刻叮嘱？您认为周总理的廉洁品质，对当下的社会风气建设有哪些现实启示？

周尔均：对于钱，七伯怀有种复杂的情感：作为国务院总理，他深刻理解钱作为经济流通手段和财富外在体现的极端重要性，竭尽心力治理国家财政。而作为一个道德高尚的纯粹的共产党人，对由于金钱所产生的罪恶行径深恶痛绝。七伯同侄儿辈讲家史时，不⽌⼀次地提到，他的生母为中彩票遭遇的种种烦恼。正因如此，他和七妈把工资交给卫⼠⻓管理，除生活必需的开支以及部分用于资助有困难的身边工作人员和亲属外，其余全部作为党费上交。

说到七伯廉洁，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修缮西花厅。

⻄花厅原本是清末宣统皇帝的父亲载沣获准在中南海的一侧修建的府邸。不过，⻄花厅还未竣工，清朝就垮台了。到解放初期，这里已经比较荒芜、破旧了。20世纪50年代，我去见七伯时，西花厅就非常破旧，地上铺的砖既破损又潮湿，门窗有缝隙，透风，木柱也不结实。七伯的关节有病，七妈的身体一直不好，这个环境对他俩的健康很不利。

20世纪60年代初期，七伯的警卫秘书何谦多次请示进行必要的修缮，都被七伯拒绝了。恰好有段时间，七伯因公外出、七妈也去外地了，何谦便报经上级批准，对⻄花厅进行了简单的修缮。但七伯回来一看，非常生气，说“这不是我的房子”，就临时住到钓鱼台去了。何谦又劝又做检讨，还请陈毅副总理去劝也没有用。

后来有次我去钓鱼台看他，见他心情还可以，就说，“伯伯，你教育我们要爱护国家财产，这西花厅不就是国家财产吗？我看修得也没啥大问题，你不要生气了，就回去住吧。”

他听了点头说，“你说的也有道理。但我现在是总理，我要带这个头去修房子，下面都一起跟着修的话，不知道会造成多大的后果。西花厅虽然破旧，也还能住。”

说到生气的原因，他还提到了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后来，把新装的窗帘卸了、吊灯拆了，床也换回去了，七伯才勉强同意住回西花厅。

另外，从他生前和七妈共留下5100元，并且全部作为党费上交，可以看出他一生坚守的廉洁底线是“天下为公”。身为总理的他，认为自己就是人民的勤务员。

我个人认为，官员的腐败就是从做官“当老爷”开始的，反腐倡廉首先要打掉“官气”，要多一点“员气”。

“他崇高的品德、情操永远存在于人们心中”

澎湃新闻：作为周总理的亲属，您几年前撰写出版了《百年不了情：我与伯父周恩来相处的日子》一书。请问最初是什么促使您动笔的？您希望以亲属视角为公众留下怎样的总理形象？

周尔均：七伯已经离开50年了，但我们一直非常想念他。

早在2008年，为纪念周恩来总理诞辰110周年，由我策划、在军导演的大型情景音乐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现场，当主持人倪萍说到“周总理，我们想你了”时，全场突然变得安静无声，台下很多观众都流泪了。那场晚会的节目之一、郭兰英用真声深情演唱的《绣金匾》，也听哭了很多人。这种场景令人动容，也令我意识到，很多人像我们亲属一样还思念着周总理。作为亲属，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再做点什么。

更早之前，我在1995年离休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和我的老伴以及孩子们一起，历时三年，制作了电视纪录片《百年恩来》，纪念周总理诞辰100周年。拍摄中，我们采访了近四百位各界人士，其中既有外国元首、外交家等，也有工人、农民等，他们都由衷表达了对周总理的敬仰和思念之情。这让我意识到，作为亲属，我们对周总理的认识还远远不够。同时，我也悟到一个道理：周总理不仅有丰功伟绩——这些已经载入史册，更重要的是，他崇高的思想品德、道德情操和人格魅力，永远存在于人们心中，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但一部《百年恩来》的纪录片无法将所有内容都呈现出来，所以我就有了要再专门写一本书的念头。

此外，我的成长经历中，多次接受七伯七妈的教诲，也了解他们经历的很多坎坷。然而，我注意到，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关于周总理的文章和纪念回忆录中，存在一些与事实有出入的内容。所以，我觉得，把与周总理有关的所思、所见、所闻、所感用文字记录保存下来，并对一些情况进行澄清，这是我的责任与使命。

因此种种，在不会电脑打字的情况下，我一字一句地手写，经过一年半时间，终于在88岁时完成了《百年不了情》的手稿。这一书名也是我用心取的。

澎湃新闻：在书中，您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家族史与生活细节。在搜集和撰写过程中，最触动您，也让您最难以落笔的是哪个故事？

周尔均：难以下笔的、也是我感触最深的，还是在他精神状态比较压抑的时候发生的事。

他是一个大智大勇、充满革命乐观主义和英雄主义的人，一生经历过许多大事，面对长征等艰难环境都毫不畏惧。但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他也有过困惑的时期。

我讲一个总理打乒乓球的小故事。很多人知道西花厅有个乒乓球台，总理在那里打球，我也曾陪他打过。但后来我才知道，这背后有着不为人知的情况。1958年前后高指标的做法盛行。当时七伯认为这些目标过高、不切实际，他作为总理提出不同意见。也因此，他多次被批评。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决定撤销周总理兼任的财经小组组长职务，另行成立财经小组并由他人担任组长。周总理因此无法开展工作。但周总理是那种一刻也不能停下来的人，所以后来他身边的人凑钱买来一张简易的乒乓球台，让他没事时打打球。这既是锻炼身体，也是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帮他填补时间空白。我后来才知道其中原委，感到很难受。

“希望年轻一代像周总理那样，无私为人民奋斗”

澎湃新闻：您在书中提到，在为拍摄《百年恩来》做采访时，很多国际人士都对周总理表达了深深的敬仰之情。其中有没有哪个故事或细节让您印象最为深刻？在您看来，周总理处理外事的鲜明特点体现在哪些方面？

周尔均：我印象最深的是日本全日本航空公司原总裁冈崎嘉平太，他非常敬仰周总理的为人、气节和责任担当。我们拍《百年恩来》时，他已去世，他的夫人说，冈崎先生一生中最敬仰的人是周恩来，他生前一直怀揣周恩来的照片。她把这张照片随同冈崎先⽣的遗体一起火化了。她还说，冈崎先⽣去世时她并不过分难过，因为冈崎先⽣⼀⽣敬仰周恩来，他最终的愿望是到天国会⻅周恩来，这个愿望实现了。天国会⻅，这是值得高兴的事。

关于周总理在外事方面的特点，我觉得可以归结为五个字。第一是真，真就是求真务实，不空谈。第二是诚，诚恳待人，以诚换心。第三是细，细节周到，密不透风。第四是定，有定力，守原则，敢于斗争。第五是变，灵活变通，善解矛盾。

关于“细”“定”“变”，我举一个与田中角荣有关的例子。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等访华，周总理与他就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等问题进行了会谈。会谈整体比较好，田中角荣还道歉说，当初日本侵略中国，给中国造成很大损失。但他其中有一句说的是“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第二天，在同田中会谈时，周总理直言不讳指出，普通的事可以说“添麻烦”，而日本侵略中国，仅南京大屠杀就杀了三十多万人，这还能说只是“麻烦”吗？可见，周总理在外交上是有定力、守原则，敢于斗争的。

澎湃新闻：对于年轻一代，您最希望通过这本书传递的是什么？

周尔均：我想，是周总理的美好品德和伟大人格与精神内涵。如果用两个字来表示，就是“忘我”。只有“忘我”才能有爱、有情，有责任、有担当。我也希望我们的下一代都能像周总理那样，无私为人民奋斗，做一个高尚的人。

澎湃新闻：看到这些年国家发生巨大变化，社会高速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提升，您觉得这是否可以告慰已经逝世50周年的周总理？

周尔均：对，我觉得是这样。互联网上有句话说得特别好——这盛世如您所愿。我也觉得，今天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盛世的景象，应该是如周总理所愿的。

澎湃新闻记者 程婷